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秋的奉天军官俱乐部，张学良正筹办一次内部座谈。灯下，一位身材颀长、军装板正的年轻人走进大厅，自报姓名——何世礼。就在那天，少帅一句“今晚不谈酒，只谈国事”，把两人拉到同一条战线，也为后来数十年的风云际会埋下了伏笔。
要真正看懂这位四海闯将，还得把镜头拉回他的出身。1862年，何东出生在香港荷李活道的小巷里，母亲是本地女子，父亲来自英国。混血身份让他一路受白眼，可倔劲儿把他硬生生顶成了华人第一任太平绅士。到1897年，何东已坐拥数百万银元，同时收购地皮、筹建公用事业，成为殖民地商界的领头羊。1906年，他搬上太平山山顶，打破了总督府“华人不得居顶”的陈规。这一年，他的第四个孩子——何世礼——呱呱坠地。
何世礼小时候就显出骨子里的刚烈。1915年，港督麦士礼爵士笑眯眯递来金币，问他是否愿意“成为大英子民”。十二岁的少年接口就回：“我是中国孩子，这没什么不好。”一句话让爵士气氛微窒，却也让何东暗暗点头——这儿子像自己年轻时那股犟劲。
从中央书院毕业后，何世礼不想困在账本与洋行，他盯着大炮和钢履。1925年，他考进英国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随后转赴法国布鲁尔炮兵专门学校继续深造。夜校图纸摊得满桌，他常把弩机射角和榴弹膛压念得像顺口溜。教官说他“脑子里装着标尺和秒表”，而同窗更记得他一句玩笑：“等哪天回国，想让日军尝尝真正的曲射火力。”
1930年8月，留洋学成的他抵达天津港，正逢中原大战炮声不歇。父亲劝他留在上海，吴铁城、何应钦甚至为他备好陆大教官的编制，待遇丰厚。结果小伙子摇头：“教书可以，打仗更急。”他带着推荐信北上沈阳，相中张学良。初见时，他递上一份三页纸的备忘录，开门见山：一、日军动向；二、沈阳空军迁移计划；三、葫芦岛军港扩建时限。张学良放下茶杯，“你说的全是我想干而没时间细想的事。”当场决定：侍从参谋，兼入“四大保镖”序列。
此后两年，他跟在少帅车后、机舱旁、指挥所里，既提方案也握钢枪。奉天冬夜，警报大作，他冲进机库引导飞行员转场；锦州演习，他站在炮兵阵地前线，用秒表掐算射程。部下悄悄说：“这位何先生不太像保镖，更像随军参谋和炮兵教官合体。”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震动全国。偏偏此刻何世礼南下探亲，船还没靠岸就听见报童高喊少帅被扣。盘缠、路证统统备好，他打算立刻返回西北。然而政局突变，张学良下野，他也被署令撤职，从此再未回到东北军序列。
翌年春，宋子文请他暂驻广东，以盐务管理局潮梅营销局局长身份筹款。他干了不到半年，卢沟桥炮声响起，迅速写电报到军委会请战。南京那边迟迟没有答复，倒是薛岳电邀入皖南，主抓炮兵。抗战中后期，他官至后勤部中将副司令员，负责对接美军援华物资。仰光码头，集装箱一次次开箱，数百辆M3轻坦、C-47运输机、十万箱青霉素入列中缅战场，背后多了他签字的一摞厚合同。
1945年胜利的鞭炮声尚未散尽，政局却开始急转。1949年春节前后，他随国民党渡海去台，暂任总司令部政工机构要职。正当山雨欲来之际，一纸讣闻从香港飞抵台北——何东病逝，遗嘱指定四公子继承庞大家业。何世礼握着电报，沉默良久，随后向蒋介石呈交辞呈，“家中有急务，恳请批准离职”。1956年，他搭机南下，再未回返军界。
香港的商业江湖与战场不同，炮弹变成了股票，阵地变成了地皮。何氏家族原先的生生、耀兴、东华三大商号在战后百废待兴，他先大举收购航运股，又趁港府重建期投入地产，随后与英资洋行打配合，几年间市值翻番。六十年代初，《星岛日报》评选“域内十大财雄”，何世礼高居榜首，一举超过怡和、太古那几位大班。许多人惊讶于他退伍后换赛道的身手，他却只淡淡一句：“排兵布阵，无非是算筹码、看人心。”
家族里流传着一条老规矩——见长辈须行跪礼。何世礼的堂侄何鸿燊从澳门匆匆赶到港岛开会，甫一进门便双膝微屈，拱手低头：“四叔，侄儿给您请安。”那位日后被称作“赌王”的传奇富豪，少年时就爱听这位四叔讲法国炮兵学院的小故事，直到功成名就仍不敢逾矩。
1998年7月26日清晨，何世礼在半山寓所辞世，享年九十二岁。报纸讣告只有寥寥数行：前英国皇家炮兵学校学员、前中华民国陆军中将、香港企业家。可在旧日将士眼中，他是英勇的东北军侍从；在港岛商界眼中，他是白手翻云的投资奇才；在何氏族谱里，他则是让后辈必须俯身的家长。若要用一句话勾勒此生，大概就是：军旅与商海并重，血性与睿智同在，名利俱得，却始终把“我是中国孩子”放在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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