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七君子，而七君子中最著名的便是他。
自古改革，都会有牺牲，都有流血，但是清末时期情况特殊，他的牺牲显得更具有历史意义和悲壮。
谭嗣同死得有多惨呢？因为刽子手的刀太钝，被砍30刀方断头颅，后被忠仆和浏阳会馆的馆长悄悄收回尸体，因为尸首两处，请裁缝将头颅与尸体缝合方得安葬。
其情之惨烈，至今仍令人动容。
一：名“嗣同”，字“复生”。
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1865年3月10日），北京宣武门外烂缦胡同（又称斓眠胡同）的谭家官邸里，一声婴儿啼哭划破了初春的宁静。
接生婆抱着男婴向谭继洵贺喜：“老爷，是位公子，哭声洪亮，将来必成大器。”
谭继洵接过儿子，脸上却没有太多喜色。这一年，太平天国的烽火刚刚在南方被扑灭，曾国藩的湘军攻陷天京才半年。京城里，洋人的教堂越建越高，街上跑着“吱呀”作响的东洋车。谭继洵时任户部郎中，正四品，每天在衙门里见的，尽是“赔款”“割地”的文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才五年，《北京条约》像一道枷锁，套在这个老大帝国脖子上。
他给儿子取名“嗣同”，字“复生”——希望他继承祖业，天下大同。但谁也没想到，“复生”二字，会在十一年后以另一种方式应验。
历史切片：谭嗣同出生时，清王朝正经历“同治中兴”。洋务派搞起“自强求富”，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相继开办。但在北京胡同里，老百姓的日子依旧：男人们脑后拖着辫子，女人们裹着小脚，茶馆里流传着“长毛”（太平军）的恐怖故事，也夹杂着对“洋鬼子”的咒骂。谭家算是开明官宦，谭继洵订阅《申报》，知道“世道要变了”，但他更相信“祖宗之法不可变”。
谭嗣同的童年，在严格的家教中度过。五岁开蒙，读《三字经》《千字文》；十岁拜浏阳名儒欧阳中鹄为师。欧阳先生是王夫之的崇拜者，常在课上说：“船山先生有言，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小嗣同眨着眼睛问：“先生，那天下是谁的？”欧阳中鹄摸摸他的头：“是百姓的。”
这句话，像颗种子，埋进了孩子心里。
二：白喉瘟疫与“五日三丧”。
光绪二年（1876年）春天，北京城爆发白喉。这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患者咽喉肿痛，呼吸困难，最后窒息而死。疫情像野火般蔓延，今天东家死人，明天西家举丧。
谭家未能幸免。先是谭嗣同的大哥嗣贻染病，高烧三日，咳血而亡。紧接着，二姐嗣淑也倒下了。母亲徐五缘日夜照料儿女，自己也被传染。短短五天内，谭家连办三场丧事——史称“五日三丧”。
十二岁的谭嗣同守在母亲床前，看着这个一生勤俭的女人渐渐没了气息。徐夫人出身贫寒，嫁到谭家后“食贫者十余年”，即便丈夫当了官，依旧亲自纺纱织布。她最常对儿子说：“读书人，要有骨气。”
母亲死后第三天，谭嗣同也倒下了。高烧、昏迷、喉咙肿得说不出话。郎中摇头：“准备后事吧。”谭继洵老泪纵横，这个刚失去妻子、长子、次女的男人，不能再失去幼子了。
奇迹发生在第四天清晨。昏迷三日的谭嗣同突然睁开眼睛，虚弱地喊：“水……”
他活过来了。谭继洵抱着儿子，泣不成声：“复生……你就叫复生吧！”
但活下来的谭嗣同，变了。他变得沉默，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半天。后母卢氏待他冷淡，父亲忙于公务，偌大的宅子，只剩下他和影子。多年后他在《仁学》里写：“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
那些苦，是丧亲之痛，是孤寂之冷，更是对“纲常伦理”的怀疑——为什么好人要死？为什么世道不公？
三：西北风沙与“大刀王五”。
母亲去世第二年，谭继洵外放甘肃巩秦阶道。十三岁的谭嗣同第一次离开北京，随父赴任。
路线是经典的官道：从天津乘船，经烟台到上海，再溯长江而上，过洞庭湖，入湘江，最后回到从未踏足的故乡浏阳。在浏阳“大夫第”祖宅，他见到了二哥嗣襄，也结识了影响一生的挚友——唐才常。
唐才常比他小两岁，但早慧。两人同拜欧阳中鹄为师，同床共砚，彻夜长谈。唐才常说：“复生兄，你看这世道，洋人欺我太甚。”谭嗣同答：“所以我们要变法。”
“变什么法？”
“变一切法。”
少年狂语，被窗外的风吹散。但他们不知道，二十年后，这两句话要用血来写。
在浏阳短暂停留后，谭嗣同继续西行。出潼关，过兰州，一路见闻触目惊心：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有次在甘肃某县，他看见灾民剥树皮充饥，一个母亲用三岁女儿换半袋小米。谭嗣同把随身干粮全部分出去，回驿馆后，在灯下写：“饿殍千里无人问，朱门酒肉臭如泥。”
西北的粗犷也塑造了他。他学骑马射箭，能“驰骋逐猎，矢无虚发”。更重要的，是结识了“大刀王五”王正谊。
王五是沧州镖师，江湖人称“义侠”。谭嗣同拜他为师，学单刀、剑术。王五说：“公子，练武不是为了打架，是为了‘侠’字。”谭嗣同问：“何谓侠？”王五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国难当头，舍生取义。”
这句话，谭嗣同记了一辈子。
时代背景：1880年代，洋务运动进入高潮，左宗棠收复新疆，北洋水师初具规模。但谭嗣同在西北看到的，仍是闭塞与贫困。他给唐才常写信：“自海禁开后，泰西诸国鹰瞵虎视，中国犹酣睡未醒，可悲也夫！”
1883年，谭嗣同十九岁。父亲为他定下一门亲事——湖北候补道李篁仙之女李闰。两人在汉阳完婚。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谭嗣同起初并不情愿，曾在诗中自嘲：“自笑琼浆无分饮，蓝桥薄酒醉如泥。”但李闰的贤淑渐渐打动了他。她识字不多，但温婉明理，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新婚不久，谭嗣同携妻返回甘肃。在兰州布政使署的“憩园”，他们度过了一段平静时光。园中牡丹盛开，“高者达屋檐”，夫妻常对坐赏花，吟诗作对。1889年，李闰生下一子，取名传铎，字兰生（意为兰州所生）。谭嗣同抱着儿子，第一次感受到为人父的喜悦。
但幸福短暂如露。不到一年，兰生染病夭折。李闰哭晕过去，谭嗣同握着儿子冰凉的小手，一夜白头。
从此，他们再未有子嗣。按当时风俗，无后为大，亲友劝谭嗣同纳妾。他断然拒绝：“吾亲见吾母之苦，岂可使吾妻复蹈之？”父亲谭继洵无奈，将二哥嗣襄之子传炜过继给他们。
丧子之痛未平，国难又至。
四：甲午之耻与“四万万人齐下泪”。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谭嗣同正在湖北协助父亲（时任湖北巡抚）办理漕运。消息传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赴日求和。
1895年春天，《马关条约》签订：割台湾、赔二亿两、开四埠。谭嗣同听到消息时，正在武昌衙门。他愣了片刻，突然抓起案上砚台，狠狠砸在地上。
墨汁四溅，像黑色的血。
当晚，他找到唐才常，两人抱头痛哭。“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苦无藉手，泣数行下。”黎明时分，谭嗣同提笔写下：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这首诗很快传遍湖湘。欧阳中鹄读后叹道：“中国有救了，我的学生就是那道曙光！”
救国的路在哪里？谭嗣同认为，要从根本做起——开民智。1895年闰五月，他写下万言《兴算学议》，提出在浏阳创办算学格致馆，教授数学、物理等西学。湖南巡抚陈宝箴大为赞赏，刻印数千本散发各书院。
但阻力巨大。地方士绅骂他“以夷变夏”“数典忘祖”。谭嗣同不理会，与唐才常、欧阳中鹄自筹资金，在浏阳文庙奎文阁办起算学社（后改为算学馆）。这是湖南第一所新式学堂。
开学那天，只有十六个学生。谭嗣同站在台上，声音颤抖：“今日之世，非学西学无以自强。诸君今日所学，非为功名，乃为救国。”
台下，一个叫胡七的少年（后来成为武术家）问：“先生，学了算学，就能打跑日本人吗？”
谭嗣同沉默良久，答：“不能。但能让我们的子孙，不再受今日之辱。”
五：南京著《仁学》与“冲决网罗”。
1896年，谭嗣同奉父命捐官候补知府，分发江苏。他携家眷赴南京，却厌恶官场应酬，闭门著书。
在金陵刻经处，他结识佛学家杨文会，开始系统研究佛学。同时，他阅读大量西学译著：《天演论》《万国公法》《几何原本》……思想发生巨变。
1897年春，谭嗣同完成《仁学》。这部五万余字的著作，像一颗炸弹，炸向旧世界。
他写：“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
他写：“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
他写：“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天之网罗……”
友人读后大惊：“复生，此等言论，是要杀头的！”
谭嗣同笑：“头可断，血可流，此志不可夺。”
同年，他参与创办时务学堂，邀请梁启超来湘任教；组建南学会，创办《湘报》。湖南维新运动如火如荼，谭嗣同成为激进派领袖。他甚至在课堂上散发《扬州十日记》等禁书，学生问：“先生，这不是反清吗？”谭嗣同答：“我们反的是专制，不是民族。”
1898年初，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戊戌变法开始。六月，侍读学士徐致靖上疏推荐谭嗣同，称其“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光绪帝下诏：谭嗣同速速进京。
临行前，谭嗣同回浏阳与妻子告别。那天是农历四月初三，恰是他们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夜凉如水，夫妻对坐，取出两张琴——一名“崩霆”，一名“残雷”。
琴声如水，流淌在月光里。李闰忽然按住琴弦：“此去……凶险否？”
谭嗣同默然，提笔写下《戊戌北上留别内子》：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结此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诗中有托付，有诀别。李闰读罢，泪如雨下，却只说：“早去早回。”
谭嗣同点头，转身出门。他不敢回头，怕看见妻子眼中的泪光。
六：百日维新与“夜访袁世凯”。
进京后，光绪帝破格提拔谭嗣同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并称“军机四卿”。他们负责批阅奏折、草拟诏书，实际成为变法中枢。
但维新仅行百日，已危机四伏。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暗中集结，准备反扑。光绪帝感到“朕位且不能保”，于9月14日通过杨锐传出密诏，要康有为等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
9月18日夜，大雨滂沱。谭嗣同独自来到法华寺，求见袁世凯。
袁当时统率新建陆军，表面支持维新。谭嗣同开门见山：“皇上危在旦夕，唯有足下可救。”
袁世凯佯装震惊：“何以至此？”
谭嗣同取出密诏抄件：“天津阅兵时，荣禄将废皇上。足下若能以兵围颐和园，诛荣禄，则大事可成。”
袁世凯沉吟：“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但需皇上手谕。”
谭嗣同紧逼：“足下真心救主，便不必等手谕。若不然——”他突然拔刀，抵住自己咽喉，“请以此刀取我头，向老佛爷请功！”
袁世凯慌忙按住他：“公何出此言！袁某誓死效忠皇上。”
谭嗣同盯着他的眼睛，良久，收刀大笑：“我以命赌你良知，望勿相负！”
他错了。9月20日，袁世凯回天津后立即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光绪于瀛台，下令捉拿维新派。
消息传来，日本友人劝谭嗣同东渡避难。他摇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他将《仁学》手稿及家信托付梁启超，催其快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梁启超含泪剪辫，化装出逃。临别，两人相拥而泣，“三去三回首”。
七：菜市口的“三十刀”。
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入狱前，他模仿父亲笔迹写了一封“责子信”，以免牵连家族。
狱中，他拾煤屑在墙上题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下午，北京菜市口刑场。天色阴晦，万人空巷。
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被押上刑场。按清朝惯例，处决官员用“大将军刀”，官越大，刀越钝。
慈禧特别吩咐：对谭嗣同，用最钝的刀。
第一个受刑的是康广仁。刀落，头未断，刽子手连砍数刀。围观者中，有人递上馒头，蘸着喷出的血，高喊：“治痨病！”
轮到谭嗣同。监斩官刚毅令其“北跪谢恩”。谭嗣同昂首不跪，怒目而视：“有何恩可谢？”
刚毅避而不答，掷下令牌：“斩！”
刽子手举起那把无刃的“大将军刀”。第一刀砍下，皮开肉绽，血涌如泉。谭嗣同咬紧牙关，未出一声。
第二刀、第三刀……刀刃太钝，不像砍，像锯。脖颈处的伤口血肉模糊，白骨可见。
据在场武术家胡致廷回忆：“无异于锯头，比斩首痛苦千百倍。”
谭嗣同突然仰天大笑，用尽最后力气高呼：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刽子手慌了，将他按倒在地，继续砍剁。一刀，两刀，三刀……整整三十刀，头颅才断。
血浸透刑台，流进泥土。那年，他三十三岁。
八：李闰的“臾生”与未竟之志。
谭嗣同死讯传到浏阳，已是十天后。李闰正在绣花，针扎进手指，血染红了白绢。她愣了片刻，突然昏厥。
醒来后，她不再流泪，只将名字改为“臾生”——取谭嗣同诗“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她承担起抚养继子、照顾公爹的责任。谭继洵因儿子“大逆不道”被革职，两年后忧惧而终。
李闰活了下来，但不再是那个温婉的官太太。她捐出家产，与刘淞芙等人创办浏阳第一所女校——浏阳女子师范学校。她走上街头，宣传天足，反对缠足。她说：“复生走了，但他的事，我要接着做。”
1925年，李闰六十寿辰，康有为、梁启超合送匾额，上书“巾帼完人”。同年冬，她病逝于“大夫第”，临终前自作挽联：
“今世已如斯，受人间百倍牢骚，一死怎能抛恨去；
他生须记着，任地下许多磨折，万难切莫带愁来。”
她葬在谭嗣同墓下方。两座坟茔，隔着二十七年的时光，终于重逢。
尾声：昆仑肝胆，百年回响
谭嗣同就义那夜，浏阳会馆长班刘凤池父子冒死收尸。他们用草席裹住遗体，抬回会馆，请裁缝将头颅缝回脖颈。月光下，刘凤池看见谭嗣同肩胛上深深的刀痕——那是按倒在地时留下的。
一年后，灵柩运回浏阳，葬于南乡牛石岭。没有官方祭文，只有唐才常写的墓志铭：“君之死，天下惜之，湖南尤甚。”
但历史记得。十二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孙中山说：“谭嗣同血荐轩辕，功不在孙黄下。”
1949年后，毛泽东多次提及谭嗣同，称其“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今天，浏阳“大夫第”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清明，总有人献上一束菊花，碑前常有人低声吟诵：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两句诗，梁启超后来在《饮冰室诗话》中承认是他修改的。原句是：“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梁启超觉得“公罪”二字太悲愤，改成了“两昆仑”——一指康有为，一指大刀王五。
但无论哪个版本，那份肝胆，那份笑对死亡的从容，穿越一百二十六年，依然滚烫。
谭嗣同曾对友人说：“吾人之血，可以灌溉自由之花。”他做到了。那三十刀砍下的，不仅是一个三十三岁青年的头颅，更是一道闸门——从此，中国变革的洪流，再无法阻挡。
菜市口的血早已洗净，但有一种东西洗不掉：当一个人为理想献出生命时，他就成了理想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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