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浙江奉化雪窦山。
这里山林寂静，可刚刚被押送到此处的张学良，心里却翻江倒海。
刚落脚，他没想着怎么找路子给老部下发密电求救，反而熬着夜，提起笔写了一封信。
这信是寄给还在西安坐镇的杨虎城的。
信纸上字不多，但分量极重，扒开来看就一个意思：我就算死在这儿，你们也得给我忍住，千万别乱动，更别为了捞我出去，在这个时候跟南京那边撕破脸。
这番话搁在那会儿，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
要知道，当时的局势那就是个马上要炸的火药桶。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前脚刚落地，后脚就被扣了。
消息传回西安，那帮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一个个眼睛都红了。
手握重兵的将领们早就把枪栓拉得哗哗响，摆出了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你要是不把我们少帅放回来，咱们就跟中央军干到底。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身为被软禁的人质，张学良却兜头给想救他的兄弟们泼了一盆凉水。
为啥？
是贪生怕死？
还是说他对蒋介石的人品还存着啥不切实际的念想？
都不是。
张学良心里这笔账，其实比谁都亮堂。
让他硬起心肠写下这封信的底气，根本不是什么“愚忠”，而是四年前那一记响亮的耳光，把他彻底打醒了。
这记耳光，得回溯到1933年。
那年头，长城抗战打响了。
要说“九一八”是扎在张学良心口的一根刺，那长城这一仗，就是让他彻底清醒的一盆冰水。
那时候，中国军队靠着长城这道坎，头一回拉开架势，跟日本人硬碰硬地干了一场。
可在战场上，两边的表现差得实在太远，让人看着脸红。
蒋介石手底下的中央军，虽说那会儿装备还没全换成德国货，但打起仗来有板有眼，守着阵地死磕，一步都不退。
哪怕顶着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日子过得艰难，但起码看着像支正经军队。
再扭头看看张学良自个儿带出来的东北军，那表现，说难听点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这场仗，张学良也是指挥官之一。
可最让他寒心的，偏偏就是自家的队伍。
这一仗打下来，直接把他原本那种“单挑我不见得输”的幻想给锤得粉碎。
在长城抗战之前，张学良脑子里一直有个念头：当初丢了东北，那是吃了“不抵抗”的亏，是因为没打。
真要拉开场子练练，几十万东北军哪怕枪炮不如日本人，凭着人多，再加上家仇国恨，怎么着也能跟日本人掰掰手腕。
可1933年的现实冷冰冰地告诉他：别做梦了。
最露脸的那个反面教材，就是热河战役里的汤玉麟。
汤玉麟那是谁？
那是跟张作霖拜过把子的兄弟，正儿八经的“奉系元老”，当时还是热河省的主席。
按理说，他守的热河是长城防线的大门，怎么也得借着地利，层层扒掉日军一层皮才对。
结果呢？
日本人的大部队影子还没见着，汤玉麟先把脚底板抹了油。
跑就跑吧，他还干了一件让当兵的恨得牙痒痒的事。
为了把自己搜刮这么多年的金银财宝运走，他硬是把部队的军用卡车全给扣下了。
前线卖命的弟兄缺子弹、缺干粮，眼巴巴等着车拉补给救命；这位省主席倒好，用卡车拉着他的古董字画，一溜烟跑到天津当寓公享福去了。
这一幕，气得连平日里老好人一样的张作相都拍了桌子，骂他对不起地下的张大帅。
可骂有啥用？
像汤玉麟这种老兵痞，脸皮比城墙还厚。
人家不光不觉得丢人，反而在天津租界里过起了神仙日子。
汤玉麟不是个例，他是当时那帮旧军阀部队的一个缩影：队伍散得像盘沙，当官的私心比天大，一打就崩，闻风而逃。
这事儿给张学良的打击太大了。
他只能咬着牙承认一个事实：这会儿的东北军，看着人多势众，可论组织纪律、论打仗的那股劲儿，早就被时代甩在后头了。
真要靠这帮人去跟日本人拼命，那就是送死，是单方面的被屠杀。
更要命的是，他看清了中日之间的大坑。
这坑不光是枪炮不如人，更是国家动员能力和军队组织能力的差距。
靠军阀混战练出来的那套班底，救不了中国。
能救中国的，只有把全国的力量拧成一股绳，举国上下一起干，这才有一线活路。
带着这份痛彻心扉的领悟，咱们再把目光转回1937年，看看张学良在奉化写下的那封信。
当时的形势是个啥样？
西安事变虽说和平解决了，蒋介石也拍着胸脯保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随着张学良被扣，局势眼瞅着又要滑回内战的泥潭。
西北那边，东北军内部吵翻了天，激进派嚷嚷着要动武救人，杨虎城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原本围在周边的中央军更是磨刀霍霍，蒋介石正愁没借口削掉这帮“藩镇”呢。
这时候，要是杨虎城和东北军为了救张学良真的动了手，结果会咋样？
头一条，刚谈好的“停止内战”协议立马变成废纸，战火重燃。
第二条，这也是张学良最怕看到的——中央军跟东北军、西北军火并，中国最精锐的几支队伍在抗战爆发前夕先把自己人给耗光了。
这笔账算下来，谁最高兴？
当然是日本人。
张学良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抗日，蒋介石的中央军那是绝对的主力。
长城抗战已经试出来了，光靠杂牌军根本挡不住日本人的铁蹄。
如果因为救他一个人，把中央军拖进内战的烂泥坑里，那么1933年热河失守的惨剧，就会在全中国重演。
所以，他在信里特意给杨虎城留了话：
“盼兄顾全大局，千万别为我个人打小算盘！”
这话不是客套，是死命令，也是在求全。
他这是拿自己的自由，甚至是那条命，去护着那个还没长结实的抗日统一战线。
只要东北军不乱，只要西北那头不打第一枪，蒋介石就找不着理由重启内战，枪口就只能一致对外。
为了这个大局，他宁愿自己去当那个牺牲品。
后来的事儿，也确实印证了张学良的判断，同时也让人见识了蒋介石的手段。
张学良下了飞机就被控制，送上了军事法庭。
蒋介石演了一出“猫哭耗子”的大戏——先让法庭判个刑，然后他再摆出“元首”的架子假惺惺求情，把十年徒刑改成“严加管束”。
这一管，就是整整半个世纪。
但对张学良来说，1937年在奉化写信的那一刻，他其实已经完成了从一个旧式军阀到民族主义者的最后蜕变。
当年的“少帅”，从东北撤退时或许还存着保存实力的小心思；可在奉化被囚的那个晚上，他的魂儿已经飞出了被软禁的高墙，飞回了那八千里山河之中。
他输掉了自由，但他想保住的国家，最后没因为内战而亡。
这笔账，虽然对自己残忍到了极点，但对民族而言，他算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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