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脚下的土地紧紧相连，一如乌克兰人民

对许多乌克兰人来说，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可能是 "不问不管 "的话题之一：那块土地被归纳为遥远的 "近东"地区，并一开始就在打仗。同时，以色列往往被视为乌克兰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的榜样。怀着挑战这种刻板印象的目的，我们决定与巴勒斯坦研究员达娜·埃尔·库尔德（Dana El Kurd）进行对话。她是政治学研究人员，也是里士满大学的助理教授。达娜研究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她关心的主题包括专制主义和国际干预，巴勒斯坦是她研究的焦点。达娜在耶路撒冷出生和长大，后来移民到美国。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在1967年后被以色列直接占领，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中，至今已有 50 多年。历史上巴勒斯坦的其他地区被以色列直接控制的时间甚至更长。在约旦河西岸，随着犹太人定居点的不断扩大，我们可以说殖民化程度水涨船高。人们活动的自由减少了，言论自由也受到限制。由于大量土地被掠夺，可供巴勒斯坦人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显然，更糟糕的是，以色列占领军还展开了严厉的军事镇压。这就是约旦河西岸的大致情况。

举着巴勒斯坦国旗的孩子们

在加沙地带，虽然以色列没有驻扎陆上军队，但他们构建了完全的封锁网。因此，根据国际法，加沙地带仍被视为被占领区：空中、海上和陆地都被堵死，水路过境点也都被关停。当地人只能出海五到七英里，即使这样，渔民也经常遭到袭击。并且，空袭仍在继续——加沙受到的暴力和攻击是周期性的。这就是被占领土的状况。

东耶路撒冷也被占领，但那里人们的生活方式略有不同。东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互动更多，这带来了压力。与此同时，东耶路撒冷的居民拥有以色列政府授予的某种所谓的城市居住权——与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的居民相比，他们确实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可以在巴勒斯坦的不同地区自由来往。但同时，他们也沦为囚犯，因为如果不放弃居住权，他们就无法离开。因此，这种居住权绝对不是永久性的，我的家人遭遇了这一切。

耶路撒冷在经济上也是困难重重。巴勒斯坦居民的税率很高，但得到的服务却很少。他们的教育和文化机构受到攻击，许多已经关闭。这种情况导致许多巴勒斯坦人试图通过到国外求学和就业来改善他们的机会。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他在日本攻读研究生，然后试图找一份自己领域内的工作。他在家乡无处谋生，于是在美国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我们把所有的闲钱花在维持耶路撒冷居住权上，以期常回家乡，但以色列政府拒绝了续签，收回了我们的居住证。你能想象吗？你没有权利生活在你出生、你的祖先出生并世代居住的城市，不得不为了改善生活而离开。以色列国会利用所有能找到的借口将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赶出去。

在书中，你对奥斯陆协定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指责其独裁、极端化和解除巴勒斯坦人的动员。能简要解释一下这一点吗？

从根本上说，我想探讨的是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作用，它是奥斯陆协定签署后局势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我特别指的是我们在巴勒斯坦社会中看到的极端化的状况，以及巴勒斯坦人在大规模群众运动方面的去动员化，这与我们过去在巴勒斯坦曾经有过的群众抗议运动不同。我之所以把这两件事（尤其是国际干预和美国的影响）与极端化和去动员化等结果联系起来，是因为奥斯陆协定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某些政治精英和领导人获得了权力，并与他们的选民隔绝开来。巴勒斯坦领导层，尤其是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首任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被排挤出领导层之后，新出现的领导层并不在乎他们对巴勒斯坦人该承担的责任。他们基本上从美国人那里认识到，如果他们按美国人想要的游戏玩，就能保住自己的位置，继续在这个奇怪的和平进程中担任领导人，而这个和平进程永远不会结束，也不会为巴勒斯坦人带来任何有形的积极变化。

概括地说，我在书中指出，这种对治理的国际干预导致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政治领导层完全与世隔绝，而且日益专制。这使巴勒斯坦人走向极端，特别是在选举之后，美国人鼓励某些政党推翻选举，不支持民主问责制。

所有这一切导致巴勒斯坦人内斗加剧，无法合作。然后，由于这种政治分裂，再加上巴勒斯坦人在地理上的分裂，他们也无法协调起来，共同参与这些抗议运动，而这些运动在过去曾有效地挑战过以色列的权威。

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法塔赫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奥斯陆签署协议

法塔赫已成功收编了巴勒斯坦左翼的大部分力量，但它腐败而专制，而与之对立的哈马斯则是伊斯兰主义者。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在哪里？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们不能按照你和你的读者可能理解的方式将法塔赫描述为左派，但他们是一个世俗民族主义运动。他们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中的主导政党，而PLO是一个伞形组织，历史上曾包含许多不同的巴勒斯坦政党。但法塔赫绝对是主导政党。从历史上看，他们拥有最多的社会支持和合法性。

法塔赫是巴解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政党。随后，来自该党的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签署了奥斯陆协定。随后，巴解组织基本上停止了运作。法塔赫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和平进程中，投入到建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目前这种半治理状态中。这使得巴解组织——它在历史上确实为巴勒斯坦人取得了成果——有点枯萎。

法塔赫曾经是、现在仍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主宰，它非常腐败和专制。而 "传统的 "巴勒斯坦左翼——如巴勒斯坦共产党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就其影响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最近的立场颇具阵营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色彩。他们也没有获得很多社会支持或合法性。

巴解组织之外还有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它们都是伊斯兰主义者，而且非常专制——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针对加沙地带的管理方面。

要问我是否看到了摆脱困境的出路？我认为，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已经厌倦了两大阵营，厌倦了两极分化。很显然，这只会导致分裂，直到我们要么重组巴解组织，要么绕过巴解组织，创造不同的替代方案——围绕传统结构展开的各种政党或类似的团体。除了这两种选择，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出路。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十分艰难。这并不是要剥夺巴勒斯坦人的自主权，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设计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干预的影响造成了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极端化的程度。

巴勒斯坦局势一直在恶化，镇压变得愈发残酷，巴勒斯坦方面的反对派也越来越多。你能告诉我们更多的原因以及这可能导致的后果吗？

我认为，我们可以找出几个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以色列的镇压越来越严重，以及我们在激进化方面看到的那种反弹效应。

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追溯到奥斯陆协定。这并不是我在说什么阴谋论，以色列方面签署奥斯陆协定的代表，也就是当时的总理伊扎克-拉宾，站在以色列议会面前说了类似这样的话：“我们不会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国家。”在奥斯陆协定中，他们并不打算真正达成两国和解的解决方案。这种停滞不前的现状一直持续着，只是以色列方面做出了某些改变。因此，出现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原因是，奥斯陆协定自 1994 年以来一直存在，但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情况只会变得更糟。巴勒斯坦人并没有更接近于实现任何形式的自决或拥有主权。我们有几代巴勒斯坦人只知道这种停滞不前的状况，引发了人们的怨声载道。奥斯陆协定还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被排除在民主问责和变革之外。因此，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年轻的巴勒斯坦人会想，“我们甚至没有通过一条通过内部政治改善自身的途径”。这也是巴勒斯坦人更加沮丧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以色列方面的变化：以色列政治正在走向右翼。巴勒斯坦人总是和我争论这个，因为他们觉得以色列人之间没有区别，但我不这么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多年的执政和他的腐败，以及他对非常外向的极端分子的授权——这也造成了以色列政府中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加强压迫以完成任务的大有人在。他们一直在讨论种族清洗之类的问题。由于奥斯陆协定——美国倾其所有支持该协定——他们甚至完全不受惩罚。没有人追究他们的责任，美国当然也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有时我们会听到拜登政府说：“哦，你知道，我们很关注的。”但除此之外，以色列政府安然无恙，我行我素。

这两个原因导致了我们现在的局面。在巴勒斯坦方面，我们有一个腐败和停滞不前的政治局势，我们的年轻人，可能汲取着长辈的经验，试图再次进行非暴力抗议——但却颗粒无收。因此，很多人加入了新涌现的武装组织。他们基本上是在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最终目标。我们没有任何长远的计划。”但仍然愿意献出生命，继续以武装的方式进行抵抗，尽管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完全处于劣势。他们知道自己的死亡迫在眉睫，但他们宁愿这样做，也不愿参与任何其他政治进程，因为其他一切都对他们关上了大门。

我们确实看到以色列加紧镇压之后，纳布卢斯和杰宁等地兴起了更多武装团体，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模仿者，他们都是新成立的，不隶属于巴勒斯坦已有的任何政党或政治运动。他们的成员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派别。有左翼分子，有伊斯兰主义者，还有各种各样的人——这些组织为他们提供了抵抗的途径。尽管考虑到以色列压迫和监视的程度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他们并不能真正抵抗些什么。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我认为这会导致暴力不断升级。然后，如果以色列现政府试图进行大规模暴力或种族清洗，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认为这并非不可能。

哈马斯运动成员

你谈到了新一代的活动家。你对他们感到乐观吗？

我对部分情况感到乐观。参与宣传活动的积极分子更加一致地指出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不回避解决以色列的结构问题，而不仅仅是其政策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我也非常看好这种对巴勒斯坦身份的重新认同。因为，大量巴勒斯坦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失去相互的认同感。但是，我们有这些组织，尤其是在西方话语背景下，他们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民族身份和民族运动的认同。这带来了很大希望。

我非常担心的一些事情是，我认为巴勒斯坦活动家并没有充分吸取过去的教训，比如如何避免内讧、如何有效地相互协调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认为他们被困在如何看待巴勒斯坦在世界上的角色，或如何在这种团结中与他方建立联系之类的问题当中。我看到很多最活跃的人以一种 "反帝国主义白痴 "的方式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理解这场冲突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不仅仅是一场反殖民斗争，也是一场反独裁斗争。在巴勒斯坦激进主义空间内，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是非常陈旧和停滞不前的，就好像冷战从未结束一样。除了内讧，这是我所担心的。

在大约五年前出版的一本书的一章中，你认为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主要是工人阶级的，而中产阶级则是被动的，或者是试图在制度框架内取得一些成果。从那时起有什么变化吗？阶级在这里是否真的起作用，还是人们生活在直接占领下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统治下更重要？

我认为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的第一个答案是——我认为阶级仍然超级重要。当我们讨论谁参与其中，尤其是参与武装冲突时，阶级是一个被忽视的因素。阶级因素其实显而易见。我们从来看不到很多中产阶级或中上层阶级的人参与武装冲突。武装抵抗来自杰宁难民营、来自纳布卢斯老城，穷困潦倒的地区。这些社区正在为武装抵抗推波助澜。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因素。

但我写那本书的时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还没有完全失去其合法性。当时，根据我收集到的数据，抗议的人主要在农村，大部分是农民和工人阶级。现在，鉴于许多不同类型的人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我确实认为有更多的中产阶级已经开始参与抗议活动。然后，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社区，抗议活动和组织的领导者肯定是中产阶级。但是可以说，对于那些生活在直接占领下或处于摩擦中心点周围的人来说，阶级维度可能不那么重要。

长期以来，生活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更直接控制下的人们较少发动动员，大体上是因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民间事务的参与。但是，这些人仍然生活在以色列的占领和袭击之下。因此，在过去几年里，特别是在 2021 年我们称之为 "团结起义 "发生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了更多跨阶层的投入。这很好。但是，武装抵抗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阶级性。

爱德华·萨义德是最著名的巴勒斯坦基督徒之一，他是巴勒斯坦事业在西方的重要推动者。现在情况如何？巴勒斯坦基督徒是否参与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研究表明，基督徒们更彻底地离开了巴勒斯坦地区。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人数比穆斯林人口减少得更多。他们可能更为富裕，因此有资源移民。他们与散居国外的巴勒斯坦社区的联系也比其他巴勒斯坦人多。因此，我们在散居地看到的基督徒要比在当地看到的多。在散居地和巴勒斯坦地区，基督徒都是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受到以色列国家的影响，并以相同的方式成为受害者。以色列的占领并不区分教堂或清真寺，也不限制伯利恒或拉马拉。特别是在散居地，你会看到许多巴勒斯坦基督教背景的人非常活跃。

从历史上看，许多阐述阿拉伯民族主义（尤其是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一种形式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人都是基督徒。例如，阿兹米·比沙拉在被流放前曾在以色列议会任职，他是一名巴勒斯坦基督徒。他建立的政党至今仍在继续，参与该政党的许多人都信仰基督教。如果你在 10 年或 15 年前问我，我会说我从未见过巴勒斯坦社会中的任何人被分化了角色。当时的外部压迫太紧迫了，真的无法坐在那里做出区分。但不幸的是，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社区比以前更加感到受到排挤，这不仅是因为犹太极端分子，还因为巴勒斯坦穆斯林中的宗教极端主义愈演愈烈。鉴于巴勒斯坦基督徒在民族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这种状况确实令人痛心。

以色列军队袭击珍宁难民营

以色列广泛利用其作为中东唯一民主国家的形象以及对LGBTIQ+群体的宽容。巴勒斯坦人可以反对什么？巴勒斯坦对LGBTIQ+权利和女权主义的态度是怎样的？

我很困惑，人们竟然会被这种政治宣传所迷惑。因为民主国家里也有犯罪，也会搞专制。民主国家也可以是殖民主义国家。我认为，以色列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民主国家，甚至对它自己的公民来说也是如此。它的大部分人口都是二等公民，他们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在以色列社会内部也是如此。但即使你相信他们的话，相信他们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同样犯下罪行。例如美国入侵了伊拉克。民主这个词并不总是一直都有积极的含义。

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在利用对 LGBTIQ+ 的接受度和以色列人得到的更多表达自由来表明 "我们与西方更加一致，而这些巴勒斯坦人是野蛮的"。这就是所谓的 "洗白"。不过话虽如此，他们现在的政府绝对是反同性恋的，这种说法已经不成立了。

巴勒斯坦人为反对这种情况所能做的，就是不再讨论或争辩自由主义的权利概念，而是讨论国家的结构。这个国家是一个殖民国家，我不在乎它给予内部多少权利，它从事的是定居和占领。这真的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巴勒斯坦内部对LGBTQ+以及女权主义等问题持什么态度？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运动。有一个名为 Tal'at 的女权运动和其他一些参与了抗议之类的活动的组织。我们还有一个巴勒斯坦 LGBTIQ+ 组织，虽然规模不大，但一直非常活跃。但我要说的是，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一个内部争议。社会上有很大一部分人将其视为某种干扰，某种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分裂。这些身份受到歧视，这显然是一个问题。例如，去年在巴勒斯坦社区出现的一起活动家之间的案件，就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巴勒斯坦新闻组织，叫做 Metras，它发表了一封非常糟糕的信，说我们甚至不应该讨论 LGBTIQ+ 的问题，这些都是分散注意力的东西。然后，出现了反弹，其他巴勒斯坦活动家说：“不，他们是社会的一部分，孤立同性恋者不是通往解放的道路。”围绕这个问题存在很多矛盾，我绝不是说整个巴勒斯坦社会都非常支持 LGBTIQ+ 或女权主义。这仍然是一场巴勒斯坦人在内部进行的斗争。

2021年5月16日，一名妇女在被以色列空袭摧毁的建筑废墟附近哭泣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运动的支持。刚才，你积极评价了阿拉伯国家在支持巴勒斯坦运动中扮演的角色，称其为民主行动者的行动主义学校。但另一方面，从外部来看，这种行动主义可能看起来像墨守成规——专注于一个安全的话题，避免直接批评国内的专制主义。直到最近，阿拉伯政权还在利用巴勒斯坦事业来巩固其社会内部的民族主义。你对此有何看法？

如今，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更受关注，不再是一个安全的话题。但是，在过去，这是其他国家认为可以允许讨论并利用的安全话题。我们有一个概念，一个阿拉伯语单词——"tanfees"，字面意思是放出热气。我们用这个概念来描述本地区的专制政府有时会允许人们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以发泄一些情绪，这样人们就不会直接威胁到他们或他们的统治。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是，当权者认为这是一个安全的话题，但参与这种话题是在向活动人士传授政治运动的基本要素，让他们思考政治，让他们了解组织工作，然后将他们对巴勒斯坦的不满与自己联系起来：为什么他们生活的国家不能体现人民对巴勒斯坦的想法？为什么他们的外交政策不那么支持巴勒斯坦？所有这些问题。

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的整个论点是，当局认为亲巴勒斯坦活动是安全的，但实际上，对政权来说，这并不是最安全的选择。在 "阿拉伯之春 "中参与埃及起义并推翻总统的许多人都是从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开始的，并因此变得激进。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看到了这种重复的模式。今天，我认为这甚至在走向极端，因为这不再是一个安全的话题。在很多国家，你不能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思潮，而在过去也许你可以。当局肯定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我们不能让他们发泄任何情绪”。人们正利用这一点来更广泛地表达他们的不满。

卡塔尔世界杯之后，阿拉伯球迷和足球爱好者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有所变化吗？对于批评伪伪，尤其是针对摩洛哥球员关于西撒哈拉被占领的看法的批评，你是怎么看的？

巴勒斯坦政策和调查研究中心在 2022 年 12 月发布的最近一次民调发现，巴勒斯坦社会内部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这是在巴勒斯坦内部进行的关于巴勒斯坦人现在是否更加信任阿拉伯世界的民调。在世界杯期间，人们对于亲巴勒斯坦情绪的展现使巴勒斯坦人在多年失望之后，重燃了对阿拉伯世界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信任。这是世界杯和所以这些展现的直接结果。

以色列对加沙城发动空袭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看到世界杯上发生的很多事情，是因为在美国人持续努力推动阿拉伯政府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之后，某些政府已经准备好参与这种正常化，尽管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立场。我认为，在上一次阿拉伯民意指数调查中，该地区88%的受访者拒绝正常化以色列国的存在。因此，我认为你们在世界杯上看到的是阿拉伯公众对过去几年被强推正常化的反应，他们被告知，如果你不支持以色列，你就是不宽容的，你就是反对和平的。但这其实并不是和平，而是一种名为 "和平 "的压迫政策。

这不是一个百分之百适用的类比，但就像有人说乌克兰人应该谈判一样。谈判什么？俄罗斯人需要离开他们占领的土地，这才是谈判的开始。而不是说“我们要放弃一部分土地”，然后称之为和平。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如何看待与以色列的正常化，当以色列保持现状运转下去：这是一种压迫性的和平，是人们不想要的东西。卡塔尔是世界杯的主办国，但它并没有完全加入正常化的行列。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经在小范围内这样做了。而且很明显，它利用正常化来推动自己的议程，有时还利用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尽管如此，卡塔尔还是为此类活动提供了更多空间。世界杯上发生的事件让整个地区的阿拉伯人看到“不只是我——很多人都关心巴勒斯坦”。这也让巴勒斯坦人看到，“哦，我们并没有被阿拉伯人遗忘。人们关心我们。”这是世界杯带来的一个非常直接的结果。

就虚伪性而言——我认为，阿拉伯世界认为在社会层面上支持巴勒斯坦很容易，但他们并不质问为什么支持叙利亚革命或反对占领西撒哈拉就不容易。面对这种问题，仅有情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将巴勒斯坦问题与更广泛的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这也包括对西撒哈拉的占领等问题。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这是摩洛哥足球运动员的错（他们举起了巴勒斯坦旗帜，却因对西撒哈拉问题保持沉默而受到批评）。政策不是他们制定的——摩洛哥是一个专制国家。因此，我有点为摩洛哥队感到难过，因为人们赋予他们的责任与他们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不能自由悬挂西撒哈拉国旗，惹上了麻烦的。但不用说的是，这只是反映了阿拉伯政治中的一种大趋势，那就是阵营主义。正因如此，有些人觉得表达支持巴勒斯坦的情绪很容易，但叙利亚太复杂了，西撒哈拉太复杂了，等等。

抵制、撤资、制裁运动（the 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 movement, BDS）试图通过经济压力削弱以色列的地位，您如何评价这一运动的前景？

在美国，有许多反 BDS 的立法，有许多将 "抵制、撤资和制裁 "运动定为犯罪的企图。BDS不应被视为目的。这就是人们陷入困境的地方，他们认为 BDS 是最终目标，但 BDS 只是一种工具。也许它在提高人们的意识方面是成功的，但在改变国家政策或产生大量抵制方面就不那么成功了。而且，BDS 活动家还被严重定罪，因此他们面临着压力。

如果我们想要挑战以色列的占领和以色列国家及其持续发展的轨迹，我们就需要考虑比 BDS 更广泛的问题。有些人想把 BDS 作为他们的战略，但这不是唯一的战略，也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唯一战略。BDS 本身是相当有限的，它提出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自由人权框架内提出的。它们并不直接针对以色列国家的结构性基础。在评估是否采取某种策略、考虑利弊时，你必须牢记这一点。我有时也会听到一些人认为巴勒斯坦人不应该参与任何形式的选举政治，“谁在乎在国会投票”之类的。但它们是另外一种工具，我们不应该把某一种策略视为万能的。

2021年5月14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北部拜特哈农镇发动连夜空袭后，巴勒斯坦人正在检查被毁坏的房屋

我们来谈谈俄乌战争吧。这场战争改变了俄罗斯在巴勒斯坦的观感吗？这改变了俄罗斯在投入叙利亚战争后得到的（巴勒斯坦人的）态度吗？

巴勒斯坦政策和调查研究中心在2014年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巴勒斯坦人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叙利亚革命。我认为，在巴勒斯坦社会中，很多人认为叙利亚发生的大多事情都令人极度心碎。他们同情并反对这种干涉。尽管如此，在 2022 年 6 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有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2%的巴勒斯坦人将战争归咎于俄罗斯，35%归咎于乌克兰。

对我来说，这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鸿沟——我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指责被占领的一方。但这是因为巴勒斯坦并不是一座孤岛——他们正在消费大量关于北约、关于俄罗斯被迫卷入战争的虚假信息，就像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的人一样。我们在美国也了解到了这一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感到困惑，或者为什么会有一些矛盾心理。我认为，在战争之初，许多巴勒斯坦人对他们所看到的欧洲方面的虚伪做出了反应。欧洲官员会谈论乌克兰如何有权抵抗，却不会对巴勒斯坦人说同样的话。我认为有些人并不一定在意，或者认为他们不应该支持乌克兰，因为“哦，这只是一个虚伪的情况。看看他们是如何对待乌克兰难民的，再看看他们是如何对待叙利亚难民的。”不幸的是，这种想法真实存在。

简直了，就左派而言，这完全是一场灾难。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左派，比如与西方左派有牵连的巴勒斯坦侨民。我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一点，这只会激怒我，因为他们只是相信俄罗斯的虚假信息，认为乌克兰只是美帝国主义的某个战场，以及其他类似的垃圾观点。很不幸，这种观点确实存在于巴勒斯坦左派中，广而言之，也存在于世界左派中。我认为，人们假如不是左翼分子，而是一般的人，可能难以应对这些大相径庭的叙述，并感到困惑。

最后，我想回到你的第一个问题——在乌克兰，人们倾向于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乌克兰和犹太社区之间有历史渊源。很多以色列人都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其中很多来自乌克兰。这显然会造成一种情感上的依恋。但我也认为，人们并不理解以色列的计划，以色列的民族计划，不仅仅是犹太人的自决和避难，同时也是殖民主义和对巴勒斯坦人的抹杀。纵观该地区，当地人认为“阿拉伯人有这么多！而以色列只要这么一小块地方，为什么阿拉伯人会如此愤怒？”但重要的是，乌克兰读者必须明白，巴勒斯坦人的确是阿拉伯族裔，但他们是自己独立的民族。解决的办法不可能是让阿拉伯裔巴勒斯坦人到这个广大地区的其他地方去。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脚下的土地紧紧相连，一如乌克兰人民。

我知道这真的很困难，即使在乌克兰被入侵之前也是如此。我相信人们都有自己的问题要忙着解决，而巴勒斯坦又如此遥远。但我真的希望，通过相互交流和分享我们的经历，我们能够思考我们之间的联系，并努力在不同社会之间建立起这种团结——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专制势力想要扼杀民主，结束自由人民生活里的一切，重建社会，消除原生性和多样性——它们都是一丘之貉。因此，我们这些顽强的抵抗者也应该步调一致。

译者：蓝奥菲 Ran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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