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关于良渚考古的出版物如考古报告、学术论文、媒体报道不在少数，它们均从不同侧面勾勒出良渚考古八十余年的历程。然而考古工作很多生动的过程和鲜活的细节不会出现在报告和文章里，只会留存在发掘者的回忆之中。
本文是当年良渚古城考古的领队刘斌和队员王宁远的口述，从一线亲历者的视角向公众揭示了良渚古城发现和发掘始末，以及在良渚古城考古成果公布之初所遭受的一些争议，通过文字背后的真诚讲述，呈现科学考古发现和考古工作的不易。本文节选自新近出版的《我们这样发现良渚——良渚考古口述史》。
良渚古城的发现与发掘
刘斌（领队）
良渚古城的发现，源自 2006 年葡萄畈的一次不起眼的发掘。
这年4月，管委会为了安置莫角山搬迁人口，在莫角山西边一个叫葡萄畈的地方选了块地准备进行住房建设，所以让我们去调查发掘。当时并没有太多期待。发掘过程中从河道里挖出来的东西却非常好，陶片很丰富。莫角山边出了块玉料，还出了卞家山时的那种漆杯的残片和刻纹陶片，当时我意识到这条河太重要了。红线范围内项目结束我还是舍不得，于是把河的对岸也找到了，河宽大概是 40 米。
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想解剖一下看看河岸到底是生土还是人工堆的。但由于周围全是房子，实在没有余地，又担心距离人家墙基太近， 所以后来解剖了很小一块，只有 2 米×4 米。但其实这一块也是超出管委会安置项目的范围的，再加上时间延长，导致管委会对我很有意见，说我太认真，一天到晚不肯结束。
当时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河岸怎么弄的。但是解剖发现土太纯，啥也没有。中间确实也没有房子，都是一次性堆上的，这时怀疑到生土了。但由于它西面是河，我觉得不太像生土，于是再往下挖了大概二三十厘米。
后来应该是到了 12 月了，我在四川开会时，技工齐自立发照片给我，说挖到了石头。把石头清出来后看到它们分布稀稀拉拉的，第一反应想着如果是地面就好了，但那不是地面。想想石头上面是 3 米高的堆土，堆土中间也没有间隔层，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地基。
过了两天就是平安夜，我还在琢磨这件事，如果是鹅卵石我就不惊奇了。于是我突然想到这些石头和土会不会是从瓶窑那边的山上运过来的。
我突然会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余杭文管会陆文宝他们在修瓶窑南山石刻造像，前两天拉我去现场看了一下，想让我做专家。去的时候因为瓶窑老街那条路没通，我们是从瓶窑中学后面绕过去的。山那边有个石头断坎的剖面，石头就这样一块块裸露着，应该一撬就能撬下来很多，还可以把这些石头运到其他地方使用。于是我就想到我们钻探出的石头会是从哪个山上运过来的，万一这底下都是石头地基的话，那得是多大工程啊！
第二天我就带着老祁他们沿着东苕溪往上走。苕溪差不多对着凤山的位置过来有分叉，南面就是良渚港。我想这些石头肯定是保卫莫角山的大工程，要是整条都是的话那就不得了。原生的地层肯定没有石头的，想到这个我就想去问老乡，看有没有谁家挖井挖到过。
当时我们的民工有个叫陈圣顺，附近村子也很熟，就很热心地带着我们去问。这一问就问到有两家打井就打到过这个样子的石头。那我就觉得十有八九了。后来我越想越激动，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个大工程， 应该是重大发现了。但当时管委会和曹所长都催我赶紧结束，于是我想找一些人来帮忙说说话，延缓这个事情。
我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孟宪民的。他原来在国家文物局担任过司长， 对良渚很熟悉，跟我比较要好，当时他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书记。我跟他说莫角山应该是大工程，希望他来帮着呼吁。
后来我还给张忠培先生和赵辉老师发了短信，结果恰巧他们二人都要到龙泉开会，说开完会就过来。
后来张先生和赵辉老师都过来了。我跟他们说，虽然只挖了一个葡萄畈，但我根据目前已经调查的情况推测这个地方很重要，这个河有 40 米宽，里边出土的东西也很好，希望允许我继续调查。
他们看了也听了，就说这个确实很重要，于是去跟管委会领导和曹所长说，就这样调查被批准了。
但还是面临着经费问题，因为原来挖葡萄畈是管委会项目出的钱， 现在挖完了就没有经费支持了。到了第二年，这个地方就列入国家文物局调查项目，同意我继续调查。
第二年一开年，我们省里边的经费先拿了一部分给我调查用。考虑到南面因为有村庄压着基本上有保障，所以就不太着急。而 104 国道北面很浅，于是就先钻探了北面。没用几天时间，探铲一打就打出来了。
光打探孔我又担心不保险，所以在北面又挖了四条解剖沟。开头在靠近国道处先挖了一条比较小的 2 米×10 米的沟，发现的石块都比较小。后来又选了一块面积比较大的比较规整的地方挖了两条大一点的探沟。本来解剖 2 米宽就够了，但我解剖了 10 米宽，因为我要让现场看的人感到震撼，而不会有不确定是不是城的疑虑。最后一条探沟是在一小块没被取土的高地上，解剖下去发现也有石头。最后就保留了其中一条大的探沟的发掘原貌，其他就回填了。
随后我去跟管委会领导建议，说把这些石头地基和反山圈到一块做遗址公园很好。如果不租下来就面临着要马上回填、赔偿的问题，这样后面来的人就看不到了。张炳火书记当即就同意了，于是从西墙往北山那块 40 多亩地就先租下来了。
稳定了之后我就请国家文物局领导、张忠培先生和孟宪民来看。孟宪民当时是在文化遗产研究院做水利工作和公园规划的，那次我们还讨论到塘山长堤的问题。搞水利研究的就说塘山这是多此一举，洪水从西头又流回来了。
之前浙江省文物局鲍贤伦局长也来过，我给他汇报说这个石头地基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围绕着莫角山的城，另外一种就是水坝。
吴立炜主任说不可能是水坝，水坝是不能用石头的，因为会漏水。我说它跟苕溪走向平行，也不能断言不是水坝。
后来我就设想，接下来在莫角山周边这么大个地方怎么找，钻探一遍的话估计要花两年时间。
此后有一次张忠培先生到宁波考古所开会，会后他说没去过普陀山，结果在普陀山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说无聊，没事干，于是逛也不逛就从普陀山来到良渚。到了这边已经天黑了，吴主任安排他们住在东明山的白庐艺术馆。杨晶一起来的。第二天他们说要去爬山，并跟我说爬山完了要我汇报现有的认识和工作计划。于是我就写了几点，跑到白庐去跟他汇报目前推断的两种可能，还说打算花两年搞明白。
到了 2007 年上半年，我们通过钻探确认了南起凤山，北到苕溪，宽约 60 米，长约 1000 多米的石头遗迹分布。为了验证我们的钻探成果，我们选择了在旧 104 国道北部的白原畈段进行解剖发掘。因为白原畈段的高地靠近苕溪，高地的堆土在历次修筑大堤时已经被取掉了。钻探发现的石头地基距离地表只有 40 厘米左右，在水稻田耕土的下面就是良渚文化的堆积。在这里发掘不仅见效快，也可以尽可能地减少考古发掘所造成的破坏。
根据钻探所反映的堆积状况的不同，我们在此分四段进行了探沟解剖。通过解剖我们进一步肯定了这一遗迹在分布和堆筑方式上的连续性，而且在遗迹的内外两侧都有河沟分布，河沟边缘普遍叠压着良渚文化的生活堆积，陶片特征与葡萄畈段所出陶片一致。这使我们对钻探的手段和成果充满信心。
在体会初战告捷的心情的同时，我们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和困惑。经过半年的钻探发掘，发现的这段城墙，南端连接到了自然的山体凤山上，而北端则叠压在了现在东苕溪的大堤下面。这到底是城墙还是良渚时期修筑的苕溪大堤呢？这是我们接下来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做了几种可能性的推断，如果是围绕着莫角山的城墙，那么北墙可能在哪个位置，南墙可能在哪个位置？
我们开始兵分两路，一组沿着凤山向东寻找，另一组沿着河池头的南面向东寻找。
我记得西城墙挖了还没找北城墙的时候，工作已经进行了半年了， 于是我请牟永抗老师和方向明他们都来看。我汇报了后说计划还要再找，往北找。牟老师说这个石头早就知道了，农民也说耕地的时候把犁都能绊住，只是没继续找。赵晔说以前也挖到过石头。后来我让他们看了之后留下点意见，其他人也没说话，牟老师说目前这个情况把这块弄清楚就已经不错了。
随后的几天下来，一点苗头都没有。当时我推测河池头是城河，于是我们改变策略把老祁、老郭两人集中到一块，重点寻找北城墙。河池头南面没有，我们又到河池头北面寻找，结果钻来钻去也找不着。
有天我跟他们一起去河池头那个村调查。我说还是向老乡打听谁家挖井有挖到过石头，后来果然问到了有一家挖到过石头。就在那家出来路北面有突出去一块，比较浅的地方钻到了石头。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在 2007 年 6 月 9 日发现了河池头村高地下面的第一块石头。西墙的断线终于又看见了一线光明，这是何等的让人激动啊！
我们沿着新发现的目标，向两端延伸，一个孔接着一个孔地寻找， 目标是黄土和下面的石头，以及边界外面的洪水层和淤泥。
6月19 日那天，张先生又考察了白原畈段的发掘现场并听取了汇报。听后他兴奋地说 ：“这个发现的意义，不亚于当年反山、瑶山的重大发现。这大型石砌遗迹规模如此宏大，在中国同时期中还没有第二个。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要通过钻探等手段，了解这一遗迹的结构、营建过程以及其中的石头和黄土来源等问题，认识遗迹的功能，理解这一遗迹与莫角山遗址的关系。”
到了 9 月 28 日，我们钻探确认了从苕溪大堤到雉山的 800 多米长的墙体。北墙找到了。可这真的是北城墙吗？我们又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找到的北城墙在接到雉山上之后，又消失了。此时还是不能排除这是古代苕溪大堤的可能性，因为这一段还是与北面的苕溪大堤相平行。
从 2007 年 10 月 1 日开始，我们在雉山东面设定了几条钻探目标： 一是沿雉山一路向东北方向，如果找到了，那就是苕溪的大堤 ；二是沿着雉山向南钻探，把雉山设定为城墙的转角 ；三是沿着雉山东面的前山向南的高地钻探，把前山设定为城墙转角。
第一条在雉山和现在的苕溪大堤之间，来回寻找，一直钻探到安溪的杜城村，也未能发现可疑目标。
第二条在前山南面的高地下面，未能找到我们要寻找的石头地基。而雉山向南的钻探也迟迟未能发现石头的踪迹。
良渚古城复原图
难道真的是古苕溪的大堤吗？到 10 月下旬，我们几乎探遍了从雉山、前山到旧 104 国道之间的南北 1000 多米长的范围，最后终于在金家弄村北面的一块叫“外逃顶”的农田里钻探到了下面的石头。
有了目标，我们迅速向南北扩大。北面连接到了雉山的东面，南面一直到小斗门村。当确准无疑是东城墙后，我就开始理直气壮地向考古队员们宣布 “：这回可以肯定是城墙而不是苕溪大堤了。”
剩下找南墙就容易了。果然 10 月 27 日南城墙被顺利地确认了 ：东起小斗门村西，西至东杨家村，与凤山东坡相连，全长约 1600 米。至此，一个东西约 1600 ～ 1700 米，南北约 1800 ～ 1900 米，总面积约 300 多万平方米的四面围合的良渚古城，已经真真切切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真的不敢相信它竟是那么的庞大，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对于良渚文化的认知。
良渚北城墙 （图源：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
图源：良渚古城西城墙白原畈段发掘场景
为了尽快证实我们的钻探成果，我们同时在北城墙开了两条探沟， 东城墙和南城墙各开了一条探沟，进行解剖性发掘。发掘的结果证明， 四面城墙在结构上、堆筑方式上与生活堆积的年代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底部普遍铺垫石头，上面主要用黄色黏土堆筑，四面探沟中叠压着城墙坡脚，均有良渚文化堆积。从堆积中所包含的陶片看，也都是良渚文化晚期的相同阶段。这为证明四面城墙的整体性和同时性提供了可靠依据。
11 月中旬，张忠培先生又来过这边一次，我就和他商量着要开新闻发布会。张先生说不要着急，先捂一捂，暂时先不发。他想的是我们考古界的很多教训，就是担心一旦弄出个大工程，当地就可能不支持后续工作的继续开展了。
不过因为目前调查和发掘已进行一年多了，这么多探沟都开在那， 事情也捂不住了，而且我感觉不公布的话，接下来的工作和规划也都无法进行。当月下旬请了严文明先生来现场看，和文物局领导商定后就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
关于古城叫什么名字，也是跟张先生、鲍局长、高蒙河等一块商量过的。山西有个平遥，叫瓶窑古城听起来就不对头。也想过叫莫角山古城，不过叫良渚文化莫角山古城绕来绕去的麻烦，干脆叫良渚古城。
刘斌在北墙解剖点
于是 2007 年 11 月 29 日，由浙江省文物局与杭州市人民政府正式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良渚古城的重大发现为“石破天惊”“中华第一城”。
发布会由杭州市副市长主持，然后我做了报告。严文明先生参与了发布会，最后他进行了点评。
那时也考虑了要不要再请张忠培先生来，不过想到老人家还要来回辛苦折腾，两个老人家坐在上面也不太合适，而且严先生的普通话更好一些，张先生湖南口音别人听不太懂，因此就没有考虑太多，就没有请张先生来。
我当时真没有太在意这方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妥啊。古城发掘他帮了那么多忙，发布会的关键时刻却没请他来，也没听从他说的“捂一捂”。想起来一直很内疚、很自责。
良渚古城发现后，在张忠培先生的指导下，按照“三年目标，十年规划，百年谋略”的方针，认真梳理了良渚遗址已有的资料与存在的问题，制定了良渚遗址考古的短期任务与长远目标。
2008 年，为了给建遗址公园提供资料，管委会委托陕西龙腾公司对古城外围进行了大范围精细勘探。2009 年，利用地理信息技术（GIS）制作数字高程模型（DEM）发现外郭城，发现原来发掘的卞家山实际上 是外郭的一部分。从而证实良渚古城从内到外具有宫城、内城、外郭的三重结构。
良渚古城的发现也是我们对良渚遗址群概念的深化和发展。以往良渚遗址群，是在三四十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多个遗址的集合，虽然也关注到不同遗址的性状，但是因为材料的限制，还难以明析其结构功能，主要是从遗址空间分布角度，分成了几大片。而良渚古城的确认，我们得以从功能角度认识这些遗址的真实作用，认识到遗址群实际上就是良渚古城及其郊区聚落的遗存。这也标志着良渚考古从遗址群时代进入了以结构功能为研究视角的都邑考古的新阶段。
良渚古城是“周老虎”吗？
王宁远（队员）
良渚古城发现之后，因为它规模超出很多人的想象，那么任何一个新的科学认知或者新的事物出现都会有引起很多不同的声音，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提出质疑的主要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及浙江大学的学者，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前辈。
2008 年 1 月初，也就是古城发现新闻发布会一个月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林华东在浙江电视台《新闻超市》栏目中对良渚古城提出了质疑。2008 年 1 月底，林华东又以《良渚发现的并非古城》为题，在《观察与思考》上发文，指出对于良渚古城的八大疑点， 如判断城墙年代的证据并不充分，城墙为何如此宽大，为何没有发现城门等。
和林华东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以民，又在下一期的《观察与思考》杂志上发表了长达 1.5 万字的《证伪“良渚古城”》一文，直接否定了良渚古城的存在。当时，正值陕西“周老虎”事件发生不久，他认为良渚古城是个“周老虎”，提出了“城墙只是宋代以后的水坝”的论断。
罗以民没有考古学背景，他文中很多关于地层学、年代学的观点都是错的。他质疑的发端是对城墙垫石开采方式的疑问。他判定城墙垫石都是有棱角的人工开采的石头，而良渚时代没有金属工具开凿，也没有发现火烧水激法破石的痕迹，因此不可能是良渚时代的工程。
他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对于罗以民认为的“石器时代根本无法大量开采出如此坚硬的石头”的论断，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称“作者太缺乏常识了”，“新石器时代开采石头的事例很多，作者会有这种想法，只能证明他的考古知识很欠缺”。
关于垫石开采方式这点，我们后来做过一个垫石来源的专项课题， 虽然研究的动机是开展资源和工程研究，并非为了回答这一质疑，但其结论还是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最关键的是，这些石头绝大部分都是捡拾的散石，而不是人工开采的。
然后还有浙江大学搞沉积学的一些学者，说是一看那个土就是Q3、Q4 的，然后是几万年的，这不可能是 5000 年。他们不知道这实际是人工搬过来堆筑的土，土自然形成的年代和用土筑墙的年代，是两个概念。
这些人说了之后，我们也没有去过多理会，也就是这样。
后来 2008 年三四月，有报社记者为此去采访浙江大学著名的教授陈桥驿先生，陈桥驿先生说 ：
去年 11 月底，“良渚古城”刚被报道的时候，就有人请我去看，但我没去。不是没空去看，而是我根本不想去。几个月过去了，我还是很生气，怎么可以在这样重大的课题上做出如此轻率的结论。不用看城墙造的如何，仅凭我的常识判断，这个“良渚古城”就不能成立。它是个“伪城”。
……洪水和咸潮在（良渚）初期仍是严重的威胁，因此，在饮水的来源、薪炭的取得、冬季避风御寒以及制敌自卫等方面，孤丘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重大的良渚考古发现都是在小山丘上，比如反山遗址、瑶山遗址、莫角山遗址，等等。
但是今天这个“良渚古城”就值得怀疑了。越族先民的确会将一些小的田地围筑起来，但那都是小群体的行为，主要目的是保养淡水、防止土地盐碱化。当时不可能存在以防洪、军事为目的的大型城墙。
因为陈桥驿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所以他说的话领导就比较在意。那么报道省里边看到了，省政府就要求文物局做出回答，并给省政府写报告。那天鲍贤伦局长把刘斌叫到省文物局办公室，结果发现浙江卫视的工作人员也在那等着，问说有这么多质疑，包括陈桥驿先生也质疑，你们为什么不正面出来回答。
刘斌说 ：“考古是一个可验证的东西，我们做过那么多的解剖，已经挖了两年，是最终有 100% 的把握才公布的。我们开了全国的论证会。但电视台却想要我们来打擂台，目的是看热闹博眼球。‘华南虎事件’ 最终是有人承担责任的，那么如果林华东也罢，陈桥驿也罢，他们一定要说是假的，你电视台让我们这样来接受采访，我不接受！如果要我们接受采访，需要你找来公证处，设一个公正的平台，我们可以开任何形式的论证会，如果最后证明他们是故意造谣，那么是他的学术道德问题，就要追究责任。你要肯搭这个平台，我就接受你的采访 ；你不搭这个平台，我就不接受你的采访。”
后来电视台不敢弄。
刘斌跟省文物局解释说 ：“我们开过论证会，考古也不能儿戏的，是吧？四面城墙都做过解剖，整个地钻探过，是 100%，对吧？那么像陈桥驿先生这样没有来过就下结论，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态度问题， 对不对？你说这个平原地势低，要受咸潮影响，但是良渚平原地区遗址现在发现都有 200 多处，这些居址墓地它不能在海里面的，是吧？对于自己的学术太自信，没有来过就下结论，这种态度科学吗？而另外一些人，我觉得是故意蹭热点找茬的，这种人是有学术道德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最后省文物局给省政府也做了汇报，良渚管委会出面在媒体上做了一个正面的回答。一是强调年代可信 ：在城墙四边共六个地点，经过发掘，无一例外，都发现了叠压城墙的倾斜状良渚晚期地层堆积，证明城墙堆筑的年代早于良渚晚期。二是针对林华东、罗以民两位学者提出古城墙上的泥土很可能是明朝时期后人“挖土来堆”或“洪水冲积”所形成的“次生堆积”，指明地层分布的广泛性及其堆积相，充分表明了其“原生性”。
与政府部门相比，考古所的发掘者显然比较淡定。以单位的名义在媒体上做了个简单的声明后，便不再理会，而是一头钻进库房进行遗物整理，并以最快速度编写了考古简报，以《杭州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
2006—2007 年的发掘》为题，刊登在 2008 年第7期的《考古》杂志上。
简报详细介绍了各解剖点的地层关系和典型出土物。从我们的角度，这个简报足以回答之前社会上对古城的各种质疑了。
报告发表后不久，遗址几个地点的碳 14 测年数据也出来了。毫无意外，都落在良渚文化晚期阶段，印证了我们此前的判断。
意外的是，在报告发表后，质疑的声音依然不减。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还在 2008 年 12 月以国际良渚研究中心的名义开了一个会， 组织了好多人写批判文章。会后内部材料印了一大本，刘斌还看到过。
林华东又撰文质疑叠压在坡脚的地层是二次堆积。所谓的二次堆积，就是早期的遗址堆积在晚期因自然冲刷或人为搬运等原因而形成新的堆积，里边包含早期的陶片等遗物，本质上却是晚期的堆积。
实际上，二次堆积必然出现早晚期遗物叠压关系的颠倒、混乱。解决这个疑问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走出书斋，来良渚管理所的库房看一眼摊在地上整理的各解剖点的几万块陶片，看看它们中有无夹杂任何晚期的遗物，看看其从早到晚的各层陶片的年代顺序有无颠倒。
我们相信，只要具备考古的基本知识，来现场看过，自然可以得出结论。
林华东先生毕业于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原来在我们考古所工作过多年，是我们的前辈，显然是具备丰富的田野考古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据他文中自述，他曾三次去过古城发掘现场，但是从没联系我们，这是让我们疑惑的事情。后来了解到，他是找了良渚管理所的费国平所长开车带他去工地的。
一般我们参观考古工地，总要和发掘领队联系一下，看看发掘陶片，听发掘人讲讲地层吧，林华东先生和刘斌是很熟悉的。听说他来过几次工地都没有找刘斌联系。真是令人疑惑。因此他的结论和推断肯定带有很多个人的先入为主的偏见。
《我们这样发现良渚：良渚考古口述史》（上、下）主编 王宁远 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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