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长达14页，刊发于欧洲知名期刊《地平线》（Horizons）2022年夏季号，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以“”为题，反驳美国学界的“中国崛起顶峰论”、“中国开始衰落论”。同期还有新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等多位国际大学者的文章，引起全球学界的广泛关注。人大重阳君现将中文版翻译首发如下：

预估中国衰弱，与预测中国崩溃，都有相似的风险：背离中国常识，进而战略性地误判中国。任何学理分析，都不应违背常识。中国崛起已不可逆。中国崛起并非无助于美国利益，也并不可怕。相反，忽视这一点，妖魔化中国崛起，才是令人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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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崛起能持续》一文在Horizon期刊上的版面截图

当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已终结”、“中国正在衰弱”时，中国学者会心一笑，把这种观点视为不了解中国的美国式嫉妒，不值得一驳。这正是为什么迈克尔•伯克利（Michael Beckley）和霍•布兰德斯（Hal Brands）两位教授连续在《外交》《外交政策》发表了这个主题的长文，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位学者驳斥的重要原因。过去20多年，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一些歪曲言论，比如章家敦与沈大伟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学者会奋而反击。这一次，中国思想界显然淡定、自信很多。

不过，我不希望美国知识精英持有这种看法。预估中国衰弱，与预测中国崩溃，都有相似的风险：背离中国常识，进而战略性地误判中国。任何学理分析，都不应违背常识。中国崛起已不可逆。中国崛起并非无助于美国利益，也并不可怕。相反，忽视这一点，妖魔化中国崛起，才是令人担心的。

中国持续崛起的基本常识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形成的中国发展惯性，使预测中国变得不再那么困难。许多懂得投资中国的战略家们，通常会在五年规划、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里寻觅中国下一步的演变轨迹。即使那些怀疑共产党文件的人，恐怕也不能回避以下三个支撑中国持续崛起的基本常识。

第一个的基本常识是，所有中国人都想谋求更好的生活。这是推动中国持续崛起的原动力。相比毛泽东年代，当下的中国人已不愿意为革命理想而忍受贫穷。追求更好的物质待遇与精神享受，成为1978年邓小平时代以来最大的中国国家梦想，也是最广泛的国民共识。习近平2012年上任第一天就宣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比起1978年时中国仍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现在的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不要忘了，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仅39平方米，虽是1978年8.1平方米的5倍，但仍不足美国人（约65平米）的2/3。中国人均拥有小汽车仅有0.21辆，仅为美国人的1/5。中国城镇化率仅仅57%，比起美国82%城镇化率相差甚远。中国人均年社会消费品金额约4600美元，仅是美国人的1/4。

有些数据更令人惊讶。截至2020年，中国约600个机场，美国却拥有13500多个。在中国，仍有10亿中国人没有坐过飞机。2亿中国人家庭里还没有马桶，只能用蹲式的厕所。中国人获得大学教育的比例仅有4%，而美国却有25%左右。

21世纪前20年，中国新产生了2亿中产阶级。世界透过深圳、上海浦东的高楼大厦看到中国繁荣，但不要忘记深圳与浦东20年前还是贫困之地，而现在中国许多地方正如20年前的深圳、浦东那样。

常识告诉我们，只要勤奋的中国人想吃得更好、住得更好、穿得更好，并确保这些个人梦想逐渐实现，中国在2035年就会再出现2亿中产阶级。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不可能是中国发展的上限。

有人会质疑中国是否能够推出持续确保增长的政策。这正是第二个美国人很难理解的基本常识：中国政策的延续性。

邓小平时期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江泽民、胡锦涛两任领导人期间延续得很好，习近平同样在坚持，不同的只是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基于现实挑战的调整。比如，一胎计划生育政策坚持了30多年，随着老龄化的出现，习近平时期将其改为二胎、三胎政策。解决8亿人的绝对贫困难题基础上，中国再推进乡村振兴计划。在确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政策之后，面临着美国的技术封堵，中国推行科技自主的强国政策。在出现房地产泡沫后，中国推行“房住不炒”政策及试点房产税，确保过去五年中国房价基本不涨。在保证了金融稳定的同时，逐渐推进金融开放，进而使中国在2020年第一次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

这些根据实际情况推进的改革与循序渐进的开放，正是邓小平时代就确立的国策。中国领导人不断自我警醒，要有防止失去江山的危机感。平均每隔两个月，作为最高决策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共25人）就会集体学习。2021年集体学习包括数字经济、区块链、生物安全等8个主题。每次集体学习，习近平都会强调满足人民需求的重要性。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奔向2035年、2050年的中国路径就是为了满足民众需要。当然，这条路很曲折、泥泞、凹凸不平，但方向是确定的。

外部力量是否能阻止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中断中国政策的延续性？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敢入侵中国，这是第三个基本常识。

1979年霍梅尼革命后的伊朗崛起，被两伊战争中断。1979年入侵阿富汗，是苏联衰弱的开始。2002年阿富汗战争，是美国霸权坠落的节点。中国是过去40年唯一没有卷入或发动战争的主要经济体，正如同20世纪上半叶美国远离一战、二战那样获得了增长的和平红利。中国大力发展航母、核潜艇、洲际导弹，却又不像美国那样在海外设立数百个军事基地，精准地保持不对外发动战争与防止外敌入侵之间的平衡点。

目前看来，若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大陆将动用武力，并不惜与任何协防台湾的外部力量为敌，是当下最大的战争风险点。这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同样考验着全世界尤其是美国人防范风险的智慧与理性。

基于这些基本常识，中国崛起终结的概率是相当低的。预设中国衰弱，为时过早。

关于中国发展的五个误区

揣测中国崛起终结的最大依据在于近十年来中国GDP增速的不断下降。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年均GDP增长约为10.4%，而第二个十年降到了7.7%，估计第三个十年会降到5%左右。但要知道，中国GDP存量在变大，增速下降并不意味着增量减少。比如，中国2019年6%的GDP增量，相当于1996年GDP总量。忽视GDP增速下降的复杂性，是美国学者观察中国发展的遗漏与误判。

第一个误判是，把中国GDP增速下降视为经济衰退。事实上，即使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5%增速，中国仍是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之一，且很有可能在2030年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2012年以来，中国推进反腐败斗争，200多位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因腐败而判刑，甚至被判死刑，超过60万官员受到处分。在前现代社会，腐败通常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一些官员会受贿而放宽监管或加快项目审批，但伴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需要有清廉的政治环境。反腐的人民战争，极大扭转了过去权钱交易为转轴的中国经济惯性，GDP增速在下降，但民众对党的支持度却在上升。2017年以后，中国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视为“三大攻坚战”，像体检治病似的，致力于中国经济肌体的健康发展。当然，不能否认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但同样不能否定的是，邓小平时代以来的中国经验是，问题的解决恰恰是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持续繁荣的动力。

第二个误判是，把中国一些私营大企业的破产视为市场经济停滞。其实，无论是安邦、海航、明天、华信等万亿级的私企集团破产重组，或是当下整治恒大，中国经济政策不是像某些美国媒体所说的“推行共产主义”，而是依法监管资本的无序扩张。在中国，像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民营经济的依法经营严格受到法律保护。过去十年，中国每天新注册超过1万个市场主体，民营企业的兴盛与破产本身就是正常的经济规律。劳动法、物权法、民商法的推行，折射了中国人致力于保持所有权的法律努力。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政府不惜代价地救助民众，最早大规模爆发疫情，却是每百万人中死亡率最少的国家，还为全世界出口了50%口罩、20%呼吸机还有60%新冠疫苗，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人对生命的尊重。这恐怕是所有人都须承认的事实。

第三个误判在于把中央政府权力的集中视为国家独裁。习惯于用观察法西斯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的逻辑来评价中国，是美国一些学者的劣习。总结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经验，保证中央权威，坚持共产党领导，是社会多元、民族众多、区域复杂的14亿中国人得以有效治理的最强保证。美国宪法第四条第一款这样写道：“各州对其他各州的公共法案、记录和司法程序，应给予完全的信赖和尊重。”但为何对中国的治理程序，美国人却往往没有基本的信赖与尊重呢？事实上，怎么评价的治理体制，本国国民最有发言权。美国皮尤中心每年都会在全球范围内做各国民众对政府满意度的调整，中国都在80%以上，属全球最高之列。中国不是苏联，更不是法西斯德国或日本，相反，中国决策层不断警惕中国重走独裁与专制的老路，用宪法确定中国的未来要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

第四个误判在于把中国社会一些精英抱怨视为社会走回头路。精英往往垄断着国家发展的话语权。华盛顿的政治抱怨，往往会让人看不到美国中西部州的浪漫、恬静与安宁，同样，在中国，一些中高收入阶层会抱怨高税收、房产税出台以及持续了近十年的史上最严苛“八项规定”的约束，但低收入者的“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以及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政策的落实却往往被忽视。斯蒂格里茨所批判的1%所有、1%所治、1%所享的社会，是中国坚决防范的。按居民收入算，中国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2008年最高点时是0.491，而2020年降至0.468。控制和缩小贫富差距，中国的挑战仍很大，也做不到没有抱怨，但也不必把中国式抱怨上纲上线。

第五个误判在于把对台湾岛的巡航视为中国侵略。两岸同属于中国，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也是中美三个公报中的双边共识。当下的难题在于，台湾以切香肠的方式推进法理独立，而美国不断示意的支持与协防，助推了台湾民进党政府的冒险。我反复与美国朋友说，不要触碰台湾红线，正如须正视毛泽东1950年警告麦克阿瑟不要跨过三八线那样。没有任何中国人会允许台湾独立。越来越多的迹象也表明，台湾问题不可能无期限地拖下去，没有一个大国崛起是国土不统一的。大陆不放弃最后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努力，直到台湾逼迫大陆不得不采用武力。西方如果误判中国人的决心与意志，将会付出比1950年代朝鲜战场、1960年代越南战场、2014年克里米亚问题上更大的代价。

中国发展没有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具有对发展节奏的掌控力。中国不像日本，不可能听从美国的指挥；中国也不是伊朗，推进完全反美的战略。中国保持对美国的博弈能力，能捍卫本国的核心利益，也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尽管特朗普、蓬佩奥等不断用最恶毒的语言挑衅中国，中国方面除了外交部进行了必要的反制与批判，中国最高决策层从没有对美国恶语相迎，以避免更严重地刺激美国，防止中美陷入新冷战的陷阱。

当然，美国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如果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在南海上空中美军机相撞的事件再发生，势必会遭到中国强有力的反击，那将是中美关系的灾难，也是人类的悲剧。在这个方面，华盛顿邮报曾曝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米利曾与中国军方通话保证“不会对中国发动袭击”。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种军事理性与冷静应该是值得赞赏的。

美国应该放弃幻想，以为中国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事实上，从蓬佩奥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中国保持着后发制人的反制裁能力。美国加征中国商品25%关税，中国也会加征美国商品25%。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中国也会对等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馆；美国制裁中国官员，中国也会反制裁美国官员。中国是与美国实力同一量级的对手。这一点我赞同基辛格博士的最新说法，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国家拥有支配整个世界的潜力。美国不应存在能支配中国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中国的全球战略目标仍是保持着国际秩序的稳定。按哈佛大学江忆恩教授的算法，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加入了二战以后大多数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有些国际条约中国已加入，但美国却没有，比如《国际海洋法公约》。有些则是中国近年刚加入，美国却退出，比如《武器贸易条约》。中国是巴黎协定最大的支持国家。在气候变化、反洗钱、反恐、反网络犯罪等问题上，中国与美国保持着高度一致的策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来中国，希望“同舟共济”，请求中国增持美国国债，中国做了。2013年以来，中国推“一带一路”战略，多次邀请美国加入，现在也在主张与美国“B3W”方案合作。美国在华总资产已超过2.2万亿美元。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的年均利润率保持在15%以上。掌握6000亿美元以上的联邦退休储备委员会（FRTIB）多次表示，要加大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由此看，过度夸大中美两国的战略分歧，不符合事实。

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事实，在任何法律文件与官方报告中，中国政府都没有宣称以超过他国为战略目标。2014年，IMF、世界银行都曾发布研究报告，以购买力平价算，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但中国政府没有接受过这个说法。相反，中国一直强调自己永远是发展中国家，不接受G2，不加入富国俱乐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进行“自我约束”的崛起，宣布永远不当霸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会侵略他国，还把这些宣示写入了宪法。试问，过去五百年的人类全球化历史，还有哪个国家的崛起进程比中国更文明？

中美竞争，应该为了什么

人类文明进入到21世纪。中美两国到底需要怎样的竞争，才能真正体现出大国竞争的文明性、进步性？

在我看来，中美首先应为解决全球发展困境的竞争。美国曾被视为“灯塔之国”，为二战以后各国的经济复苏、金融稳定、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做出不可灭的贡献。但正如罗斯福当年所担心的，21世纪以来的美国并没有带动全世界的国民健康、创建新企业、就业机会持续提升。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美国神话的坠落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特朗普执政四年尤其是新冠疫情防控失败更是全面冲击了美国长期以来营造的“国设”。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9月全球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政府疫情应对的不力表现，美国国家形象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人形象从差劲跌至糟糕透顶。只有16%的人相信特朗普会“在世界事务中做正确的事”。

相比之下，2008年北京奥运圆满举办，令中国国家声望呈加速度崛起之势。此后，高铁建设、电子商务、无现实支付、消除贫困、打击腐败、污染防治等极大推动了中国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也使中国道路成为摆脱全球发展困境的另一个解决方案选项。正如1970年代民主化第三波浪潮中，数十个国家以美国为榜样、推动本国的政治转型那样，2020年代的非洲、亚洲亦出现了学习中国经验的萌芽。在许多国家看来，过去半个世纪的民主化转型，彻底改变命运的国家仍是少数，多数穷国仍是穷国的客观现实，而中国却从穷转富的逆袭之路，使得中国显现足以与美国模式吸引力相匹配的竞争力。

2021年美国领衔G7推出B3W（Build Back Better World）战略，试图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暴露了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性的首次承认，也体现了美国被迫对中国模式竞争力的理性回应。中美两国为解决全球发展困境的竞争，本质在于哪个国家更能为世界发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更在于哪个国家能治理好本国生活便利、民众福祉、社会稳定与经济复苏。

第二，中美应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竞争。气候变化已经到了紧急的危机时刻。越来越多的气候科学家认为，如果任由地球气候继续升高而不采取实质且有效的措施，不排除21世纪是最后一个人类文明的完整世纪。气候危机还会伴随着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甚至数倍于新冠疫情危机的社会危机。

2020年底，已有约130个国家宣示未来20-40年实现碳中和，包括美国205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然而，全世界明显低估了两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顺畅度。中美两国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5%左右，能为世界提供约60%以上的资金，一旦两国在地缘政治、经贸摩擦、区域安全等领域继续保持紧张的状态，势必会导致两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合力受到重创。这充分考验拜登试图将合作、竞争、对抗分类管理的对华政策，也考验两国为人类未来而合作的大局意识。

我与中国气候特使谢振华多次交谈，中国非常欢迎拜登政府带领美国重回气候治理的框架，但也担心后拜登时代美国气候政策的反复。中美两国应当在气候变化领域赋能世界展开竞争，这包括但不限于为非洲提供气候遥感卫星，为东南亚建低碳示范区，为南太平洋小岛国提供节能灯，为世界提供更多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技术而提供信贷与资金。让全球气候变化合作更实、更久而展开的中美竞赛，就像富豪公益排行榜，是世界所期待的。

还有，中美应为推动全球技术革新的竞争。智能科技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人类在人工智能技术面前是变得更强，还是变得更弱？是走向新的繁荣，还是走向灭亡？这些都将是一个终极的思考。

1944年11月17日，罗斯福总统向范内瓦·布什博士问询了未来和平时期科学的作用。其中有一句话非常感人：“我们的面前是各类思想的新前沿，如果我们以应对这场战争所用的同样眼光、勇气和干劲去开拓，我们就能创造更为充分更加丰富的就业机会和生活。”8个月后，范内瓦用一份题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回复总统问询。该报告后来成为推动二战后美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伟大文件。75年后，这份报告中文版问世，数百位中国科学家、IT业企业家对之赞誉，并讨论中国该从中借鉴什么。这场关于“无尽前沿”的竞争已在中美两国拉开。

不过，对于像我这样的中国社会科学学者而言，中美两国对“无尽前沿的竞争”的范畴恐怕要比范内瓦时代更宽泛、更复杂。这场竞争美国不一定输，中国也没有注定赢。更确切地讲，只要一国输，另一方也不会赢，正如这场新冠疫情一样，只要病毒还没有得到控制，就不能说谁赢得了这场抗击疫情的战争。

2021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年。美国结束了21世纪以来对中国战略定位的摇摆状态，正式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对手”，希望继续保持美国霸权。“竞争”的这个词，中国决策者并不排斥，但与美国决策者理解得不一样。2018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坦言：“如果说中美之间有竞争的话，那也应该是良性和积极的竞争”。2021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的视频讲话中暗示中美两国竞争的预期：“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

如果两国必须竞争的话，我希望不是拳击赛，而是打高尔夫。谁赢，都意味着世界更高的文明与发展。从这个角度看，真正考验两国竞争文明的时刻刚刚开始。在这个新起点，认为中国崛起终结的说法，显然是太短视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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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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