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那个春天，北京的风里带着倒春寒的凉意。
曾在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干过干部的张茜，也就此闭上了眼，人生定格在52岁。
这时候，掐指算算，离她的老伴儿——开国元帅陈毅离开人世，才过了不到26个月。
好多人翻看这段往事，眼窝子浅的容易被那种凄凉感裹挟：这两口子，生前一个被窝睡，死后一个坑里埋，老天爷这手笔也太狠了点。
可要是咱们把那个时间轴拉长，拿着放大镜去瞅张茜生命最后这两年的日子，你会发现，这压根不是什么只会抹眼泪的悲情剧，而是一场关乎“抉择”的硬仗。
就在生命快燃尽的那会儿，张茜遇到了两道必须拍板的大难题，每一道都能改写历史的注脚。
头一回，是为了抢丈夫的命；第二回，是为了保丈夫的魂。
这事儿的起因，得把日历翻回1970年的夏天。
那会儿，陈毅的身子骨发出了第一声警报。
肚子疼得厉害，拉肚子止不住，人眼瞅着往下瘦。
按常规路数，像陈毅这种级别的老同志，身体哪怕有一丁点不对劲，都该立马住院查个底朝天。
张茜心里也是这么盘算的，她没敢耽搁，提笔就给周总理写信报告。
总理那边回话特别快，意思就一个：赶紧回北京，检查身体，治病要紧。
这下子，摆在陈毅跟前的，是个看着容易、其实特别烫手的两难局面。
路子一：立马回京治病。
好处是身体能赶紧干预；坏处是眼瞅着就要开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这一走肯定得缺席。
路子二：扛着病去开会。
好处是尽了政治本分；坏处是病情可能会被耽误。
陈毅咬咬牙，选了第二条路。
这倒不是他不拿自己的命当回事，而是在那个年代的老一辈革命家心里，有本别人看不懂的账。
在他们的信仰排序里，政治任务那是天大的事，个人的肉身得往后排。
既然接到通知去参加二中全会，对陈毅来说，那就是军令如山，爬也得爬去。
就这样，治病这茬事，被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
一直折腾到1970年10月26日，陈毅才回到北京，住进了医院。
这时候，第二个紧要关口来了，可这回拿主意的不是陈毅，变成了大夫。
陈毅自己说得挺明白：肚子疼、头晕、体重掉得吓人。
可偏偏在那个特殊的医疗环境下，或者说是大夫们脑子里那根弦没搭对，给出的诊断竟然是：没啥大毛病，就是肠胃炎。
这一下误诊，把陈毅在医院里干耗了整整56天。
56天啊，对一个癌症病人意味着啥？
意味着肚子里的癌细胞没人管没人问，撒欢儿地从一个点扩散到了一大片。
等到出院回家，陈毅的难受劲儿一点没减。
肚子胀得像鼓，上厕所次数多还不成形。
张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陪着去挂门诊，结果还是那老三样：开药、吃药、不管用。
最后实在是被逼得没招了，找来外科大夫会诊，上手往肚子上一摸，有个硬邦邦的肿块，这才拍板说得动刀子。
哪怕到了这节骨眼上，大夫们心里还是挺乐观：估计是个急性盲肠炎。
第二天下午，手术室的灯一亮，真相才算是彻底摊开了，却残酷得让人透不过气。
哪是什么盲肠炎，分明是结肠癌。
原本以为是个小手术，结果变成了长达五个多小时的大抢救。
当看着陈毅脸白得像纸、浑身插满管子被推回病房时，张茜的精神防线彻底垮了。
她那会儿的哭声里，不光是心疼，估计肠子都悔青了——要是当时死活拦着他不让他去开会呢？
要是头一回住院就逼着医生做深度检查呢？
但这世上哪有卖后悔药的。
周总理听说了这事，二话不说调动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医疗力量——日坛医院院长、归国华侨吴桓兴。
吴院长这一出手，虽说没法把天给补上，但好歹是帮陈毅争取到了最后的一段日子。
放疗、养病、遛弯。
就在这一年多的光景里，张茜做了一个特别能忍的决定。
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全职“护工”。
其实那会儿，张茜自己的身子骨早就有窟窿了。
可在陈毅跟前，她必须得是一根定海神针，健康、乐呵、永远塌不了。
陈毅怕她累坏了，念叨说：“张茜啊，照这么弄，我这头好点了，你可别把自己累趴下！”
张茜嘴硬得很：“不能够，我身体硬朗着呢！”
这话，她是把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咽才说出来的。
为了让陈毅能安心养病，她不光瞒着自己身上的病痛，还陪着陈毅上天安门城楼，去北戴河吹海风，参加老同志们的茶话会。
她这是在拿自己的命当燃料，给陈毅烧出最后一点温暖的港湾。
1972年1月6日，陈毅还是走了。
在追悼会上，有个细节把张茜真实的身体状况给抖搂出来了。
她是坐着面包车去的八宝山。
等到下车的时候，两条腿软得根本站不住，得亏儿子陈丹淮和陈小鲁一左一右架着胳膊，这才勉强挪动了步子。
把丈夫的后事料理干净了，张茜这才腾出手来，去瞅瞅自己的身体。
儿子陪着她去了医院。
检查单子一出来，大夫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肺癌，晚期。
这时候的张茜，迎来了这辈子最后、也是最难的一个岔路口。
医生建议赶紧手术。
手术是做了，但大伙儿心里都跟明镜似的，留给她的日子屈指可数。
摆在她跟前的路，就剩下两条。
头一条路：彻底躺平。
听医生的话，吃药静养，能多活几个月是几个月，多活几周是几周。
这是个病人求生的本能。
第二条路：玩命干活。
趁着脑子还清醒，干一件除了她谁也干不了的事。
张茜选了第二条路，那是条不归路。
她一屁股坐在了陈毅生前用的书桌旁，对着满屋子的手稿、信件和诗词发狠。
陈毅这辈子爱写诗，那是出了名的“元帅诗人”。
他的诗里头，有战火硝烟，有他对革命的琢磨，也有这两口子的恩爱。
可偏偏这些诗词，大多是散落在各种烟盒纸、烂笔记本里，有的干脆就是口述的，要是没人整理，随着时间一冲刷，搞不好就散了，或者被人传走了样。
普天之下，最懂陈毅诗词的人，只有张茜。
她认得那是啥时候写的字，知道每一首诗背后的故事，更懂那些没写在纸上的言外之意。
这活儿要是她不干，陈毅灵魂里的这一块，可能就随着她的离世，彻底模糊了。
于是，一个肺癌晚期的病人，开始跟阎王爷赛跑。
这是一场惨烈到极点的“抢救性挖掘”。
张茜没日没夜地趴在桌子上。
每翻一张纸，都是在回忆过去；每核对一个字，都是在熬干心血。
身上疼吗？
那肯定疼得钻心。
晚期癌症的那种疼，常人根本想象不出来。
可在张茜的账本里，肉体这点疼还能忍，但丈夫的心血要是失传了，那是死不瞑目的事。
她这是拿自己的命，去换陈毅诗词的命。
总算，《陈毅诗钞》整理利索了，选编也定稿了。
看着书稿送去印刷，张茜心里绷着的那根弦，啪嗒一下松了。
1974年3月20日，在陈毅走了两年多以后，张茜也跟着去了。
回过头看这最后四年，咱们瞅见的不是一个弱女子的哭哭啼啼，而是一个有着钢铁般执行力的决策者。
面对丈夫的病，她拼尽全力去堵窟窿；面对自己的病，她特别理智地算了一笔“剩余价值”的账。
这笔账，她算得贼精：保自己一年的命，顶多就是多看一年的花开花落；但要是把《陈毅诗钞》搞出来，能让后人哪怕再过五十年、一百年，照样能读懂陈毅的那股子豪情壮志。
这把博弈，她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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