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聊香港公屋这个话题之前，记者想分享一则故事：

某院校每学年都会有部分贫困生补助金的名额，根据评定标准，金额在5000元到10000元不等。A是从小县城考进学校的，在平均消费水平4000元的城市，他的月生活费只有600元。他却从没有想过去申请补助金，因为他认为一旦接受了“施舍”，就相当于自己承认了“贫困户”的身份，所以宁可抽时间再多做一份兼职。B是A的同班同学，家境普通，但和A相比，绝对可以说是“富人”了。眼看着没人申请这笔补助金，B召集了所有同学商议，最后一致决定由B出面申请，所得的钱作为班级活动费。

故事的结局：A因为平时太多兼职，反倒耽误了学校课业，好几门课的成绩在及格线徘徊；B人缘直线攀升，一跃成了班里的“头子”，最后跻身进了校学生会，以“优秀毕业生”结业。

当“富人”开始占有“穷人”的资源，

“穷”和“富”之间的鸿沟将越来越深。

回到正题，在香港动辄万元租金的屋宇中，港府、公营机构、非营利组织兴建了一批专供低收入家庭申请的低价出租房——公屋。

相当于内地的廉租房，香港公屋可以说是这座富足城市下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正义之举”。

有多便宜呢？在2023年房屋署最新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

从2013到2023，香港房价飙升的这十年间，公屋每平方米租金始终保持在百元以内，截至2022年6月底，公屋租金介乎每月485元至5,657元不等，平均月租约为2,276元。而私人永久性房屋的月租金几乎达到了公屋的5倍之多。

举个更直观的例子吧，记者一位朋友居住在北角地铁站附近的单身公寓，套内面积180呎（15平方米左右），上个月交了房租9100港币。而同样的价格，在深圳福田中心区可以租到面积80平的酒店式公寓。

除了低廉的房租，公屋甚至可以“世袭制”。虽然近年来政策有所收紧，但现时租户户籍下即使已有一名单身成年子女，仍然可再申请多一名单身成年子女加入。

可以想象，香港的公屋为一众被困在底层的弱势群体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如今，全港749万的人口中，超216万人居住在政府公屋，差不多占总人口的三成。然而公屋单位的数目目前仅有约850700套。因此，无数申请者都需要经历漫长的轮候时间。在过去一年获批者资料数据显示，平均轮候时间差不多要6年。

不过，即使不少人吐槽“排队”太久，每年都有无数人加入到这泱泱队伍之中。截至2022年6月底，房屋署收到了约144200 宗公屋申请。

然而，这份给予穷人的“居住正义”，却被一群早已赚得盆满钵满的富人盯上了。他们假装成穷人，提前将资产转移到子女名下或者投向海外，甚至有的人不惜将自己的收入降低，只为满足符合公屋申请的要求。

今年2月发生的香港名媛碎尸案中，便再次暴露了富户霸占公屋的问题。

蔡天凤的邝姓前家翁被揭发早年申请一个公屋单位，其后成为何文田加多利山一个市值7000多万元豪宅的业主，之后他利用绿表申请者买居屋无须入息及资产限制的漏洞，成功买到居屋单位。

另外，还有人为了风水即使万贯身家也不愿搬离公屋......

时装连锁店I.T集团首席执行官沈嘉伟（邱淑贞丈夫）身家超过十亿，其母亲却迟迟舍不得离开面积约三百呎、月租一千四百元的华富邨“风水屋”。

华富邨最快2034年完成整个重建计划。（房委会图片）

为什么儿子亿万身家，母亲居然还能拥有公屋户籍？

经审查，原来钻了制度的空子：沈母本人并没持有物业，资产也没超过限制；不过，确实涉长期丢空单位。

最后，经房屋署职员多番劝喻后，老太太才答应退回涉遭滥用的公屋单位。

多年来，这些公屋“富户”们抢占着真正需要帮助的底层民众的生活空间。

为此，港府与之展开了一场“房权争夺战”。

今年12月1日起，房屋协会将采取更强力手段打击滥用公屋行为，包括：

1、单位丢空或非经常持续居住的租户将会被视为滥用公屋资源。如确定滥用公屋单位，房协将会发出迁出通知书。

2、非经常持续居住的定义将更改为逾3个月，如查明属实，房协会考虑发出“迁出通知书”及收回单位。

3、如因作出虚假陈述、违反租约条款等而被终止租约的前公屋租户及其在租约时年满18岁的家庭成员，房协会将个案通报房委会。有关人士有可能由终止租约翌日起5年内，被禁止再次申请公屋。

此外，房协会派职员定期进行家访，若发现有怀疑个案或收到举报，职员亦会在非办公时间或周末突击巡查，如确定滥用公屋单位，房协会发出迁出通知书。

（文/本刊记者 赵芃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