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秋，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四大野战军正在各战略方向上“宜将剩勇歼穷寇”，9月7日，在南京的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在西安的“西北军区”贺龙司令员，分别接到了军委急电，要求他们克日赶回北平，此时前方战事仍然不断，为何要急调两位司令员入京呢？

公开的缘由，是邀请两位司令员参加开国大典，共同见证新中国的诞生，然而两位老帅其实心中有数：此行绝不仅仅是观礼那么简单，毛主席紧急召回他们的重要原因，是要当面研究和部署“西南战役”。

五天以后，就在两位司令员动身之际，毛主席复电批准了第二野战军提交的《川黔作战计划》，同时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接到指示后，二野主力遵令而动，陈锡联第三兵团自南京对岸的浦口登车，到达汉口后，改向常德秘密进军；

杨勇第五兵团自江西上饶登车，到达樟树后，秘密开往湘潭、邵阳等地区，部队完成集结的目标均为湘西方向。

在二野奉命经略大西南之际，盘踞在西南地区的敌人数量仍很庞大，包括胡宗南、宋希濂、孙元良、何绍周等黄埔一期生率领的中央军各部，以及川军和滇军等军阀部队，杂七杂八接近90万人马！

而第二野战军当时能够动用的兵力，只有两个兵团20余万人（陈赓第四兵团已确定配属四野指挥），加上配合作战的中原军区地方部队，亦不过30万人，只有敌人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左右，力量对比实在过于悬殊。

因此必须给二野加强一定的军事力量，以便顺利解放大西南，根据军委的命令，第一、第四野战军须就近调用有力部队，配属二野遂行作战：

包括在川北监视胡宗南所部的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以第7军、第19军一部；第四野战军留驻鄂西川东的第42军、第47军、第50军，从而使二野统一指挥下的兵力达到了60万人左右。

此前的7月间，华东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已经因病先期回到北京进行疗养和休息，于是当刘伯承、贺龙赶回北平后，刘、邓、贺三位首长终于齐聚一堂，会商进军西南的事宜。

01、贺龙的职务变化

众所周知，刘伯承是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而贺老总的时任职务，则是“西北军区司令员”（不兼政委）。

注意这是一级军区，理论上说，它应该是我军在西北地区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因为在行政上，大军区亦是野战军的上级单位。

解放战争中期，为了保证军事指挥的“一元化领导”，各大军区司令员和野战军司令员，基本是由某帅“一肩挑”的。

比如刘伯承担任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担任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林总担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司令员。

唯独西北战场的情况比较特殊，之前撰文说明过，自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以后，彭老总临危受命，开始指挥西北我军的作战，先后兼任（注意是兼任）西北野战兵团、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员，而此时并无西北军区的建制。

而西野部队的主要来源，却又是贺龙担任司令员的“晋绥军区”所属，晋绥军区前前后后调出四个纵队，开赴陕北交由彭总指挥，因此在西北战场上，逐渐形成了彭老总在前方领兵作战、贺老总在后方统筹支前的格局。

至1947年7月，为统一领导西北地区的武装建设和后方工作，晋绥军区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次年春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贺龙继续担任军区司令员。

1949年2月1日，根据军委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再正式改称“西北军区”，仍以贺龙为司令员；与此同时，西北野战军也改称“第一野战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

于是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出现了大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并未“一肩挑”的特殊情况，而兼任野战军司令员的彭老总，又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解放军副总司令，党内和军内职务都要高于贺老总，在行政关系上实在有些尴尬。

要知道，渡江战役胜利之后，敌人已陷入总崩溃状态，解放战争进入到战略追歼阶段，各野战军一边要指挥正规作战，一边还有保卫和巩固新解放区的任务，“野司”和大军区机关的合并势在必行，比如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在南下过程中，曾先后兼“华中军区”、“中南军区”。

1949年6月间，第三野战军机关也与“华东军区”机关实现合并，以统一指挥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宁沪杭解放以后，第二野战军则受领了解放大西南的任务，未来也要组建“西南军区”；那么很显然，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的合并也势在必行。

贺老总当时的主要职务为：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安市军管会主任，如此在一野和西北军区的合并过程中，彭德怀、贺龙两位老帅的具体工作安排，就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军委对此是早有考虑的，那就是在一野主力挺进大西北的同时，还需以一部兵力监视和钳制胡宗南集团，如此当二野正式发起西南战役时，这部兵力可顺势杀入川北，对成都平原形成夹击之势，而这支部队的领军人，酝酿的人选便是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

02、贺龙奉命率部入川

胡宗南残部仍有10余万人，盘踞在秦岭一线，该敌既可以拱卫川北，阻止我军直出成都平原，又威胁着关中的新解放区。

因此彭总率一野主力在西进之前，留下了第7军、第19军一部，负责监视胡部同时警备关中地区。

此时的贺老总，正为西北广大地区的解放做准备工作，一边筹集野战军所需的新兵和粮草，一边培训大批干部准备做接收工作，先后筹建了西北军政大学、西北人民工业学校等，

1949年4月间，在西柏坡参加完会议的贺龙，还特地前往东北学习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相关经验，工作重心转为城市接管，岂料就在1949年5月23日，军委发来了新的指示电，决定贺龙将重返战场：

“一野（四个兵团35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四川、贵州、西康三省”。

这封电文包含三层意思：首先是兰州解放后，第一野战军将兵分两路，其中一路确定由贺龙统率；

其次是贺龙将率这一路人马挺进四川，离开西北战场；最后是贺龙将与刘、邓首长合作，共同担负解放和经略大西南的任务。

西北解放战争的前两年，贺老总把120师系统的野战部队，基本交给彭老总指挥，自己甘愿做一个“后勤司令员”，其表现得高风亮节令人钦佩，但是将军不能策马疆场，毕竟是军旅憾事，某种意义上，军委安排贺龙率兵入川，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另外就是，贺龙虽然是湖南桑植人，但早年曾经担任川军混成旅长和师长，不仅对四川较为熟悉，跟当地军政各界人士也多有旧交，而刘、邓首长又都是四川人，“三龙入川”的人事布局，有利于迅速解放和稳定四川。

至1949年7月16日，军委在确定二野进军西南大的方略之后，再次给彭、贺两位老总发来电报，进一步说明解放大西南的战略布局，以及新组建的西南局人事安排，可谓是未雨繆绸：

“刘邓55万人，除陈赓所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

兰州战役结束后，周士第奉命率第十八兵团于8月底回师，开始对胡宗南的秦岭防线，不断实施徉攻，以掩护二野在湘西地区的秘密集结。

敌人因此产生严重误判，认定我军将从陕南、川北攻入四川，而其中“贺龙领军”的威名，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事得品。

因此，军委如此安排可谓是一举三得，既解决了西北军区和一野的合并问题，也给了贺老总带兵杀敌的机会，同时还给敌人造成了严重的错觉：二野杀入川东时，敌营毫无防备一片混乱。

03、贺龙出任西南军区司令员

于是有了开篇的一幕，为了筹划好三大野战军部队的联合作战，以及西南地区的城市接管细节，军委趁二野主力整补和进军之际，电示刘伯承、贺龙赶回北平，共商解放西南之大计。

1949年的10月1日，共有六位未来的元帅，出现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朱德、陈毅、贺龙、刘伯承、罗荣桓、聂荣臻，其中前五位登上了观礼台，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则担任阅兵总指挥。

庆祝活动告一段落后，10月10日，毛主席在香山主持召开了解决西南问题的会议，经过研究正式决定，贺龙率第十八兵团、第7军、第19军一部共十四个师的兵力，由陕入川，配合二野主力、四野一部，遂行解放大西南的战略重任。

会后通报给彭老总的电文是：“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至此，西南解放后党、政、军的领导人全部确定。

会议还决定抽调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王维舟、参谋长张经武同志等到西南工作，随调干部1731人、战士和职工7807人。

也就是说，贺龙转任西南可不是单枪匹马，而是率领着西北军区机关的一部和十余万大军。

贺龙离京赶往川北前线后，1949年11月30日，西北军区所余机关人员，正式与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合并，改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领导机关，彭德怀出任司令员，下辖四个兵团（含起义部队第22兵团）和五个二级军区。

南战役胜利的速度，则大大出人意料，至1950年初，在仅仅两个月的作战中，90万敌军中有40余万被消灭、40余万起义和投诚，堪称传檄而定，贺龙与刘邓首长顺利实现会师。

1950年2月9日，由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与率领西北军区机关一部合编，在重庆正式挂牌成立了西南军区，以贺龙任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陈赓、周士第、李达任副司令员，下辖四个兵团和六个二级军区。

读者应该注意到，在军区首长名单中，唯独不见了二野司令员刘伯承的身影，因为他担任的职务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是解放初期代行政府职能的机构，另以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为副主席。

04、刘伯承请辞总参谋长

为什么不以刘伯承兼任军区司令员呢？实际上，军委在确定贺龙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之前，就已准备调刘帅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因为前二任总长彭德怀、叶剑英远在西北和华南。

然而刘伯承回京时婉拒了这一任命，他深情地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总参谋长都当了四次了，总也没参谋好，还是不当总参谋长了，去办军校，搞教育，当教书匠吧”！

确实，刘帅一直倡导“治军必先治校”，早年就曾多次担任过红军军校的校长。

解放战争期间，即便是戎马倥偬之中，刘帅仍然兼任着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的校长，因此他的最大愿望，是在没有大仗可打以后，去组建人民军队的最高学府。

军委同意了他的请求，拟成立人民解放军的“陆军大学”，以刘伯承为校长，不过在西南完全砥定之前，刘帅仍需利用自己在四川各界的威望，担任军政委员会的主席职务，同时协助贺、邓首长的军事指挥工作。

毛主席对此评价道：“生不愿称王，死不愿封万户侯，伯承是共产党人的楷模”！

所以，贺龙出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也实现了刘帅办学的愿望，毕竟西南广大地区初定，总得有老帅坐镇才行，这就是“一举四得”的由来。

在刘帅没有正式调离之前，鉴于刘、邓、贺的职务，在党政军各系统存有交叉的情况，1950年6月，邓公在西南局会议上，对首长排名问题专门提出：“伯承同志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应该排第一”。

贺龙当即表示赞同，于是会议正式通过决定，以后在报纸上公布首长排名的次序为：刘、贺、邓、张（际春），可见邓、贺两位首长对刘帅的极大尊重。

1950年10月27日，刘伯承离开重庆回京，主持筹建解放军陆军大学。

1951年1月15日，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我军最高学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刘伯承出任校长兼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