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杨策这个名字，是在李维民回忆录《地下烽火》的开始部分，通过作者立场鲜明的记述，在我的印象中的杨策，成了一个形容猥琐、内心奸诈的“卖国贼”形象。后来，在阅读的其他资料中，渐渐发现作为历史人物，杨策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据《地下烽火》中记载，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吉敦铁路东延到朝鲜，进而攫取铁路沿线林木矿产资源，特委派特务丰琦在吉林城联络吉林省议会副议长兼天图铁路局局长程科甲、吉林省教育厅厅长刘芳圃，成立了兴业土木公司。当时担任文光中学董事长的杨策等人也被拉拢进这家公司，和程科甲、刘芳圃一样，各得800股股份，成为不拿本金只享红利的“好汉承”股东。

原本悄咪咪的勾当，却被另一个野心家拱到了光天化日下。当时吉林法政专科学校校长李伦三因觊觎教育厅厅长之位，获悉刘芳圃获得了兴业土木公司的干股，遂与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张乃仁筹划，鼓动这两所学校的学生控制下的吉林城的学生联合会，发动了一场以打倒卖国贼为口号的学生运动，妄图利用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打压竞争对手。

运动爆发时，杨策的家位于保真阁胡同，是日本赠送的一处日式小洋楼（满铁住宅，解放后为铁路医院住宅）。愤怒的学生们一度包围了杨策的家，并在他的家门上粘贴了大量标语和讽刺漫画。还有学生在漫画边题写了“卖国贼杨策，拉着东洋车；若不快放手，当心脑袋壳”之类的打油诗。可惜这次活动“转战”至吉林督军署门口时，被冯占海的三十四团镇压。

在《地下烽火》中，李维民还介绍道，这位替日本人出力最多，跑前跑后的杨策是吉林最早的日本留学生，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怀有特别的感情。查阅民国版《永吉县志》中对留学生的记载，果然见到杨策的名字赫然在列：杨策，字颐山，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警监学科，此人回国后的履历中，甚至记载曾担任农工部总务厅厅长。同书还记载杨策在民国元年时，还担任过北京临时参议院的议员。

然而查阅地方史料，发现杨策这个人的情况不仅模糊而且比较复杂，对一些细节，不同的史料间也有差池。总结起来，情况如下：

因杨策出现在《永吉县志》中，可以肯定他的籍贯是永吉县，至于是否为吉林城内，现在还未见史料支撑。综合相关资料记述可知杨策是满族人，原名文耆，一般认为他生于1882年，死于1959年（另《吉林近代人物像传》中记载杨策字贻珊，出生于1885年）。杨策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归国后，相继在吉林巡警局、长春自治局、自治筹办处等衙门任职。作为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社会精英”，他同庆山（姓佟佳氏，蒙古旗人，曾任吉林旗务处总理）、庆康（姓萨克达氏，曾任吉林省咨议局长）、松毓（姓赫舍里氏，曾任吉林自治会会长）等吉林开明士绅相熟，在清朝预备立宪期间，杨策曾被选为进京请愿的代表，参加国会大请愿。

后来，杨策支持松毓创立《共和报》，宣传新思想，鼓吹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时，身为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杨策还担任吉林代表在上海见过孙中山。就在1912年，陈昭常担任吉林都督期间，杨策和刘哲曾违背陈昭常的意愿，在民间发起亲日运动，并成立了中日国民协会。虽然不清楚杨策在当时出于何种考虑做出这种决定，即便有反封建、发展工商业的意味，但在日本殖民势力疯狂染指中国东北之时，成立亲日组织，势必会有损国家利益。

另外有一些资料记述在民国时期，杨策还担任过舒兰县知事，1919年又担任吉林省署旗蒙科科长。据查从1912年知县改称县知事，直至1933年县知事改称县长，舒兰县共有14任县知事，其中并无杨策任职的记载。至于蒙旗科的任职情况，目前尚未查实。另1924年5月，段祺瑞政府派柯劭忞等11人为中日合作成立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方委员。1927年10月，邓萃英（参与创建厦门大学并任首任校长）的委员之职一度由杨策接替。

关于伪满期间杨策的表现，目前尚未见此人有投敌的记载。另外，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他在保真阁的住宅疑似已被收回，为日本人使用，或许当时他已离开了吉林。目前尚未见到杨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行踪事迹，只见到过一些资料评价杨策时，用了“平生关心吉林青年事业，为吉林进步，不遗余力”这样的词句。

特别鸣谢贾大为（易林学馆）先生对本人撰写此文给予的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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