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元兵大举进攻南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元兵攻破鄂州，挥师渡江，南宋震动，诏诸路勤王。时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捧诏涕泣”,起兵勤王。《宋史·文天祥传》称：

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兴招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①

德祐二年(1276),临安陷落。同年，端宗在福建福安即位，闽粤赣也成了南宋王朝抗元的主要战场。

从上引《宋史·文天祥传》来看，文天祥勤王的部队主要由两方面人员构成：一是赣州、吉安两地的地方土豪，一是两地的“溪峒蛮”。文天祥动员了多少地方土豪，已不可得知。后来的天启《赣州府志》卷十二《军功》说：“当时赣州大姓起义旅相从者，如欧阳冠侯等凡三十三家，陈继周父子居幕中，卒死王事，尹玉以孤单力战，与麾下五百人，俱死五木，无一降者。”文天祥能号召赣南的土豪勤王，和他注意利用地方势力开展统治的思想不无关系。开庆元年(1259)文天祥曾给皇帝上书，提出如下建议：

四曰破资格以用人。……至如诸州之义甲，各有土豪；诸峒之壮丁，各有隅长。彼其人望，为一州长雄。其间盖有豪武特达之才，可以备总统之任，一日举之，以为百校之长，则将帅由是其选也。……至如山岩之氓、市井之靡、刑余之流、盗贼之属，其胆勇力绝，足以先登；其智辩机警，足以间谍。……皆吾屈也。①

后来文天祥就任赣州知州，这一思想有可能得以实行。文天祥对友人说：

某治郡以来，书生迂阔之说，颇有效验。祖母六月生日，集城中内外老人，自七十一至九十六，为男女一千三百九十名，犒恤有差。老者既踊跃，而少者始皆知以老为贵，礼逊兴行，词讼希省。②

除了文天祥自己的威望之外，当时闲居赣州城中的宁都土著陈继周，对勤王军队的组织发动也起了作用：

陈继周……宁都人，以贡士有军功，历仕州县者二十八年，家居赣郭中。诏勤王，丞相造门问计，继周具言间里豪杰子弟与凡起兵方略甚详。其子大学生逢父，亦昼夜参预筹画调度。③

虽不能肯定上引天启《赣州府志》所说的赣州大姓“三十三家”为实指，但在文天祥的军队中，宁都土豪确有相当比例。文天祥同乡胡广在为文天祥所作《丞相传》中记述说：“万石阴与吕师夔通……置司抚州，嘱守臣赵必岳以宜黄令赵时秘状称：宁都连、谢、吴、唐、明、戴六家义士劫乐安、宜黄，将至抚州。申枢密院。天祥言：宁都六姓招募数千人驻吉州，候旨入卫，未尝有一足至抚州境内。”①

除地方土豪外，“郡中豪杰”也包括一些地方官吏，如上文提到的尹玉，原为“赣州三砦巡检，秩满城居，从文天祥勤王”②;还有文天祥为其写过《安湖书院记》的兴国知县何时等。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并结溪峒蛮”。本章第三节已经指出，在宋代文献中，“溪洞(峒)”如果和“蛮”联系在一起，指的是畲、瑶等“不纳王粮”的化外之徒。对于这股势力，文天祥一直注意加以利用，“诸峒之壮丁”中的隅长，“以为百校之长，则将帅由是其选也”③。从时人指称这支部队时所用“溪峒蛮”“土豪蛮蜒”等词汇可猜测，在文天祥部队中溪峒蛮是有相当的比例的。

土豪和“溪峒蛮”等地方力量，一直是文天祥领导的抗元军队的主要来源。德祐二年(1276)临安陷落后，南宋开始以福建和广东为根据地进行抗元斗争。文天祥从元营脱逃后，于景炎元年(1276)七月开府福建南剑，十一月在汀州聚兵抗元。景炎三年(1278),文天祥被执于广东五坡岭。④

毋庸多言，文天祥的抗元活动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本人也成了士大夫忠义的象征。但本书关心的问题是，文天祥的抗元活动对赣南地方社会发展的影响。南宋最末两帝驻跸闽粤，赣南作为“五岭会要，闽粤咽喉”,因而成为文天祥抗元的主要战场。例如，从景炎二年(1277)三月起文天祥一直在赣南活动，直至八月在兴国空坑兵败，始遁入汀州。此次起兵，文天祥同样特别注意利用赣南的地方势力进行抵抗。其好友邓光荐所作的《文丞相督府忠义传》对此多有记录：

陈子敬，赣人，以费力雄乡里。行府至汀，子敬请招集义兵，置屯皂口，据赣下流，以遏北船，忠效甚著。行府败，聚兵黄塘，连结山寨，不降。北以重兵袭其寨，寨溃，不知所终。

李梓发，字材甫，南安军南安县人。世为邑豪，主溪洞隅保。梓发为南安三县管界巡检。江西陷，南安守杨公畿迎降，独南安一县不下，邑人黄贤与梓发共推前南安尉永嘉叶茂为主，治守具。

唐仁，南安土豪也。奉同督府命通江西音问，结约取赣，约日举火为号，城内外夹击。仁军轻，先期至，北军浸觉，闭营掩捕格杀，仁军不见火，遽退，赣军歼焉。时丙子冬也。①

必须注意的是，邓光荐撰写《文丞相督府忠义传》的目的是表彰忠义，许多没有接受文天祥直接领导的地方武装首领也被收入，但这些地方抵抗力量大多接受文天祥的名号，听其号令。类似的事例还有：

萧明哲字元甫，太和人。……天祥开府汀州，辟充督干架阁监军。师出岭，明哲以赣县民义复万安，连接诸砦拒守。②

胡文可，泰和野陂人……丞相起兵海上，文可罄家资招义勇从之。及丞相败，文可亦被执，间脱得归，复集兵赴难而死。其弟文静，先授提督，时无敢拒北兵者……文静不屈，曰宁死不负赵氏，竟死之。①

“溪峒蛮”的力量也被抗元武装利用。史载：

邹源字凤叔，吉水人也……以寺丞领江西招谕副使……空坑败，窜身溪洞，约结酋杰，引兵入广。②

彭震龙字雷可，永新人，天祥次妹婿也。……乃结峒僚起兵。天祥兵出岭，震龙接应，复永新。③

利用“溪峒蛮”力量的不仅是文天祥，当时另一位抗元大臣张世杰的部将中也有畲族首领。据《潮州志》记载：

许夫人，潮州畲妇也。景炎元年，宋帝趋湖州，张世杰招义军，夫人倡率诸峒畲妇应命。二年六月，世杰自将淮兵讨蒲寿庚，夫人率所部往会，兵势稍振。后帝泊浅湾，夫人复率兵海上援之，至百丈埔，遇元兵与战死焉，土人义而祀之。④

《宋史·张世杰传》亦载：“(景炎二年)四月，从二王入福州。……世杰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将陈吊眼、许夫人诸畲兵攻蒲寿庚，不下。十月，元帅唆都将兵来援泉，遂解去。”①文中的“陈吊眼”是活动于广东的另一畲族首领。如前面分析，本来畲、瑶与编户齐民的界限就变动不居，“峒寇”、畲、瑶等人群中也经常混杂着“盐寇”和“逋逃之民”。文天祥就曾说过，“潮与漳、汀接壤，盐寇、拳民(即畲民——引者注)郡(疑为“群”——引者注)聚剽劫，累政”②,可见“盐寇”与畲民有混合的趋势。在动荡的局势下，他们不断地吸纳流亡的编户齐民，势力得以增强。这样，原来在宋朝稳定的局势下，被官府以军事力量阻隔在省民居住区之外的“峒寇”、畲、瑶等人群，成为活动于闽粤赣边界的重要力量，酿成有元一代严重的“畲贼”问题。元至元十六年(1279),南宋灭亡，但元兵在南方各地仍继续遇到顽强抵抗。从表2-4中可以看到，至元年间在闽粤赣边界几乎每年都有盗贼叛乱。

表2-4 元代地方动乱年表

这些动乱基本上是畲民发起的，以福建、广东为中心，影响波及赣南。诸如“诸郡盗贼蜂起，所在屯聚”①等记载充斥史籍，下面的记载即是其时社会动乱状况的写照：

赣士胡廉言曰：廉家在石城，至元末广之剧寇驻赣境，当路不亟殄平，受其降而许其留。俘掠杀戮自若，群不逞相挺而起，环二三百里罹其凶害，遑遑奔窜。先父字际叔，己丑春，避寇病卒于途，先母徐氏使簪弭(当为“珥”——引者注)以葬。廉甫九岁，弟绍甫六岁，二女兄幼德已适赖，幼端未行，寇势益张……舅家难久居，转依长女兄。寇息始复故里，满目蒿莱，死者过半，田无人耕，一二邻旧虽为编茅盖头，然稿无生意，莫可安栖。依近族，依远族，依内亲，依外亲，或半月，或一月，或二三月，靡有定止，如是又数年，乃还草庐之中习耕。寥间荒凉，人所不堪……又尝一族偕行，搬挈行李，先母督促甚急，众莫晓解，行速向前者，薄暮达邑。有二盐商行缓殿后，被寇追及殒命，相去仅二里许。①

从这段记载中可看出，动荡的社会状况，使得赣南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且随时都可能被盗寇所害。这表明元王朝在赣南社会的统治并不稳固。

元代“畲贼”动乱的一个令人感到惊讶的特点，就是畲兵常可至几十万之众。例如，至元二十年(1283),“建宁路管军总管黄华叛，众几十万，号头陀军，伪称宋祥兴五年”②;至元二十五年(1288),“畲寇钟明亮起临汀，拥众十万，声摇数郡，江、闽、广交病焉”③。元人描述钟明亮起事情形，说道：

初，明亮之首乱也，汀州草间匹夫尔，非有权位号召，世资凭藉，奋臂山泽，一呼数万众，斩刈剽寇，飘荡震汹，蹂江闽数郡之地，动江、闻、浙三省之兵。……上烦庙堂应接，诸省奔赴，竭数载之力，仅得明亮至军前一面。而诈降无实，傲睨反复，气凌威铄，未尝获一交锋决胜，明亮竟偃然得保首领以殁。既殁，众犹畏服，止奉一木主尔，藉其虚声余烈，尚能统御所部，不即降溃。彼何道以臻此?此之谓盗亦有道者欤!……有脱身贼中者，具言明亮有威风，多智略，得操纵谲诈之术，是非田野农夫比。然残忍嗜杀，异于人类……零都、石城、瑞金、建宁诸邑，则兵寇兼至，祸尤惨烈。至于庚寅，四面蜂起，明亮、邱元之外，赣、吉有谢主簿、刘六十，乐安有卢大老，南丰有雷艾江之徒，乘时响应，俱烦省官亲提重兵随处逐捕。贼虽终败，而受祸众矣。……大德戊成岁四月上吉，聊述前事。①

这段记载除去丑化的言辞，基本反映了当时“畲贼”动乱范围之广，影响之大。钟明亮乍叛乍服，令官方非常头痛。至元二十六年(1289)六月，江西行枢密院月的迷失“请以降贼钟明亮为循州知州，宋世贤为梅州判官，丘应祥等十八人为县尹、巡尉，帝不允，令明亮、应祥并赴都”②。但钟明亮并没有遵元帝谕令赴都，史书记载，闰十月“广东贼钟明亮复反，以众万人寇梅州，江罗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韶、雄诸贼二十余处皆举兵应之，声势张甚。诏月的迷失复与福建、江西省合兵讨之”③。这次征讨，结果不明，但从以上《水云村泯稿》记载来看，元政府最终无法让钟明亮臣服，只能让其“保首领以殁”。

所谓“畲贼”之所以容易“一呼数万众”,乃是因为这些“畲贼”包括的不仅仅是原来居住在山区的“峒寇”、畲、瑶，还有大量逃离于王朝体制之外的编户齐民。钟明亮起事后，就有大臣说：“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④黄华原为福建畲军首领。从性质上说，畲军乃是元朝的“乡兵”,《元史·兵志》载：“其继得宋兵，号新附军。又有辽东之纪军、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畲军，则皆不出戍他方者，盖乡兵也。”⑤这些“畲军”与“民”关系密切，颇有点从“畲”到“民”的过渡意味。把“畲军”转化为“民”一直是元朝努力的目标。《元史》中有如下记载：

二十二年八月……戊辰……令福建黄华畲军有恒产者为民，无恒产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①

招谕命洞人，免其罪。②

放福建畲军，收其军器，其部长于近处州郡民官迁转。③以宋畲军将校授管民官，散之郡邑。④

但同时，也有叛乱之军窜入畲峒的。例如：“壬辰，陈桂龙据漳州反，唆都率兵讨之，桂龙亡入畲洞。”⑤“亡入畲洞”更多的是“民”,前引“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即是明证。这种“民”“畲”之间的流动以福建汀州等地最为典型。《元一统志》引《图志》云：

(汀州)西邻章贡，南接海湄。山深林密，岩谷阻窈。四境椎埋顽狠之徒，党与相聚，声势相倚，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畲民。时或弄兵相挺而起，民被其害，官被其扰。盖皆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渐染成习。此数十年间，此风方炽，古岂有是哉!①

上文最值得注意的是“此数十年间，此风方炽”,说明“畲民”的活动在元代相当活跃。武平县情况亦然，有记载曰：

武平南抵循、梅，西连章贡。篁竹之乡，烟岚之地，往往为江广界上通逃者之所据，或曰长甲，或曰某寨，或曰畲洞。少不加意，则弱肉强食，相挺而起。税之田产，为所占据而不输官。乡民妻孥为所剽掠，莫敢起诉。土著之民日见逃亡，游聚之徒益见恣横。②

这种“民”与“畲”之间的流动，使一些边界山谷集中了许多“化外之民”,形成令统治者头痛的“逋逃之渊薮”,一方面使“化内”与“化外”界限模糊，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官方的行政区划界限，导致在元代出现了比较特别的行政和军事区划。

元代地方统治机构主要是行省，有军事征伐则设行枢密院，在行省和行枢密院之下又有万户府、千户府和宣慰司之类。这些机构大多有军事功能，临时性比较强，或设或废，变动不一。《国朝文类·官制》说：

夫外之郡县，其朝廷远者则镇之以行中书省，郡县又远于省，若有边微之事，则置宣慰司以达之，盐铁之类又别置官。有军旅之事，分布于外者则置万户府，有大征讨则置行枢密院，无则废。①

行省与行枢密院在军事功能上有互相补充之功效。上引《国朝文类》说：“有征伐之事则或置行省，与行枢密院迭为废置。”②唯有明了元代地方统治机构的军事性质，才能比较好地理解其兴废设置。

元代江西行中书省治所大部分时间设在龙兴，但有时也根据需要移至闽粤赣边界地方。《元史·地理志》记载：“十四年，改元帅府为江西道宣慰司，本路为总管府，立行中书省。十五年，立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司，移省于赣州。十六年，复还龙兴。”③虽不清楚至元十五年(1278)移省于赣州的具体原因，但笔者推测可能是为了军事活动的方便。自至元十三年(1276)起，张世杰的抗元部队一直在闽广活动，至元十五年(1278)六月，退守崖山做最后的抵抗。至元十四年(1277)文天祥兵败兴国空坑，十月遁入汀州，十一月入广东循州，此后一直在广东活动，直至在海丰五坡岭被捕。当时元军的主要战场已移到闽粤赣边界，移省于赣州当有利于军事调遣。实际上，当边界有重大军事活动时，江西行省常常会相应转移。至元二十七年(1290),又“移江西行省于吉州，以便捕盗”④。随着行省治所移往边界，江西行省的统辖范围也相应增大，至元十五年(1278),行省移至赣州，“福建、江西、广东皆隶焉”①。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行省并入福建行省，但十九年(1282)复立江西行省，管辖范围包括了广东和江西两省的大部分地区。

至元二十二年(1285),又“立行枢密院于江南三省，其各处行省见管军马悉以付焉”②,显然江西行枢密院负有镇压广东、福建、江西三省盗贼的职责。请看如下记载：

(至元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江西行院月的迷失言：“广东穷边险远，江西、福建诸寇出没之窟，乞于江南诸省分军一万益臣。”诏江西忽都帖木儿以军五千付之。③

(至元二十五年秋七月)戊戍……同知江西行枢密院事月的迷失上言：“近以盗起广东，分江西、江淮、福建三省兵力万人令臣将之讨贼。臣愿万人内得蒙古军三百，并臣所籍降户万人，置万户府，以撒木合儿为达路花赤，佩虎符。”诏许之。④

至元二十六年(1289),“畲贼”钟明亮复反，江西行枢密院月的迷失即会合江西、福建行省并力讨捕。史载：

闰十月……丙戌……广东贼钟明亮复反，以众万人寇梅州，江罗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韶、雄诸贼二十余处皆举兵应之，声势张甚。诏月的迷失复与福建、江西省合兵讨之，且谕旨月的迷失：“钟明亮既降，联令汝遣之赴阙，而汝玩常不发，致有是变。自今降贼，其即遣之。”①

和江西行省类似，为了镇压盗贼的方便，江西行枢密院治所也会在闽赣边界变动。至元二十八年(1291),二月“乙西，立江淮、湖广、江西、四川等处行枢密院，诏谕中外……江西治汀州”,七月“徙江西行枢密院治赣州”②。

江西行枢密院是临时性机构，元贞元年(1295),“罢湖广、江西行枢密院，并入行省”③。实际上，江西行省也一直负有应付广东、福建、江西三省盗贼之职责。试看如下记载：

(至元)二十四年，迁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破豪猾，去奸吏，居民大悦。是时，赣、汀二州盗起，如德指挥诸将讨平之，其胁从者多所全宥。④

(至元)二十六年春正月……贼钟明亮寇赣州，掠宁都，据秀岭，诏发江淮省及邻郡成兵五千，迁江西省参政管如德为左丞，使将兵往讨。畲民丘大老集众千人寇长泰县，福州达鲁花赤脱欢同漳州路总管高杰讨平之。①

或许正为了江西行省对福建管辖的方便，至元二十八年(1291),罢福建行省，“改福建行省为宣慰司，隶江西行省”②。

由于元代在闽粤赣地方的统治机构有较强的军事性，而且为了对付边界频繁的盗贼活动，兴废设置变动不居，从而出现江西行省范围常常跨越原来的数省边界(在南宋为路界)的情况，使边界变得非常模糊。这种边界模糊的现象背后，则是前面所分析的“民”与“畲”之间的流动。这个事实也表明，终元之世，仍有许多具有“蛮夷”背景的畲民活动于广大的闽粤赣湘边界，后来明代四省边界盗贼活动频繁，也与这一事实不无关系。

本文选自《化外与化内：12—18世纪的赣南地域社会》（黄志繁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