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川军刘文辉拟起义，他从成都城墙的一个缺口翻出，由两个随行扶掖而行，又从田野小径远遁。

1948年元月，中国国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刘文辉被推为主任委员，对外化名杨宗义，他与李济深、冯玉祥会晤，共商反蒋独裁、反对内战等问题

1949年八九月间，解放战争的重心已开始转移到西南。蒋介石亲自镇重庆，指挥

部队向川东、川南集结。在这种局势下，刘文辉决定配合解放军行动，为解放川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刘文辉首先通过王少春的电台,与周恩来联系,请示如何行动等问题。周恩来回电指示:大军行将西征，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为了不暴露自己，刘文辉将西康全省的军事及政治工作重新部署以后，便于10月下旬由雅安去成都，与邓锡侯、田颂尧一起，同蒋介石、张群等进行周旋。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皇逃到成都。当天下午3时，在北校场军校召开高级将领会议，逼刘文辉、邓锡侯“摊 牌”，要他们同胡宗南合作， 进行“川西决战”。

刘文辉敷衍说： “委员长总揽全局，我们都是一偏之见，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 蒋介石听了点头称好。

12月2日，张群奉命来到玉沙街刘文辉住宅，提出了四个配合作战问题征询刘的意见：

当天晚上，刘文辉就约邓锡侯、熊克武等商讨对策，决定仍用各种托词推迟送家眷去台湾，口头上答应同胡合署办公，但行动上不履行。张群仍没有得到要领，十分气愤。

5日下午3时，张群约刘文辉到励志社，说有要事相商。刘文辉预感事情不妙，便邀邓汉祥一同前往。一见面，张群劈头就问：“刘自乾，你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他即把早编好的一套词拿出来，

12月6日，张群突然到刘文辉家里辞行，说要赴云南。同时得知胡宗南的盛文部将于次日晚接管成都市城防的消息。刘文辉判断蒋介石可能即将下手，于是深夜立即行动，乘车离开家里。

照预定计划，他妻子和女儿去中医王朴诚家，儿媳带孩子回自己的娘家，儿子刘元彦随他住西御街邹荫萱的家中。

7日凌晨，邓锡侯找到刘文辉商讨应付情况的办法，认为在成都这个虎穴再不可以久留了。9时左右，蒋介石的侍从打电话，约刘和邓到北校场，说下午4时要同他俩谈话。

刘文辉认为,他俩一去北校场,等于自投罗网。要么就屈服于蒋介石的淫威之下，下令所部参加反共战争，永远作人民的罪人；要么就作阶下囚，长期丧失自由，二者必居其一。因此，他们共同决定立即出走。

下午1时，刘文辉准备离开成都，他让工作人员个别携带电台和重要文卷先行，到城外指定地点集中，自己不带任何行李，只有两个随从。汽车从住宅大门泰然而出，举止一如平日。这样，第一关就安全度过了。

他犹恐出门之后，特务马上发觉再出乱子，还在所经过的路线及工作人员会齐的地方布置了便衣警卫，以防万一。当汽车驶到北门城门洞附近，他怕蒋介石的宪兵、特务盘问时出岔子，就在个转角处下车，让空车由城门洞开出去，到城外渠家巷附近一处隐蔽的公路等候。如果哨兵盘问，说是他派往凤凰山飞机场去接客的。

这时，刘文辉则从左侧城墙的一个缺口翻过去。他正

在病中，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由两个随行扶掖而行，五步一停，十步一歇，终于度过了第二关。邓锡侯早已在城隍庙等待，二人徒步而行，从田野小径直插停车处，随即登车向崇义桥疾驶。

下午4时,刘文辉和邓锡侯抵达崇义桥。卸下行装,刘即急电西康省军政负责干部告知自己的住处，命令他们按照既定计划步骤准备行动。同时，指示驻在成都武侯祠及成雅道上的部队严加戒备，准备战斗。

刘文辉和邓锡侯抵达彭县，立即成立一个有中共党员和民革、民盟成员参加的政治小组，商以关于起义的问题。刘力主马上起义,并早日发表起义通电。

12月9日，刘文辉和邓锡侯、潘文华（此时潘也到彭县）联名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了起义通电，郑重声明，自即日起同蒋介石断绝关系，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领导；命令川康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和公共财产；配合人民解放军。

刘文辉等在彭县通电起义之后，西康阻击战的序幕随着揭开了。12月10日，蒋介石即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命令，限驻在成都武侯祠的刘文辉部于12日以前撤退到新津河西岸。刘文辉认为，这是钉在敌人身上的一颗钉子，能多守一天。13日晚上，胡宗南的第三军出动大量的兵力，附以大炮坦克，对武侯祠守军发动了疯狂的攻击。守军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奋起应战，激战

至翌晨8时，终因众寡悬殊，阵地被敌突破，大部分官兵牺牲，一部分被冲散，一部分被俘虏。

接着，胡宗南部把刘文辉在成都玉沙街的家抄了，在住宅内秘密埋下一百多公斤黄色炸药，装置雷管，企图等刘一家重返故居时，炸毁他一家。后因胡部撒走，一些坏分子侵入盗窃残存财物，误触雷管，发生爆炸，三幢房屋被炸毁了两幢，还死伤了一些人。

1976年6月24日，刘文辉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