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10月1日，一代伟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天安门城楼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我们国家的象征。

天安门城楼的标志不仅出现在了我们的国徽上，还出现在勋章、纪念币等荣誉性极高的物品上，可见天安门城楼，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是何等神圣。

提到天安门城楼，就不得不说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画像。虽然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画像似乎已经是浑然一体了。可是，天安门城楼毕竟比毛主席要古老很多。

那毛主席的画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天安门城楼“融为一体”的？城楼上的主席画像又是何人所画，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周令钊和开国大典伟人画像

1949年9月2日，周恩来在文件上批示，宣布新中国成立和大阅兵的地点，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进行。

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从这一天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

当时受徐悲鸿之邀，担任国中央美术学院讲师的著名爱国画家周令钊，也接到了一个无比光荣的任务——为开国大典绘制天安门城楼悬挂的主席巨幅画像。

周令钊1919年出生于湖南平江，他父亲周开璿是一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金石书法家，母亲是一名美术教员，可以说是“书香世家”。

周令钊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他对绘画的兴趣，而周令钊也没有让母亲失望。

他从小就热爱绘画，长大后又多次拜访名师学艺，习得一身精湛的技艺。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令钊辗转全国各地，通过绘画、演出等艺术活动支持抗战。

在1939面的时候，周令钊还曾经参加南路前线工作队，亲身前往抗日一线通过演出宣传等方式，为前线的抗日将士鼓舞士气。

1948年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院长的徐悲鸿，在看到周令钊的画作之后非常欣赏，亲自邀请他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当讲师。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改组为中央美术学院，周令钊继续留校任教。

同年7月，周令钊和妻子陈若菊喜结良缘。

不到两个月之后的9月，周令钊又接到了为开国大典绘制伟人巨幅肖像的光荣任务，真可以说是“双喜临门”！

在接到这个光荣的任务之后，周令钊便带着妻子陈若菊和其他学生们，在天安门城楼稍微往东一点的地方忙碌了起来。

当时周令钊负责绘制画像，是以毛主席头戴八角帽的照片为摹本。

这张照片中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上穿着粗呢子制服，头部稍微往上仰，脸上露出慈祥和善的笑容。

相信很多老年人对这一版画像应该都有特别的印象，而且应该也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为了绘制好这幅画像，周令钊采用了方格放大法；他先把最初的照片打满小方格，放大到30×20厘米的画了一个小稿，然后再打满格子进一步放大。

当时周令钊和学生们在天安门城楼前，搭起了三层手脚架，他新婚燕尔的妻子陈若菊一起爬上爬下绘画。

在9月底周令钊画作即将完成的时候，当时担任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的聂荣臻到现场查看。

聂荣臻远远看到周令钊的画作时，就连声称赞“像！画的真像！”

可是等走到画像前方时，以军纪严明著称的聂荣臻元帅，向周令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画像上毛主席的衣领敞口式样不妥，在开国大典上亮相，要严肃一点儿。

周令钊听了聂荣臻元帅的话之后，立刻带着学生们爬上手脚架，按照聂元帅的意见对毛主席的衣领进行了修改。

辛莽与毛主席免冠像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在北京开办人民美术工作室的画家辛莽，被邀请到中南海，领得一个光荣的任务——绘制那一年“五一”劳动节时，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主席画像。

辛莽原名吴裕春，是广西合浦县人，他出身于贫困之家，父母省吃俭用也仅能供他读书而已。

辛莽虽然家境不好，但在书画方面的天赋却非常的高。他从中学时代接触进步革命思想，在抗日战争期间，他除了积极参与抗日救国活动之外，还十分向往革命圣地延安。

1937年辛莽和4名同学在高中毕业前一个月，一起出发前往延安寻找组织，并于1938年4月顺利抵达延安。

到了延安之后不久，辛莽就入了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入党之后的辛莽发挥自己的天赋和特长，长期工作在我党的艺术工作线上。

他的作品《毛主席在窑洞著作》，相信很多人都看到过。

1950年辛莽接受了为毛主席绘制巨幅画像的任务之后，立刻就开始回去着手准备。他先是从毛主席的照片中，挑选了一张免冠、双眼略向上看的半侧像，然后又找来了左辉、张松鹤等人协同绘制。

绘制画像的时候，辛莽本人从负责远处指挥，左辉、张松鹤等人负责具体部部位的绘制。辛莽和同志们把画像绘制好之后，特意挂出来请群众提意见。结果还真有群众提出，画像中毛主席的“耳朵不好看”，而且画像中的主席目光向上看，似有不妥。

辛莽和同志们听了之后，就又换了一张毛主席基本正面，双眼平视前方的照片，重新绘制了一张画像。

这一张画像挂出来之后，群众们再没有什么意见，纷纷夸赞他们画的好。

陈石林与毛主席标准像

1950年毛主席和周恩来访问苏联，美国的一家报纸刊登出来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照片。

在这张报纸刊登的，居然是毛主席头戴八角帽的照片，而斯大林的照片则是穿着元帅服的照片。这两张照片并列在一起，看起来多少有点不协调。

相关部门提出尽快为毛主席制作一张标准像，新闻总署便派出了几名摄影师为毛主席拍摄标准像。

可是摄影师们拍完之后，洗出来的照片大家怎么看都觉得不太满意，于是当时摄影局摄影处副处长的陈正清，就请来了精通后期处理的陈石林，对拍摄的照片筛选后进行后期处理。

陈石林把所有毛主席的照片，包括参加各种活动的合影都调了出来进行筛选。

最后他从1950年毛主席和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的合影中，选取了毛主席头像部分进行放大处理，做出了第一张毛主席的标准像。

这张标准像，也就是现在人民币上毛主席像的母本。

张振仕与毛主席标准像

1950年建国一周年前夕，考虑到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人民群众普遍期盼和平的心情。中央天安门城楼上让毛主席的画像换下戎装，以便装标准像的方式呈现在人民群众面前。

为了准备毛主席的第一张便装标准像，中央从全国各地调了30多名艺术家进京，让他们绘制了马、恩、列、斯、毛、刘、周等伟大人物的肖像并进行了展出，以求优中选优的确定毛主席画像的人选。

最终这30多名艺术家中，曾经师从齐白石的中央美院教授张振仕脱颖而出，被确定为毛主席标准像的绘制人选。

张振仕是辽宁辽阳人，在1932年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京华美术学院西画系，又得到过国画大师齐白石的特别指导，可谓是学贯中西。

张振仕从1950年，开始接受绘制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巨幅画像的光荣任务，总共绘制过两个版本的毛主席画像。

只不过张振仕喜欢亲力亲为，他总是一边绘制画像，一边爬上爬下地跑到远一点的地方看画的怎么样。

他这样的工作方式虽然很负责，但对体力的要求也很高，画一天画往往比干一天重活还累。

所以在1966年过后，年过半百的张振仕自觉体力跟不上了，就把绘制天安门城楼伟人像的光荣任务，交给了年轻人王国栋。

王国栋与毛主席标准像

与前面的几位艺术家不同，王国栋并不算是一个有名的画家。王国栋出身于富裕家庭，他家的祖业本来是一家颇有名气的砂锅饭庄。

王国栋从小就对厨师和经商不感兴趣，一心只想画画。由于家庭的压力，王国栋上大学时没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艺术类，而是学了其他的东西。但是大学毕业之后，王国栋还是选择加入了北京美术公司，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

王国栋在接手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巨幅画像之后，选择一张毛主席半侧着脸，双眼平视的照片为摹本，为毛主席绘制了一张身穿中山装的标准像。

他绘制的毛主席画像，非常注重眉宇和眼神的张力，力图在表现出毛主席慈祥和善的同时，也表现出毛主席敏锐、机智，以及洞察一切的睿智。

在绘画的技艺方面，王国栋虽然以油画的方式绘制毛主席画像，但是细节中却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特色，所以非常受我国百姓的喜欢。

然而王国栋负责绘制毛主席画像的时候，毕竟属于多事之秋，也曾经被人吓得不轻。原因是王国栋在绘制毛主席画像时，提出了用传统擦碳画“四面开花”的手法；先从确定轮廓，然后集中一点扩展开来完成肖像的绘制。

让王国栋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有人因此攻击他把主席当“靶子”，“先打鼻子，后打眼”，想要“歼灭”毛主席。听了对方的话之后，王国栋又气又怕，只好取消了新的绘制方式。

在众多画家当中，王国栋所画的毛主席画像最受欢迎，还曾经得到过毛主席本人的肯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毛主席画像，大多都是以他的画为母本制作的。

王国栋从1967年开始负责画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一直到1977年由他的学生葛小光接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毛主席与世长辞时，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巨幅黑白画像，也是出自王国栋之手。

王国栋在那幅画像中寄托了自己无限的哀思，画面中的伟人慈祥和蔼，却又能引起人心底的哀伤，是一幅非常优秀的画作。

毛主席画像与天安门城楼

如今的我们都知道，毛主席的画像是长期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

实际上在1966年8月之前，毛主席的画像并不是天天都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而是只有“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等重大活动典礼时，才会取出来挂到天安门城楼上的。

1966年8月，由于群众情绪高涨，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挂上天安门城楼之后，就改成了日常悬挂，一直持续到今天。

最初的时候，毛主席巨幅画像是用五合板撑起的，日常悬挂之后，由于长期经受风吹日晒雨淋，不但画像容易褪色变色，五合板也容易变形。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画家们先后调整了颜料配置，以及撑画的板材的材料。

而且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巨幅画像，每年都会在秋季更换一次，所以我们看到的毛主席画像才会一直如新。

只不过更换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的工作，一般都会选在深夜时分，而且用时一般不会超过40分钟，所以极少有人能够看到这个过程。

如今的毛主席画像和天安门，在人民群众的心中已经浑然一体，成为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