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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印象中,北宋与强邻辽国间的差异相当显著。前者骑兵实力较弱,只能以大量步兵驻守坚城抵御,后者则是一个与江河湖海绝缘的半游牧帝国。因此,双方虽然多次大规模碰撞,却从未爆发过水师交锋。

然而,只要仔细翻看宋辽两国的军制规章,就容易觉得上述描绘并不准确。甚至可能与直觉完全相反,意识到辽国可能连水师战力都压过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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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记录丢失 有关辽国的很多细节非常模糊

相比于其他朝代的官方记载,辽的钦定本历史直到元末才着手修订。此时距契丹亡国已过去218个春秋,根本没剩下多少原始档案供参考。而且主笔中有近半数为汉人士大夫,对早已衰微的契丹文几乎一窍不通。只能借助其内部汉官留下的部分内容,在较短时间内匆匆完成。由于仅印刷量太少,很快在乱世中遗失过半,直至明初才有所恢复。故而“忘却”掉很多非必要部分,且对不太重要的环节很不“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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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虽由元朝修订 但今人只能看到明清残本

正因如此,辽国的内陆属性被格外强化。世人往往只知放鹰走马的契丹贵族,却很难回忆起与之共享太平的奚部、渤海与幽燕汉儿。具体到军事领域,便是一支彻头彻尾的游牧武装,属于靠打谷草维系后勤的骑兵部队。丝毫不在意为之打下手的其他附庸步骑兵,掌握原始火药技术的工程兵分队,以及重要性更次的水师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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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印象中 辽国只以骑兵作战见长

不过,后人还是可以在清朝修订的《辽史拾遗》中寻觅到如下内容:辽中京宜州,有江南水军,号通吴军垒。

这段内容言简意赅,意思是契丹人至少在中都宜州有成建制水师力量。由于能最远渡海触及江南地区,连基地名号都带有“通吴”字样。若再考虑到城市附近有大凌河可直航渤海,那么该水师的装备必定包括出洋大海船。在后来象征女真崛起的金国灭辽战争中,位于鸭绿江边的开州与来远纷纷陷落,迫使大将耶律宁率部坐140艘船泛海而遁。可见仅辽东半岛的水师就不止一支,而且普遍具有不俗的规模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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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邻中都的辽西大凌河 曾是契丹人的水军基地之一

另一方面,辽国的西部边界毗邻黄河中游,自然免不了在军事行动中使用舰船。所以在被《辽史》收录的两次西夏远征中,都不约而同的出现水师身影。首先是在1046年,来自奚人王室家族的萧蒲奴率巨舰数十艘,守护一座横跨两岸的浮桥。尽管陆军同僚被党项人击败,还是死保对象免遭顺流而下的大木摧毁。两年后,皇帝又命耶律铎轸督造130艘楼船,配合陆军再次征伐西夏。不仅运送宝贵给养,还在同敌军的对攻中大捷而归。

可见辽国的内陆水师同样给力,否则也无法在水势凶猛的黄河中游绵亘数百里,并击溃早有防备的党项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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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水师的楼船完全不输于北宋

或许有读者觉得奇怪,这个靠游牧部落起家的帝国,如何掌握造船技艺、寻觅驾船能手?这就必须从辽国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来看!

由于多次扩张得手,辽国境内早已不再为契丹人所独占。譬如生活在幽云十六州的汉儿,以及分布在吉林、辽宁两地的渤海移民,都有一定的造船、航运经验。前者主要在水系众多的古代冀州活跃,后者更是有渡过日本海到东瀛的贸易传统。即便是居于苦寒之地的女真部族,亦有在黑龙江流域驾船的生活经验。而且辽军在南京幽州设有专门机构,负责招募、接纳和收编北宋投诚人员,其中必定有相关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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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境内有多个区域有造船传统

相比之下,看似坐拥广袤海岸线与大面积内河流域的宋朝,反而在水师赛道上表现很不出色。如果只看军队花名册,很容易将其误认为水军大国。毕竟,除豢养在开封金明池的都城舰队外,另有规模不小的地方厢军驻守沿海、沿江乃至某些紧要渡口。虽然单个分队的士兵有限,往往在300-3000人之间,但总数依旧相当可观。奈何成员多招募、发配自陕西等内陆州县,大部分人连最基本的游泳都不过关。而且肩负任务各不相同,空有水军名号而无驾船出征之实。或为沿岸府衙的治安力量,亦有可能是保障运河通畅的水利施工队,甚至被借调去参与官营作坊的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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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宋朝水师属于厢军序列 负责非战斗任务

作为补充手段,北宋中后期开始强化巡检司制度。通常是以某个重要港口为基地,各自征募300-500名熟悉水性、会驾船的本地人当兵。但分布范围相当有限,主要集中于苏北的连云港、浙东的宁波、闽越的福州与泉州,也包括珠江流域的广州。因为要巡弋范围广、部队规模不够等原因,只能确保驻地附近的水域安全,无暇顾及理论上的其余防区。所以在整个北宋时期,东南沿岸的海盗活动异常频繁,多到连朝廷都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巡检司也不会联合行动,更谈不上定期进行大规模演习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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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的海鳅船不能搭载多少士兵和装备

其次,北宋时代的水师舰船不如辽国规格。例如可被视为精干力量的巡检司,驾驶的不过是小型刀鱼船,以及稍大一些的海鳅船。虽然速度较快,足以在河流、近海间畅行,却无法搭载大量作战人员与武器装备。反观辽国方面,屡屡制造高耸、硕大的楼船战舰。其中的下层甲板可容纳划桨手与后勤物资,中层甲板可被用于运送骑兵马匹,上层甲板再部署重兵防御。双方若是在狭窄航道遭遇,体型占优的一方无疑握有胜算。当战场环境切换到沿海,则大船的稳定性优势仍旧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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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水师基本上以大型楼船为主要载具

何况辽国在军事机械领域不落下风,有专业部队制造复合弓、单兵弩、抛石机和火药助燃剂。虽称不上对北宋遥遥领先,也绝不至于在需要时拖后腿。由于楼船是一种非常合格的运载平台,完全可以将上述武器集成运用,而强调适航性的小海船就无此功能。若再考虑到古代海战免不了甲板上的短兵相接,那么能多运兵的一方无疑赢面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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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从未使用先进的泉州船作战

讽刺的是,北宋朝的船舶制造业,无论技术、规模和口碑方面都远超契丹。可惜,无论是以泉州为母港的阿拉伯风格海船,还是以扬州为母港的传统平底船,都不隶属于水师建制。前者多从属于归化番坊和市舶司,非极端状况下不会被征调来北方战场。后者完全服务于漕运单位,只以周而复始的运粮、带货为己任,非常不适于直接参战。只留下渔民、彩珠人和商贾的私人船只,连临时抱佛脚也较难有理想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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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水师所能征用的民船 大都偏小而不适合作战

这就怪不得北宋虽乐于航运经济发展,却为防备辽国而实施局部海禁。他们在与辽东隔海相望的山东半岛设立禁区,拒绝任何民间船舶出航或靠岸。同时部署有禁军编制的澄海水军弩手部队,配合巡检船队拒止对岸强敌。其成员里有大量来自吴越地区的健儿,还必须每年航行到附近的驰基岛展开演训。只不过在心态上缺乏自信,始终以谨防假想敌登岸为目标,从未筹划过主动出击的可能性。这也能从反面说明,当时人眼里的契丹水师根本不是什么弱鸡。更有可能是侧翼位置的心腹大患,完全有必要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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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一直在登州和莱州实施海禁

综上所述,任何稍有理智的人都能看出,北宋时期的水军可能真不如辽国厉害。

诚然,契丹从未重视航海和船舶发展,却能基于现实需要采取拿来主义。只不过满足于澶渊之盟签订后的经济利益与安全保障,才没有将该领域的微弱优势发扬光大,最后毁于老部下与老邻居的海上之盟组合。

倒是宋朝则是空有技术和经济面资源,却根本不能将之落实为确切战力,说到底也是安于得过且过的均衡现状。直至靖康之变发生,才迫于江淮、沿海的国防压力,逐步学会花大力气强化水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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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