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峡文化随葬玉琮。图片来自《石峡遗址——1973-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
■岩山寨遗址石尾头地点发掘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广东著名的石峡遗址发掘至今已经50年了。10月12-13日，“纪念石峡遗址发掘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韶关召开。
1973-1978年的三次发掘，考古收获重大。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岩先生，曾在《文博学刊》撰文写道，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以石峡遗址的资料为主干，结合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现，基本构建了广东史前6000年至先秦时期的编年序列”。
1975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到发掘现场指导，1978年在《石峡文化初论》中提出“三个一”的著名论述：是岭南史前先秦至秦汉历史探索过程中一把重要钥匙，是探索岭南与相关地区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探索研究我国古代先民与东南亚地区交往的一个出发点。“上述论述将石峡遗址和石峡文化放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高屋建瓴，至今仍对广东考古工作有很好指导意义”，李岩说。
李岩介绍，2014年，经朱非素、杨式挺等广东考古前辈努力，《石峡遗址——1973-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问世，在2016年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荣膺金鼎奖。该报告的出版对广东地区史前先秦考古研究起到显著推动作用。
“正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指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史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距今4800-4200年的石峡文化，是以玉琮、玉钺等礼器为标志的良渚文明的西南边界。在引入琮、钺等玉礼器进入岭南的同时，石峡文化通过与相邻文化的交流，向北输出了广东的几何印纹陶因素，对三代时期我国东南地区的几何印纹陶文化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且独特的贡献。据和平等地新资料，我们对石峡文化时期的原始农业也有了新认知：即其为稻、粟混作，并在距今4000多年前传入珠江三角洲北部的广州东北部，为我们进一步探索东南亚半岛地区稻作农业的起源增添了新的资料与支点。”
在10月12日的学术研讨会现场，李岩进一步表示：“作为边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还没有哪个能像石峡文化这样，从它被发现、命名起，就被几代考古学家所‘追捧’。究其原因众多，其中苏先生的总结定位应当最有影响；因为石峡文化本身以及后继者关乎到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人民的交往，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问题。”
他说：“这是我们对文明起源空间结构性认识的必然阶段。2017年发现的英德岩山寨遗址，是继石峡遗址之后，另一处出土包含玉琮的石峡文化时期较高等级墓葬遗址，学术价值高，入选‘考古中国’项目。我个人的理解是，南部边疆的不可或缺性越发凸显，岭南地区的文明进程及中国化进程，将为描绘中国文明起源的完整历史画卷，增添上极具特色的岭南色彩的那一笔。”
石峡遗址发掘50周年
是回顾展望广东先秦考古的良好契机
1972年，石峡遗址在韶关曲江被发现，次年展开考古发掘，无论是此后多年的田野工作，还是“石峡文化”的命名以及持续至今的各项研究，石峡遗址在广东考古学术史上，无疑是至关重要节点。对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秦考古研究所所长刘锁强，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强调，石峡遗址发掘50周年，也是回顾、思考和展望广东先秦考古的良好契机。
“文博考古干部培训班”意义重大
刘锁强介绍，广东考古百年硕果累累，尤其是先秦考古领域，成为华南沿海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直至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最为完整的区域，且在研究理念和田野工作方法上有丰厚积累。
他说，1973年开始的石峡遗址考古工作，“直接将广东先秦考古带入一个新阶段”。1973-1978年，依托发掘举办的三届、200多人次的文博考古干部培训班，更是广东考古的一所“黄埔军校”，“对整个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事业发展影响极其深远，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并且，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编制的《早期岭南探源工程科学研究计划》，日前开始实施。如何在前辈们对石峡遗址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广东考古工作，也是我们举办本次‘纪念石峡遗址发掘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目的。”
研讨会有三个议题：岭南地区先秦考古研究、探讨中国南方区域文明进程、华南内部及华南与周边地区早期文化交流互动。
岩山寨遗址：继往开来的新发现
“英德岩山寨遗址，是对石峡遗址继往开来的一个新发现”，刘锁强说。
该遗址2019年开始主动发掘，“是岭南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中心聚落遗址。这几年最重要的发现，是在遗址内岩背地点清理的90多座石峡文化时期墓葬”。刘锁强举例说，岩山寨遗址测年工作，有望为石峡文化提供相对精准的绝对年代范围，也将为深入探讨石峡文化与虎头埔、良渚等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年代学基础。
“我希望它（岩山寨遗址）是一个新的起点，涌现更多的重要发现和研究，让我们对石峡文化、这个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如此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有一个更深认识。”
刘锁强强调：“这些研究，是为了更好理解和阐释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岭南以何种方式参与到了这个历史进程，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我们有一个初步认识，岭南当时并不只是被动吸纳岭北先进文化，而是两者各有互动，岭南亦有‘反向输出’。比如，岭北有稻作农业、玉礼器等生业经济和信仰体系的‘南渐’，我们也有印纹硬陶等核心技术的‘北上’。”
“岭南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参与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这些认识，我们将通过‘早期岭南探源工程’等做进一步攻关和阐释”，刘锁强说。
岭南“外向化”文化特质有迹可循
2023年10月，《早期岭南探源工程科学研究计划》推进实施。刘锁强介绍，工程有三个重大研究课题：
一是以郁南磨刀山遗址（距今约60-80万年）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为核心的岭南旧石器文化与远古人类演化课题；二是以英德青塘遗址（距今25000-10000年）为代表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课题；三是以岩山寨等遗址（距今约5500-2500年）为核心的研究岭南地区中国化进程课题——以上课题研究时间范围为旧石器时代早期至西汉南越国时期，绝对年代为距今约80万年至公元前110年。
“早期岭南探源工程就是聚焦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这里岩山寨遗址和石峡文化的田野考古、研究工作，对应的就是广东地域的五千年文明史课题”，他说。
“具体解决什么？一是我们要捋清楚，岭南尤其是以广东地区为代表的早期人类与社会发展历史脉络，以及岭南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另一个是要科学阐释：从远古时期开始反映的这种岭南文化的外向性和包容性，如何持续行进至当代，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一种特质。”
刘锁强特别分享了他对岭南“外向化”文化特质的认识。岭南的地理和环境特殊性，决定其早期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象和特质有三个面向：“北向”“南向”和“内向”。
“北向”：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商周时期，岭南通过与岭北地区多波次、多方向的文化交流，参与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个演进过程也包括稻作农业在岭南的传播。
“南向”：岭南在地理位置上既是中国南疆，也是东亚大陆和东南亚地区的中间联系地带。“它的‘外向化’文化特质，至少从80万年前的郁南磨刀山遗址开始，就看到这种互动。磨刀山出土的砾石石器，与广西百色盆地出土基本一样，与长江流域出土有一致也有区别，与东南亚地区出土的则更相似一点。华南尤其是岭南与东南亚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砾石石器工业，再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陡刃砾石石器、早期陶器以及蹲踞葬（‘青塘少女’，距今约13500年），这种文化联系上的紧密性，一直由新石器时代延续至商周时期。到了历史时期，岭南成为中国对外交通和商贸往来门户，成为东亚大陆南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成为东亚文明与域外文明交流对话的窗口，也是先秦岭南地区外向化这一文化特质与历史趋势的延伸。”
刘锁强进一步解释：“从远古到现在，这种外向化传统一直延续，包括现代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趋势和必然性。所以，从考古研究的角度，我们也要阐释清楚岭南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重要地位的历史由来。”
他还提到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心化”问题，可涵盖进先秦岭南地区的“内向”问题，即岭南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及由此折射出的先秦岭南内部族群关系、社会历史进程：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夏商时期，珠三角一直是异常活跃地区，是先秦岭南内部的中心之一，尤其是环珠江口的彩陶文化、贝丘遗址、沙丘遗址等遗存，非常有特色。这种中心化趋势在东周开始强势发力，博罗至增城、黄埔一带的东江下游成为夔纹陶-原始瓷文化的中心。经由战国晚期至秦汉包括南越国时期，珠三角地区以番禺城（今广州）为核心，最终被确立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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