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伐大革命狂飙的扫荡之下，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洋军阀土崩瓦解，被以蒋、冯、阎、桂四大派系为主的国民党新军阀取代。天下初定，握有中央大权的蒋介石集团以“正统”自居，无法容忍拥有重兵的地方实力派存在，迅速开始动用武力来实施“削藩”策。

同时，冯、阎、桂等地方派都是自己的地盘为禁脔，纷纷起兵来抗衡蒋介石的“削藩”策，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先后爆发。论战斗力，蒋介石的部队多是收编的军阀残余，远非桂系“钢军”和冯玉祥西北军的对手，但这数次混战最终却都以蒋的获胜而收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反蒋派没有诱人的“中央”招牌

蒋介石集团控制着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央政府，可以凭借这块金色招牌，以中央的名义签署“讨逆”、“戡乱”宣言和命令对付反蒋派，为自己出师“平叛”披上一层名正言顺的外衣。同时，也就把“叛逆”的帽子戴在反蒋派的头上，使其反蒋行动染上一层“名不正言不顺”的颜色，失去号召力。

譬如，中原大战爆发之前，阎锡山的首席幕僚、曾担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赵戴文，就跑到太原当面质问阎：“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委座率军北伐，业已成功；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

反蒋派也曾试图建立自己的“金字招牌”，如在中原大战的酝酿过程中，阎锡山和冯玉祥吸取以往的惨痛教训，联络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期望通过他们筹组中央党部，另树中央政府，以便“师出有名”。但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自己就争得面红耳赤，权力分配意见无法统一，也无力与南京政府对抗。

反蒋派经济实力过于单薄

蒋介石集团控制着南京中央政府，控制着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操纵着全国的经济命脉，又有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做靠山，全国绝大部分的海关收入，可以随时用作军费，投入内战战场。

同时，实力居全国各财团之冠的江浙财阀甘心做其经济后盾，使得蒋介石可以有恃无恐的发行公债、筹措军费。1929年南京政府发行国内公债6次，总额达19800万元；1930年达8次之多，总数为20800万元。”这种视发行公债为家常便饭的行为，是反蒋派玩不起的。

相比而言，反蒋派的经济基础主要依靠封建地主经济和少部分工商业，难以长久地支撑大规模的战争。在中原大战中，善于打经济算盘的阎锡山也曾派人强行接收天津海关，但由于英国从中作梗，所获无几；也曾为了筹措军费，发行600百万元的军用券，但由于南京政府宣布其为非法证券，反而导致了物价猛涨、经济混乱。

反蒋派内部动辄倒戈

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自身内部就不稳定，无法凝聚成一股坚强的力量，这为蒋介石的拉拢收买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蒋桂战争前，桂系拥兵20余万，但内部既有唐生智湘军旧部、也要同情工农运动的国民党左派，这两股力量被蒋介石稍微拉拢就纷纷倒戈，桂系首领李宗仁等人只能远走香港避难。

冯玉祥的西北军，长期驻扎贫苦的西北地区，官兵待遇很低，军官阶层的物质欲望得不到满足，加上冯本人的封建家长式治军方法，使得许多高级将领心中潜伏着极大的不满。在蒋介石高官厚禄的诱惑下，冯玉祥、石友三等人纷纷叛离，到了中原大战后期更是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阎锡山的晋军自身凝聚力较强，但凝聚得多是庸才、中才。阎锡山本人气度狭窄，麾下将领只要不是五台家乡人，提拔到一定程度，就要被剥夺兵权或受到钳制，导致有才能的部下纷纷离他而去。如：善打硬仗的商震、善于守城的傅作义等人，最后都率部离开了山西。

反蒋派领袖阎锡山鼠目寸光

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被推举为反蒋联合阵线领袖。但此人唯利是图，始终将自身利益不受损失当作最高准则。虽然其信誓旦旦地对冯玉祥表示：以后西北军与晋军“一律待遇，决不歧视。此心耿耿，唯天可表。”但实际上，“不但数量少，而且不及时。尤其是械弹和战斗器械的补充，渐渐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

当晋军士兵发着罐头食品的时候，西北军士兵有时却连咸菜也吃不上。但需要作战时，往往又是西北军冲锋打头阵。一天，当需要晋军配合进攻时，担任前线总指挥的徐永昌干脆说：“我们的军队你还不知道么，叫他们守在一个地方，倒是有些办法；要是叫他们一直往前的进攻，那就不能和西北军相比了。”

象泥鳅一样圆滑的阎锡山，在中原大战期间把大本营设在石家庄，而他本人则经常住在山西老巢的大门口——娘子关，而且还是靠近正太路的火车站上，随时窥测形势的变化。九月中旬，当他获悉张学良决定入关助蒋时，不事先通知冯玉祥，抢先密令晋军撤退，结果西北军陷入绝境，很快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