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彦波的争议

耿彦波曾被认为是《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书记的原型，他在灵石县、在大同市所做出的成绩也仍在被老百姓称颂，从很多方面来说，耿彦波都是一个好市长、一个好官，但在另外一方面，他的所作所为也受到过很多争议，尤其是他堪称“超前”的文旅、文保理念。

人民的心里有一杆秤

都说一个官好不好，人民的心里有一杆秤，那这杆秤如果放在耿彦波那里，人民肯定会说，他是一个好官，尽管在一开始的时候人民根本无法理解耿彦波的选择。

耿彦波出身贫寒，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走出山村，而后从和顺县委通讯组开始，一步一步升职，正式走上了政治道路。

他第一次掀起的巨大波澜是发生在灵石县的，1995年，耿彦波上任灵石县县长，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他下令用5000万元来修缮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是当地历史上的一个巨富所建，占地面积相当于1.6个北京故宫，要修缮王家大院的工程量和工程难度可想而知，而更重要的是，当时灵石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只有1亿元。

此事很快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巨大反弹，人们纷纷指责耿彦波掏钱去保护一堆“破铜烂铁”，甚至在耿彦波离任的时候，还有百姓送花圈“欢送”他。

当时，或许灵石县只有耿彦波知道，王家大院对于灵石县的旅游业有多么重要，只不过这一切在耿彦波离任之后才真正展露。

当王家大院开放旅游之后，每年都能吸引大量游客，为灵石县创造3000万元的旅游收入，成为了县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而到了这个时候，灵石县的百姓才想起耿彦波的好。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大同。大同是历史文化名城，但在耿彦波就任大同市市长时，却主要依靠煤矿发展经济，而且城区的情况十分糟糕：整个古城被垃圾包围，小巷也残破不堪，四处都是棚户区，人民的生活也充满了困难。

为此，耿彦波经过实地考察，提出了“一轴双城”的规划，将大同按御河划分为双城，一边打造历史文化名城，一边打造现代园林城市，彻底改变大同的面貌。

这个想法是惊人的，花费同样也是，耿彦波表示要拿出500亿元来彻底改造大同，可当时的大同一财政收入也不过100亿，钱从哪里来呢？

最终，耿彦波决定争取中央和省里支持50亿元，贷款100亿元，政府自筹100亿元，剩余的资金则依靠“经营城市”筹集。在当时，这同样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但是在耿彦波的强势推动之下，大同大规模的拆迁造城行动开始了。

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争议，但没有发生过群体性事件，因为耿彦波在拆迁、重建的过程中，相当重视保护老百姓的利益，还经常在现场办公、听取群众意见。与此同时，耿彦波也十分注重工程质量，对于豆腐渣工程绝不容忍。

当地百姓看到城市的环境面貌改变了、空气质量改善了，自己的居住环境也得到了提高，当然也能够理解其间带来的不便。

而且，大同的经济发展也因旅游业加速了，数据统计显示，大同市2018年的旅游收入就增加到了617亿余元，占到了大同当年GDP总量的48.7%。

经济的发展，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因而他们更加感激这个关心百姓利益的市长，在耿彦波调任太原时，当地百姓十分不舍，还请愿希望耿彦波能够留在大同继续干。

因而，耿彦波毫无疑问地是一个好官，是一个受百姓爱戴的市长，但这似乎也无法真正掩盖耿彦波大拆大建所带来的争议。

大拆大建引发的争议

耿彦波在大同任上5年，为大同带来的巨变是有目共睹的，大同人民的感激也是真的，但与此同时，他也在任上花掉了其他人50年才会花掉的钱。

在百姓感激耿彦波的同时，不少当地官员其实对耿彦波“颇有微词”。因为耿彦波离开了大同，而他们却得在大同继续干，而耿彦波离开时给他们留下的是无数待完成的工程，和超过200亿元的负债。

数据显示，到2016年时，大同市的财政欠款已经达到了287亿元，远超山西其他城市，而这与耿彦波的“大手大脚”不无关系。

公开资料显示，在耿彦波任职期间，大同市每年都要投入超过100亿元来进行城市建设，可在此之前，大同市每年只投入1亿元在这一方面，其中100倍的差距，花在哪里了呢？

请国内外知名的建筑师设计并修建大同博物馆、大同艺术馆等公共设施，花费了40亿元；引黄河水将已经干涸的文瀛湖重建为比西湖更大的琥珀，耗资4000万元；将只剩下一截城墙的代王府全部重建完成耗资4.4亿元……

此外，大同市的古城修复和重建工程、交通建设费用总计花费超过1000亿元，这与耿彦波也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据称，原本耿彦波还计划恢复环绕着大同古城的“护城河”，恢复古城“水上行舟”的景象，但由于工程难度和耗资实在巨大，耿彦波才不得不放弃。

在耿彦波离任之后，其中不少工程都因为资金问题不得不搁置，超过120个建设项目甚至被直接叫停，大同市人民一度在半拆半建的城市里生活了好几年，这也令当地官员十分头疼。

直到2015年8月，张吉福调任大同市委书记时，才排除万难继续将古城修复重建的工作进行下去，2016年3月，大同市中心最为醒目的“烂尾工程”——大同古城西城墙终于合龙，算是了却了当地的一桩心事。

耿彦波的“专断”也一度引起争议，一些工作人员表示，耿彦波确实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好市长，也相当负责，但是他也并不是在任何方面都是专业的，可哪怕在他人的专业领域，耿彦波也不允许有不同意见，一旦提出意见，耿彦波就会说“不能干就换人”。

但从整体上来看，拆迁、重建的结果是好的，人民也是满意的，即使过程有争议，但我们这并不会影响耿彦波为大同市做出的贡献。而真正引起巨大的争议的，其实是耿彦波对文物“拆旧造新”的理念。

被点名批评的大同

真正让耿彦波引起争议的是2019年中央下发的一份“通报”，当时耿彦波已经隐退，而距离大同古城的改造也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中央通报点名批评大同等多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遗存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其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了严重影响，并且通报还要求这些城市限期整改，否则就可能被取消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

对于大同而言，问题就出在耿彦波在任期间的对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大拆大建，拆真建假。

在大同古城的重建过程中，许多真正的历史建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重新规划设计的新楼。

而有历史专家表示，古城里许多新建的房屋并不是大同雁北地区的房屋样式，而是仿照晋南榆次房屋类型所建的房屋。虽然重建改善了大同破烂的环境，却破坏了大同的历史风貌。

对于历史文物专家而言，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修旧如旧”，具体来说，就是保护那些已经被破坏的文物古迹，让它们不要再破败下去，而不是重建一个新的、再做旧，并将其“伪装”成为文物。

例如，耿彦波要求将大同的古城墙全部包进新城墙里，就引起了文物专家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修复古城墙，一般是在原墙体的基础上包一面进行加固，原本的古城墙还是要暴露在外面的。

可耿彦波却反驳称，现在修建新城墙，在几百年后一样是文物。在耿彦波的强力推动下，城墙建设还是按照他的想法推进，这也让耿彦波被冠上了“文物造假”的名号。

当然，很多人也反对文物专家的这种想法。例如，他们认为原本大同许多古城墙只剩下破败的“土垛子”，不拆了建假的，根本没法发展旅游业，也没法改善大同破败的城市样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何平衡城市发展和文物保护，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话题，耿彦波确实想为百姓做实事，但或许他的步伐迈得太大了一些。

同样的争议其实也发生在太原。太原的太山龙泉寺同样是在耿彦波的主持下修复的，可实际上，修复的重点并不在龙泉寺原址，而是在附近新修了一组占地40亩的景区，复建了唐舍利塔、东坪新寺、望都阁等建筑，与龙泉寺组成了一个全新的景区。

而对此，龙泉寺的相关人员却十分不解。一方面，耿彦波经常来现场办公，工程质量确实得到了保障，但他也经常提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要求。

例如，耿彦波曾要求龙泉寺将庙里的窗户改成绿色，发现庙里没改，他就大发雷霆。可实际上，龙泉寺是明清建筑，其建筑主体保留得也十分完整，庙里从来没有绿色的窗户，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耿彦波非要将窗户换个颜色。

而另外一方面，距离龙泉寺几百米远的东坪完全是新建的建筑，龙泉寺的相关人员认为那根本就不存在文物保护一说。而且，龙泉寺本就是依山傍水建设的、规模不大，耿彦波却非要扩大建设，说是恢复它的“盛唐气象”，也令他们十分不解。

此外，修复后景区的过度商业化运营也引起了龙泉寺方面的不满，他们希望龙泉寺保有清净的风貌和自然的山水风光，而不是一堆“卖小吃的小摊”。从这一角度来看，似乎也并非是人人都对耿彦波满意，只不过，即使有争议，我们也不能抹杀他的功绩。

耿彦波为百姓所谋取的福利是真实的、为经济发展带来的助力的也是如假包换的，他确实值得受人爱戴——尽管大同如今仍在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整改，开始对各种保护性建筑进行抢救性保护修缮，而不是直接“拆旧建新”。

毕竟，大同今天的发展，离不开耿彦波当年的魄力，只不过在文物保护方面，或许我们还有一条更好的路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