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三届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论坛”上,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特聘专家、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胡杨木作了《关于重塑中国新经学的几点思考——纪念饶宗颐先生首倡重塑中国新经学20周年》的报告,系统阐释了饶宗颐先生的新经学构想。
饶宗颐先生倡导重塑新经学的时代价值
问:饶宗颐先生倡导的重塑中国新经学蕴含着什么脉络特征和时代价值?
胡杨木:2001年11月2日,饶宗颐先生在北大百年纪念论坛上作了题为《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的发言。饶先生说:“我们现在生活在充满进步、生机蓬勃的盛世,我们可以考虑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条件,饶宗颐新经学的提出,作为新时代重大课题,对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催化作用,也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经学的概念形成及演变的过程
问:中国传统经学经历了怎样一个演变过程?
胡杨木:经学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主干,它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经学源远流长。源远,是因为它概括了孔子之前2500多年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文明发展的历史;流长,是指它在孔子之后影响中华文明2500多年的绵延发展。《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流传于后世,秦代“焚书坑儒”与战乱,《乐》一书失传。学界一般将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作为经学正式确立的标志;至东汉时期,又在五经之外把《论语》《孝经》定为读书人必读之书,这样五经便扩大为七经;其后又有九经之说,即在原来七经基础上,增加了《周礼》《礼记》;唐文宗年间,用楷书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孝经》《论语》《尔雅》于长安太学,称为十二经;北宋时将《孟子》列入,形成十三经。南宋大儒朱熹把从《礼记》中抽出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结为《四书章句》,之后便有了“四书五经”之说。
十三经、四书五经存在局限性
问:十三经、四书五经存在哪些局限性?
胡杨木:现在通行的经学文本,是宋代形成的十三经和四书五经两套文本体系。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先天与后天的诸多局限性。
第一,从收录范围上来讲,只收入了儒学之内的篇目,排除了道家、墨家、兵家、佛家等各家经典。这主要是中国社会长期奉行“独尊儒术”造成的。
第二,从收录时限来讲,只收入了先秦时期的经典著作篇目,汉代及汉代之后的各家著作都没收入。
第三,十三经并非全是反映经学主旨的经典。除《周易》《论语》《孟子》等篇外,《尚书》和“春秋三传”属于史学著作,《诗经》属于文学类著作,《尔雅》属于工具类著作。按照经学的本意和主旨来讲,史学、文学、工具类等是不应当列为经的。
第四,十三经虽然都是历史上的重要典籍,但由于“独尊儒术”的影响及时代的局限,特别是与新经学的条件与要求相比,其代表性、权威性稍显不足,没有真正展现出中国自文王演《周易》3000多年来伟大思想家的最高水平与整体思想风貌。
第五,由于时间久远,十三经中的不少著作年代、作者、版本不一,其意隐晦,其文艰涩,不免有见智见仁之别,常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情发生,这就需要我们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成果,对原来的经典进行探索求证、匡正完善,编纂出代表时代最高水平的新经学文本。
近代以来对重建新经学的探索
问:我国近代以来对重建新经学进行了怎样的探索?
胡杨木:近代以来,钱穆先生、饶宗颐先生、袁行霈先生等都对重建新经学进行了有益探索。
钱穆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9部书,分别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虽然钱穆先生没有提出重塑或者重建新经学这个概念,但在事实上是突破了十三经和四书五经的框架,对经学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饶宗颐先生2001年在北大百年论坛上的发言中,对重建新经学提出了探索方案建议。他说,经学的重建是一件繁重而具创造性的文化事业,它不是局限于文字上的校勘解释工作,而是对过去经学的材料、经书构成的古代著作成员重新做一次总检讨。
2009年2月,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编纂了《新编新注十三经》,有三个方面的重大突破:一是对“经”的概念,他认为,不必拘泥于儒家,其他诸家思想性纲领性代表著作皆可名之为经;二是经的篇目,他认为是长期形成并不断变化的,“现在通行的十三经并不是不可调整的”;三是“现在我们研究经书跟古代的出发点已有很大区别,已不再需要那样一套教科书或考试用书,而是将它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来研究。”袁先生的《新编新注十三经》对原十三经作了重大调整,只保留了7种,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新增的6部经书是《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这是经学篇目内容的重大突破与创新探索。
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宝库
问:我们具体该如何重塑中国新经学?
胡杨木:一句话,就是重新构建新经学文本体系。综合起来讲,新经学应当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权威性。饶先生讲: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二是代表性。新经学不仅仅是儒学经典论著,还应当涵盖道、佛、法、墨、兵家经典论著。从时间上不仅是先秦诸子经典著作,还应适当选取汉代以后一些大师们的著作。三是传承性。十三经与四书五经,都是经历了长期不断变化而逐步固定下来的,新经学文本应当保持这种历史的传承关系。四是新经学应当与现代科学、专业与学科划分接轨。
综上四点,我们认为,应当把新经学定位在中国哲学著作或富于哲理的思想性著作。根据这一定位,借鉴钱穆先生、袁行霈先生的做法,我们构建了学术版“国学十六经”和通识版“国学九经”两套经学文本。“国学十六经(学术版)”文本,分别是《周易》《管子》《论语》《孟子》《荀子》《孝经》《礼记》《孔子家语》《老子》《庄子》《墨子》《孙子》《六祖坛经》《春秋繁露》《近思录》《传习录》16部。“国学九经(通识版)”文本,分别是《论语》《孟子》《礼运》《大学》《中庸》《学记》《乐记》《道德经》《六祖坛经》。
问:您如何看待20年来的新经学研究工作?
胡杨木:胡杨木学术团队以饶宗颐先生倡导的重塑中国新经学为主旨,从中国经学史、中国经学思想史乃至中国哲学史的高度,系统梳理了中国经学历史的演变过程,提出了将中国经学定位于哲学或具有哲学思维的思想性著作。在肯定传统经学的同时,又对“新经学”的架构体系进行了新的思考。
经过20年孜孜不倦的求索,我们可以自信地宣布:蒙学经典《中华文化普及读本》已于2017年出版发行,“国学十六经(学术版)”“国学九经(通识版)”两套文本体系方案已成雏形,饶宗颐先生重塑中国新经学的夙愿已经接近实现。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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