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期间，战俘遣返一度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美方谎称朝中战俘“拒绝遣返”，要求实行所谓的“自由遣返”，实际目的是要用残暴手段扣留大批志愿军战俘。
为了揭穿美方的阴谋，谈判期间、《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两篇揭露所谓“自由遣返”战俘真相的文章《美国将军的供状》和《虎口余生》，反映了中朝战俘为反对美方迫害扣留而进行的坚决斗争，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重视。毛主席在读完文章后致电前方：这些报道揭露了美蒋特务利用所谓“自由遣返”战俘欺骗公众的种种事实，谈判代表团应利用这些事实，在谈判桌上，揭露美方强迫扣留我战俘的阴谋。
采写这两篇文章的记者之一后来做到了外交部副部长，他叫王殊、1924年10月生于江苏常熟。1946年4月参加工作后，一直从事编辑、记者类与文字相关的工作。24岁时，作为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记者，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上海的报道；他写的第一条新闻是我军围歼黄伯韬兵团取得全面胜利，成为当时淮海战役的重大新闻。朝鲜战争爆发后，王殊又被调到新华社驻志愿军总分社工作。
回国后不久，因为具有英语优势，王殊开始了驻国外记者的生涯，先后在亚、非、拉美、欧四大洲做长驻记者。他还是中国第一位单枪匹马闯非洲建新华社分社的人，打破了中非间的长期隔绝，并在我国同一些非洲国家的建交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1961年底，王殊奉命去拉丁美洲建立新华分社。他们到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几个月后，“加勒比海危机”爆发。那时，他在战壕里、海岸边日夜采访，向祖国报道了古巴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仅一个月、就发回130多篇报道。
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1969年末，既不懂德文，又不了解欧洲和德国的情况的王殊，“临时救场”，被派往西德波恩分社。他顶着从未有过的沉重压力，开始学德文，并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和调查研究。当时，总社和外交部给他出的两个调研题目：一是苏联的战略意图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另一个是中、西德两国关系如何发展。
显然，王殊要调研这两个问题，也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最终做出美苏两霸争夺的重点仍在欧洲，苏联战略向西、不是向东的结论；对于中国和西德关系，王殊通过实事求是地分析提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而不是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他“主张中国和联邦德国（西德）建立外交关系。”
他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见解是正确的。此后，王殊的身份从一名中国驻波恩的记者、变成与西德建交谈判的中方全权代表。1972年9月29日，中国和西德的代表草签了建交公报；接下来，王殊已从一位名记者转身成为高级外交官。
就在中国同联邦德国建交前后，王殊有两次机会，见到了毛主席。第一次是1972年7月24日，周总理陪他走入主席的书房，并向主席介绍说他在复旦大学上的学、学的是英文，长期在国外当记者；主席听后风趣地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
王殊当时非常激动，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为缓和王殊的情绪，主席请他抽烟；他接过烟仔细端详，发现是一支特制的尼古丁含量极低的小雪茄烟，他没有抽，而是把它放在身边的小茶几上，准备带回家做个纪念。没想到，接见结束后，那支烟不见了，后来得知是被坐在身旁的乔冠华顺手牵羊给抽了。
那一次，毛主席洋洋洒洒和他们纵论国内外大事3个多小时后，总理又在小会客室和大家谈了很久。总理还把经主席批准的外交部关于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给大家看，王殊在报告上看到一条总理批的建议：请主席考虑，如果有时间，接见王殊一次……
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在3年后的1975年10月30日，他回国参加接待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的接待活动，毛主席会见施密特时、他在场参加了。
从1976年12月起，王殊担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1978年5月，出任外交部副部长；1980至1986年，他被任命为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兼任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代表。结束驻外使命后，他回国担任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2020年9月25日，王殊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值其忌日，愿老人家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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