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后问斩”，是汉代伊始历代沿用的“刑制”，至明清更为规制清晰。但是，并非所有“问斩”之罪，都需等到“秋后”。
《清史稿.刑法志二》曰：“自汉以来，有秋后决囚之制。《唐律》除犯恶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杀主者，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明弘治十年奏定，真犯死罪决不待时者，凌迟十二条、斩三十七条、绞十二条。真犯死罪秋后处决者，斩一百条、绞八十六条。顺治初定律，乃于各条内分晰注明，凡律不注监候者，皆立决也。凡例不言立决者，皆监后也。自此，京外死罪多决于秋朝审，遂为一代之大典”。
说得很清楚了。
“秋后问斩”自汉代始。其实，汉袭秦制。汉代的绝大部分制度规章，皆来自秦代。只是，秦之国祚太短，从汉开始，其“严刑酷法”又饱受诟病。不断有新的秦代文献出土证明，当时的律条蛮“人性化”。
这个可以不去管，问题在于，何以汉代确立了“秋后问斩”的规矩。究其原因，大致可归为两个——
第一，古人认为，“秋”是万物萧杀的季节，此时“问斩”，符合“顺天应时”之“天道”。
《汉书.律历志上》说，统一了律和度量衡，可使天下远近一致而使百姓有所凭信。统一的标准，就是“顺乎天而应乎人”，这就是“天人之道”。
《律历志》讲到秋天时说，“夷则”之则，就是法，是阳气端正法度而使阴气去损伤那些应当伤害的物质。宫位于申位，在七月。“南吕”之南，就是任，是阴气帮助损害那些生成的万物。宫位于酉位，在八月。“无射”之射，就是厌，是阳气穷究物质而使阴气全部使其剥落，完了以后再开始，没有满足和穷尽。宫位于戌位，在九月。
班固这段话，基本来自司马迁《史记》。但说七、八、九三个月是秋天的含义很明确。“秋”，古人认为指“西方”；从“五行说”来讲，属于“金”。
《汉书.五行志上》云：“金，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
古人上述源自观象授时的“四方”“四时”理念以及“阴阳五行”转圜学说，应该是“秋后问斩”的哲学依据。
还值得关注的是，上面所说的七月“夷则”之“夷”，有“伤害”之义，还有“陈尸”之义，亦有“诛灭”之义。
第二，从汉代开始，朝廷为了减少“冤假错案”，逐渐建立了一套“问斩”的审核程序。
中国自古以来的文献历史，基本包含在“二十四史”里。排在第一的《史记》，没有专门讲古代“刑罚”的“章节”。《汉书》，是首个在“志”里辟《刑法志》的史籍。
此后，《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皆有《刑法志》或《刑志》。
纵览后不难发现，后面的八朝九《志》，大致沿袭《汉书.刑法志》主旨，只是在“刑条” 具体规定和律令增删修补上有变化。
说《汉书.刑法志》开中国古代“刑法史”理论和实践记载之先河，不为过。
《刑法志》说，《尚书》记载，“天按等级赏赐有礼之人”，“天讨伐有罪之人”。所以圣人按照“天道”依次制定了吉、凶、兵、军、嘉五礼；依照上天的讨伐原则制定了五刑。大刑用甲兵，稍轻一点的用斧钺；中刑用刀锯，稍轻一点的用钻凿；小刑用鞭扑。大的刑罚要陈尸平原和旷野，小的刑罚要到街市和朝廷示众，这种情形由来十分久远了。
接着，班固从黄帝说到“三代”；又从春秋战国说到秦始皇。重点讲的，是汉代。
班固说，汉高祖刚进入关中，就约法三章。后来相国萧何采集秦朝律令制定了“九章”法律。到孝武帝时，法纲逐渐峻密。法令一共有三百五十九条，死刑有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件细节，死罪的判决和旧例相比较为一万三干四百七十二条。文件充满几案书架，官员们想看全了都很困难。于是从宣帝开始，专门选派了人任“廷尉”和“廷平”，秋季的第三个月在朝廷上审核案件议罪。元帝、成帝和文帝时期，这一办法不断完善，遵循《周官》所言“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的审案办法，以便减少错杀误杀。这就使从昭帝开始的六代皇帝二百多年间，将判处死刑的，减少到一年每一千多人中只有一个。
班固抱怨说，他生活的那个时候，每年郡国中遭受刑罚而死的人有一万多，其中不少人都受冤而死。
班固是东汉初年人。不管怎么说，《后汉书》中，没有《刑法志》。
实际上，《汉书.刑法志》的刑法思想其来有自。众多学者认为，《尚书.吕刑》是中国古代最早系统论述刑法理论的典籍，奠定了中国数千年刑法实践的基础。因已超出本题目范围，不遑赘述。
明代，确立了明确的死罪朝审制度，嘉靖年间推广至全国。
清代，自顺治十五年，即1658年，在明代朝审制度基础上，制定了“秋审”制度。“秋审”，又称“秋谳”。
这个制度要求，各省于每年四月对省内判处死刑尚未执行的案犯，再行审议，然后分为“情实”、“缓决”、“可矜”、“可疑”四类，报送刑部。八月，由刑部会同大理寺等，对上述原判死刑的四类案件集中审核，提出意见，最后奏请皇帝裁决。雍正年间，又增加了“留养承祀”一类，即家中有老人需要抚养的案犯，可视情节酌情按此条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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