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民国女子,笔者只服这位女士。

她,被人称之为民国第一剩女,但她才干出众,魅力强大,创下了6个“第一”,至少5人追求,但是她却一个没瞧上,坚决孤身终老

有关她的事迹,颇为传奇。

今天,本篇便来细说一下她的人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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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徽州书香门第的惊雷

光绪九年(1883年)阴历六月,吕碧城出生在山西太原的学政衙门里。她的父亲吕凤岐是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曾任国史馆协修、玉牒纂修,当时正担任山西学政。这个官职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掌管一省的教育和科举考试。

吕家祖籍安徽旌德,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祖父吕伟桂曾为国子监太学生,父亲吕凤岐更是家族的骄傲。吕碧城出生时,中国正处在洋务运动的后期。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已经开学三年,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正在仿制德国克虏伯大炮。而在山西这个内陆省份,新式学堂刚刚开始萌芽,大多数读书人还在苦读四书五经,准备参加三年后的乡试。

吕碧城是吕凤岐与继室严士瑜所生的第三个女儿。她上面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贤钊、贤铭,还有两个姐姐惠如、美荪,下面有个妹妹坤秀。父亲藏书三万卷,母亲也通文墨,工诗文。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吕碧城五岁就能作诗,七岁能画巨幅山水,十二岁时诗文已经颇有名气。

她后来回忆童年时说:“余幼时,家藏书三万卷,父课之甚严。”父亲没有因为她是女孩就放松教育,反而请了名师教导。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晚清社会,实属罕见。

然而命运在1895年发生了剧变。那年秋天,吕凤岐在安徽六安的新宅和藏书室经过三年经营终于落成,可就在这一年,他突然病逝。当时吕碧城只有12岁,大姐惠如刚到将嫁之年,二姐美荪14岁,妹妹坤秀尚在幼年。

更残酷的是,因为吕家没有男丁,族人以“女子无继承权”为由,强行霸占了两千顷良田和所有家产。他们甚至唆使匪徒劫持了吕碧城的母亲严氏。小小的吕碧城展现出非凡的胆识,她给父亲生前的朋友和学生写信求救,其中一封送到了时任江苏布政使樊增祥手中。樊增祥是吕凤岐的同年进士,接到信后立即派人救援,吕母才得以脱险。

但这场劫难还没结束。吕碧城9岁时就与同邑汪姓乡绅之子订婚,汪家听说吕家遭此变故,又见吕碧城小小年纪就能呼风唤雨搬来救兵,认为“此女性情刚烈,过门后恐难管教”,竟提出退婚。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女子被退婚是奇耻大辱。这张退婚书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吕碧城脸上,也打醒了她对封建礼教最后一丝幻想。

母亲严氏无奈,只好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安徽,北上投奔在塘沽任盐课司大使(八品官)的弟弟严凤笙。塘沽是天津的外港,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成为通商口岸。这里洋行林立,轮船往来,西风东渐的气息比内地浓厚得多。吕碧城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电报局、火车站,听到了关于维新变法的议论。

二:只身闯天津的孤勇

1904年春天,21岁的吕碧城听说天津城内开办了女子学堂,萌生了前去探访的念头。当她向舅父提出这个请求时,却遭到严厉斥骂。舅父严凤笙训斥道:“女子当恪守妇道,岂可抛头露面!”还把她锁在阁楼上。

年轻气盛的吕碧城哪受得了这种束缚。第二天,她趁着家人不备,毅然“逃登火车”,只身奔赴天津。身上没有分文,连行李都没带。在火车上,她遇到了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这位老板娘也是喜爱诗词之人,看到吕碧城随身携带的诗稿,大为赞赏,称她是“李清照第二”,并把她一路带到天津,提供食宿。

到天津后,吕碧城得知舅父署中某秘书的夫人住在《大公报》报馆内,就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求助信。这封信恰巧被《大公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英敛之看到。英敛之出身正红旗,1902年创办《大公报》,致力于介绍新知、倡导改革。他被吕碧城的文采和胆识所折服,亲自前往探访,当即决定邀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

就这样,吕碧城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

1904年5月10日,吕碧城以“碧城女史吕兰清”的署名,在《大公报》“杂俎”栏目发表了《满江红·感怀》:“晦黯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若安指法国女革命家罗兰夫人,达克指圣女贞德)……”这首词像一颗炸弹,在沉闷的晚清文坛炸开。英敛之在日记中赞叹:“碧城作《满江红》词一阙,极佳。”

一时间,“坊间皆传吕碧城”。人们纷纷猜测,这个横空出世的女编辑究竟是何许人?有人甚至把她和当时名噪一时的“鉴湖女侠”秋瑾画上等号——因为秋瑾早期也曾使用“碧城”的笔名。

1904年6月的一天,吕碧城正在报馆读书,馆役持名片通报:“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儿。”吕碧城看罢名片,急忙起身相迎。来者正是秋瑾,她穿着男装,气度非凡。两位民国奇女子一见如故,彻夜长谈。秋瑾力邀吕碧城同往日本投身革命,吕碧城则以“欲以文字唤醒民智”婉拒。临别时,秋瑾慨然相让“碧城”之名,从此专心革命。这段“女子双侠”的因缘,成为民国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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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权先驱与教育实践

在《大公报》任职期间,吕碧城连续发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文章。她指出:“民者,国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男之愚弱其女,即以自弱其家也”。这些言论震动了京津,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李鸿章之侄李经羲等名流纷纷投诗应和。

但吕碧城不满足于纸上谈兵。她认为“办女学、开女智、兴女权才是国家自强之道的根本”。在英敛之的帮助下,她结识了严复、严修、傅增湘等津门名流,开始筹办女子学堂。

1904年9月,在天津道尹唐绍仪等官吏的支持下,“北洋女子公学”成立。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公立女子学校。11月7日,学校在天津河北二马路正式开学,傅增湘任监督(校长),吕碧城任总教习(教务长),负责全校事务。

当时办学困难重重。首先是经费问题。吕碧城与英敛之走访唐绍仪、杨士骧、卢木斋、方若、林墨青、梁士诒等知名人士,紧锣密鼓地筹集资金。直隶总督袁世凯拨款千元,天津各界人士也纷纷解囊。

其次是观念阻力。很多家庭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不愿送女儿上学。吕碧城就亲自上门做工作,告诉家长:“女子读书不是坏事,将来能自己养活自己。”她还降低学费,让普通家庭的女孩子也能上学——这与严复等人主张只招收富家子弟的想法不同,最终按照吕碧城的意见执行。

1906年春天,北洋女子公学增设师范科,改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23岁的吕碧城出任监督(校长),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位执掌校政的女性。

吕碧城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她特别强调:“世每别之曰女德,推其意义,盖视女子为男子之附庸物……而不知一世之中,夫夫妇妇自应各尽其道,无所谓男德女德也。”这种男女平等的教育理念,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培养出了许多杰出女性,如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周道如等。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吕校长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引路人,是她让我知道,女性也能为国家、为社会做事情。”

四、政坛浮沉与商海搏击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因为吕碧城懂英文、通国际法,被聘为总统府机要秘书。那时候的外交部几乎全是男人,吕碧城一个女性进去,难免被人看不起。但她处理文件一丝不苟,遇到外国人谈判时英文流利、道理透彻,连外国人都佩服她。

然而政治并非吕碧城所长。1915年,袁世凯谋划称帝,吕碧城不屑其所作所为,毅然辞职,携母移居上海。

到上海后,吕碧城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投身商海。她后来在《吕碧城集》附记中自述:“余素习奢华,挥金甚巨,皆所自储,盖略谙陶朱之术也。”

她先是投资煤矿。那时候的煤矿行业全是男人的天下,没人相信一个女人能做好。但吕碧城有眼光,她看中了山西的一个煤矿,花了所有积蓄购买股份,还亲自去煤矿考察,跟工人一起商量怎么提高产量。几年后煤矿真的赚了大钱,吕碧城成了“煤矿老板娘”。

之后她又陆续投资纺织厂、银行,生意越做越大。据1925年《申报》估算,吕碧城资产超过20万银元(约合现在人民币3000万元),堪称“民国女首富”。

有了钱,吕碧城开始享受生活。她在上海静安寺路自建欧式洋房,陈设富丽堂皇。出门有专职司机,家中雇着法国厨师。她穿着自己设计的孔雀纹旗袍出席宴会,用英语演讲时腕间翡翠与钻石齐辉。她还资助抗战难民,一掷千金购入飞机捐给航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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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情感世界与终身未嫁

吕碧城终身未婚,但这并非因为她缺乏魅力或机会。恰恰相反,追求她的人很多,其中不乏社会名流,最少不下5大名人。

最早欣赏她的是《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英敛之在日记中称吕碧城为“一朵带刺的玫瑰”。他对她的才华十分倾慕,甚至引起了英夫人的误会。但吕碧城始终保持距离,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言:“吾固知之,然不能偕老,何如不娶?”

袁世凯的次子、“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也对吕碧城青睐有加。袁克文用金粉书写《踏莎行》赠予她。但吕碧城认为袁克文只是个纨绔子弟,“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从而把他“淘汰出局”。

此外,著名诗人樊增祥、易实甫,李鸿章之子李经羲等都曾追求过她。但吕碧城在婚姻一事上十分谨慎。她曾对友人说过:“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妻室,汪精卫年纪太轻,汪荣宝也不错,不过也有家室了。”她还说:“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

她的老师严复曾评价她:“过于孤高,不放一人在眼里。”吕碧城自己也承认:“只有以文学自娱耳。”

1925年7月,45岁的大姐吕贤钟病逝于南京。当吕碧城从美国匆匆赶回奔丧时,众亲友劝她念及骨肉亲情与二姐和好(因财产纠纷姐妹失和),吕碧城却当众发下毒誓:“不到黄泉,毋相见也。”这种决绝的性格,或许也是她终身未嫁的原因之一。

六、海外游学与佛缘

1918年,吕碧城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同时兼任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将美国见闻发回国内。四年后学成归国。

1926年,她再度只身出国,漫游欧美达七年之久。足迹遍及巴黎、日内瓦、米兰、罗马、威尼斯、伦敦、纽约等地。她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又名《鸿雪因缘》),先后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轰动国内外。

在瑞士日内瓦期间,吕碧城的人生发生了重要转折。1928年,她偶见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皇家禁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公开信,称其为“天良上一线之明”。于是去函与之探讨,陈述自己有关保护动物的见解。同年12月,她参加了世界动物保护委员会,决计创办中国动物保护会,并在日内瓦茹素断荤,成为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

1929年5月,她接受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赴维也纳参加大会。吕碧城穿着拼金孔雀衣、头戴珍珠抹额,上台用英文发表了数千言的废屠演说。她以佛家慈悲的精神,宣说不仅应该禁止虐待动物,而且还应戒杀护生。一时成为焦点人物,世界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关于她的文章。《美国蔬食杂志》介绍她说:“一个著名的中国诗人,一个知识广博的人道主义者,一个典型的素食者。”

1930年春天,吕碧城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皈依三宝,成为在家居士,法号“曼智”。她开始翻译佛经,编撰了《观音圣感录》《观无量寿佛经释论》等著作,成为女性译述佛经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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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晚年与辞世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吕碧城四处奔波弘扬佛法,祈望以佛法化解战祸。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由瑞士返回香港。

1943年1月24日,吕碧城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享年61岁。临终前,她写下绝笔诗:“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

在遗嘱中,她要求将自己在美国纽约、旧金山以及上海的存款共20余万港元悉数提取,用于弘扬佛法。同时要求“遗体火化,把骨灰和面粉制成小丸,抛入海中,供鱼吞食”。

亲友们遵照她的遗愿,将骨灰和面为丸,撒入南中国海。这位传奇女子,最终将形骸归于碧波,完成了她“我到人间只此回”的人生旅程。

八、历史评价与遗产

吕碧城的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国两个时代。她创下了6个“第一”: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第一位女性撰稿人;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之一;创办中国女子学校的先驱;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

她的挚友苏雪林曾评价:“碧城之美,美在才学;碧城之奇,奇在风骨。”柳亚子称她“足以担当女诗人而无愧”,龙榆生称其为“凤毛麟角之才女”。

从受尽族人欺凌的旌德孤女,到名动亚欧的惊世才媛;从挥毫总统府的机要秘书,到执掌上海滩商脉的女富豪;从倡导女权的教育家,到护生戒杀的佛教居士——吕碧城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独立女性。

在同时代女性还在为婚姻焦虑时,她早已在瑞士银行存下巨额遗产,只为“若中国战败,可保文化不灭”。她不是“剩女”,而是主动选择孤独的女王。当有人问她为何不效仿张幼仪(徐志摩原配)再嫁时,她冷笑回答:“吾岂是委曲求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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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谈论女性独立、女性创业、女性教育时,吕碧城的故事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她证明了:婚姻不是女人的必选项,财富与才华才是最好的底气。在万马齐喑的封建末世,她硬是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活成了百年后仍被无数女性羡慕的样子。

那一颗颗沉入南海的莹白骨珠,早已化作照亮女性觉醒之路的璀璨星斗,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永世不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