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诸侯之间征战不休，侯王只关心辟地夺城称雄争霸，丝毫不管百姓死活，致使百姓流离失所，死伤无数。孟子对此痛心疾首，力倡王道仁政，希望把人民从水深火热拯救出来。

孟子所以痛恨霸道，是因为当世陷溺人民的都是霸道。乐衷于霸道的君王对人民没丝毫仁爱之心，把人民当作自己争夺权势和聚敛财富的工具，从不把他们当人看。仁政的实质是要求君王对其子民施仁爱，所以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王道仁政的起点。

孟子说，古代尧舜等圣王以仁心仁政平治天下，将仁爱之心推及万民，其为政皆能做到以民为本，以保民安民为目标。所以能成为后世君王的典范。孟子法先王，就是要告诉当世的统治者，王道仁政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现实存在过的政治模范，从而激发并树立起开展仁政的信心。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圣人“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孟子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吗？他从现实的、没有仁爱、不恤人民的霸道政治出发，设计了与之截然相反的仁道政治蓝图。现实的霸道政治，对人民没有丝毫仁爱之心，所以没有仁义的政策设计。但是，仁爱之心、不忍心之心又属人心本有，却不能见到有君王施仁政，这难道不是一个悖论吗？所以孟子认为，仁政之所以不存，不是因为它没有实施可能性，而是统治者不肯将自己的仁爱之心推及百姓。

齐宣王怜悯即将用于祭祀之牛而易之以羊，孟子据此判断齐宣王有不忍人之心，因而有实行王道的潜质。孟子对齐宣王说：“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王道仁政之所以不见，不是君王没有能力做到，而是君王不肯推恩。

何谓推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尊敬自己的长辈，进而推及到尊敬他人的长辈；爱护自家幼小，进而推及到爱护他人家的幼小。爱别人、爱别人的亲人，就像爱自己、爱自己的亲人一样，有了这种对天下百姓一视同仁的爱，就自然能实行养民、保民、惠民的政策。这就是仁政了。所以，对于君王而言，实施仁政就像折断柳枝那样容易，只是看他肯不肯做了。

对百姓有仁爱之心，自然处处为百姓的利益着想，首先要解决其温饱问题，定疆界、制民之产，选拔贤人，俊杰在位，使政治清明，让百姓感受到公平、公正。不仅要使百姓生活好，还要使他们生活得有质量、有尊严，心情愉悦、快乐。市场上，对商人只收地费而不收货税；关卡上，对行旅只稽查而不征税；种田人只需要助耕公田而不交地租税；居民没有额外的赋税和徭役。做到这些，天下民众都愿意到这样的地方居住。如此便能无敌于天下，哪怕只用棍棒也能打败秦楚的坚兵利刃，这就叫做“仁者无敌”。

仁政的实质可以概括为“以民为本”，“何民而王”。“以民为本”，就是要求统治制定政策要时时处处想到不能违背或损害人民的利益。任何政治政策都必须以保障人民的权益为根本目标。“保民”则包含养民、教民两个层面。养民，即孔子所讲的“庶之、富之”。教民，即孔子所讲“教之”，设立学校，启发明智，使明事理、知礼仪。爱亲忠君，守人伦之道，令百姓心悦诚服。

孟子讲：“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民心，就是要求统治者关心民众疾苦。与百姓忧戚与共，想百姓之所想，恶百姓之所恶。“与民同忧乐”，又讲：“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引申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后世读书人追求的理想人格，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若君主施行王道仁政，人民安居乐业，对统治者衷心拥戴，上下齐心，礼乐勃兴，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