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的雕塑艺术

在清末，中国的雕塑艺术同它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所处的重要历史地位相比，是极不相称的。总的趋势是走向衰萎。清代的雕塑大多刻意摹仿前代，少有创新，逐渐走向萎靡纤巧以致于拙劣平庸，缺少生气和活力；此种情况在清代晚期尤甚。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思想意识倾向所使然。这一时期，曾在过去近两千年漫长岁月中居于显要地位的宫殿、庙宇、府第和陵墓前的大型仪卫性雕刻等，已经走向衰落；佛教石窟的雕塑造像和随葬墓俑，已近乎绝迹；在个别偏远、闭塞的地区，宗教神像雕塑仍有新的制作，但已显现出世俗化的倾向；为生活服务的小型玩赏性雕塑和工艺装饰性雕塑却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其艺术成就超过了以前各个时代。令人遗憾的是"五四"时期和"文革"时期，宗教雕塑等被列为破除迷信的对象，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从保存民族艺术遗产的角度看，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云南昆明市西北部的玉案山筇竹寺的泥塑500罗汉像，是清光绪九年到十六年(1883-1890)塑造的，在清末塑像作品中极为突出。这500罗汉彩色塑像和一般寺庙罗汉堂的罗汉不同，分布于大雄宝殿的两壁及梵音阁、天台来阁中。塑像高约一米，布局上比较自由，有的分层列坐或环立，有的配置于塑壁之上，表现渡海情节。塑造者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表现了人物的不同神韵、姿态、面部表情和衣着装饰，智者、讷者、伶俐者、沉静者、幼稚者、豁达者、鲁莽者、拘谨者、勇武者、慈祥者、神态各异，无一雷同。或俯或仰，或斜或正，或柱杖躬身，或执轮挺胸，或举步欲走，或返身回顾，或促膝谈道，或窃窃私语，或静坐寡语，或开怀大笑，不一而足，各尽其妙。其中达摩像塑造成一个印度尊者，圆睁双眼，肌肉紧张，显示出内心的兴奋激情；而另一个中国尊者，却与之相对照，两目俯视，表情沉静默镇，仿佛在思考疑难的问题。两人的神态呼之欲出，十分传神，又相映成趣。还有那手臂上站着一只癞蛤蟆的罗汉，似乎正在向你津津有味地介绍他那宝贝的来历和了不起的妙用。这500罗汉，都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原型，他们似佛非佛，似僧非僧，有文有武，有老有少。人物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性格特征，都刻划得十分细腻而富有个性化，从而把观赏者的思想感情从佛堂引回到现实社会，可以从罗汉中找到乡绅、商贾、书生、医卜、屠户、樵夫等各阶层的人物。加之塑像者在塑造中以玻璃球作眼睛，以真毛发作须髯，采用世俗服饰，力求逼真酷似。其缺点是衣饰道具上过于繁琐，造型上夸张有余而含蓄不足，妨碍了主题的突出。但从整体来说，写实与写意手法兼施，人物间的疏密聚散十分讲究，彼此微妙的关系处理恰当，形成群像雕塑的重要特色。可以这么说，自唐代始，佛教造像的世俗化至此臻于极致。

据筇竹寺现有的碑石记载，该寺的罗汉塑像，作者是四川省的黎广修，当然还有许多具有塑像才能的助手们参加了这一浩大的工程。黎广修，字德生，工诗善画，尤精塑作。他从四川应聘到昆明，担负起筇竹寺的塑像任务。其塑制程序是：先设计整体布局和结构草稿，画出每一人物的大体形象，然后决定每一人物的具体配置布局，再进行塑制。在具体塑制过程中，对每一人物的刻画，都要反复对照现实生活中相类似的实际人物(模特儿）。这一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使之典型化的塑制方法，说明这位来自民间的雕塑家具有高超的艺术创造才能。

四川新津县宝光寺也塑有500罗汉像。该寺始建于咸丰元年(1851），其塑像具体塑制年代当在建寺同时或稍后。各种塑像高约2米，"或坐或立，姿态各异，有的瘦削长颈，有的佝偻龙钟，或笑容可掬，或横眉怒目；喜、怒、哀、乐，表情迥然不同；衣褶襞纹，清晰分明。"同样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其艺术成就和影响，均不如昆明筇竹寺塑像。

位于河北遵化县城以北马兰峪山区的清东陵，葬有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同治(惠陵）五个皇帝和顺治生母孝庄皇后(昭西陵）以及咸丰的两个皇后——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定东陵）；位于河北易县以西永宁山区的清西陵，葬有雍正(泰陵）、嘉庆(昌陵）、道光(慕陵）和光绪(崇陵）4个皇帝。属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有东、西陵的慕陵、定陵、惠陵、崇陵和定东陵。这些帝后的陵墓，均仿明十三陵，依山而建，气势宏伟。定陵有石兽(狮、象、马）三对和石人两对。慕陵、崇陵在陵垣前方建有三个石牌坊，于坊内"大红门"前雕有一对瑞兽石雕，一东一西。慕陵隆恩殿和左右配殿的建筑装饰雕刻，纯用上等楠木，不施油漆彩画，雕成后本色上腊，清新雅致。所有殿壁的门窗、隔扇、梁枋和全部天花板，都施以精美的龙凤图案浮雕。尤以大殿中的天花云龙雕刻龙头采用透雕，龙身则用浮雕，这样的形式，使整个天花上万龙腾涌，气氛空幻；廊下柱枋的"雀替"所雕二龙戏珠，更是精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晚清的建筑装饰雕刻，现保存较多的有石雕、木雕、砖雕等，多用于较大的建筑物。如上海蓬莱区内的浙宁会馆，在主楼前，有两根高1.2丈、直径2.5尺的透雕花石柱，雕的是"八仙过海"的人物故事，据说是一位老艺人花了10年功夫才完成的艺术杰构；东西穿楼月洞门上下的砖雕，大小几十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保存完好如新。在同一地区的木商会馆、门楼、围墙、斗拱等砖雕几乎到处可见，不仅技术纯熟精优，内容也多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戏楼藻井浮雕和檐角下的两个木雕大狮子，格外精美生动。由此可见一斑。

建于清咸丰五年(1855）的山西平原县朱氏牌坊，为陕西盐运使武某为其母祝寿所建。"坊高10米，顶为重檐阁式，额坊满雕人物故事和云树台阁，间以花纹装饰，富丽多样；坊基座雕力士四躯，四周边雕为勾栏望柱；坊柱四面雕为盘龙环绕，柱础雕出蹲狮。整个石坊，雕工极为精致。石坊坊后，有巨石屏风一座，壁面透雕福、禄、寿三星，构图精巧，雕法洗炼。此石坊、石屏的建造时代，虽属晚清，但由于雕工出色，仍不失为建筑装饰雕刻中之珍品。"建造于晚清的石牌坊，各地还有不少，其中有些颇有艺术所赏价值。

然而，可惜的是，"文革"中的"破四旧"，现代建设中某些人保护古文物意识薄弱，很多都被拆毁，我们已再难见到其精巧的结构和雕塑艺术了。

在这一时期，玉雕、石雕、竹雕、象牙雕、微雕和雕瓷等，均有所发展，而尤其是小型玩赏性雕塑，则兴盛一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钟爱，主要品种有广东石湾陶塑、无锡惠山泥人和天津"泥人张"的彩塑等。

石湾是陶塑的著名产地。陶塑民工陈渭岩，自幼随父学艺，以塑造人物、神像、动物见长，釉色多仿古代名窑。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如黄炳、陈渭、潘玉书等人，也都投身于陶塑艺术的创作。他们根据本地陶器胎粗釉厚的特点，创造性地吸收唐三彩、钧窑和写意画的工艺技巧，充分利用窑变，从而使石湾陶塑具有非常独特的艺术风貌。其中黄炳所塑人物、鸟兽别饶神彩；尤工制鸭、鹧鸪、鹌鹑，工细分明，阴阳可辨；兽类则双目炯炯有神，牙齿洁白而锐利有势。石湾陶塑多取材于耕、读、渔、樵，还有群众喜乐见的历史人物和传说故事，如孔子、老子、李白、杜甫、张飞、李逵、武松、鲁智深、达摩、钟馗、张果老等，造型生动传神，富有个性特征，成了广东和港澳一带千家万户厅堂和书斋案头的主要摆设。

无锡惠山是泥塑的重要产地。其前期作品，主要是儿童耍货(玩具），如大阿福、小阿福、花囡囡、大花猫、车老虎等，深受群众喜爱。到清代后期，京剧盛行，惠山泥人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戏文内容。这时逐渐分粗细货生产，粗货为儿童耍货，细货则是手捏戏文。粗货销往江浙广大农村，细货则销售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流入宫廷，传至海外。当时著名泥塑艺人丁阿金(1839-1922)，原名丁兰亭，以捏塑京剧戏文而闻名于苏州、无锡一带，传世之作有《教歌》、《卖书》、《搜山》、《水斗》、《寄柬》等。还有周阿生(1832-1912)，善制神仙故事作品，也塑制京剧戏曲人物。特点是人物造型温文端正，其中女性优美恬静，富有古典美；老人慈祥和蔼，给人以亲切感。传世之作有《蟠桃大会》，塑有王母、八仙等27尊神像，栩栩如生，色彩明丽，列为珍品。当地流传有两句话："要神仙，找阿生；要戏文，找阿金。"惠山泥人彩塑造型简朴、完整、单纯；在创作上不追求细部的真实，着重突出主题部分；上彩具有常有的图案效果，"三分塑，七分彩"，可见画彩在惠山泥人中的重要作用。

天津"泥人张"始于张长林(1826-1906)，将泥塑从一般玩具提高到了圆型艺术的水平。张长林，号明山，原籍浙江绍兴。其父逃荒流落天津，遂定居于此。张万全为了谋生，用粘土塑制小动物，卖钱糊口。张长林受其影响，七八岁即开始捏制小狗、小猫和笔筒之类，且能在袖内笼泥。后在未烧的动物泥胎上施以彩色，效果甚佳，始作彩塑。他18岁时，正逢京剧须生余三胜赴天津演出，为之塑像，刻划十分传神，置于商店橱窗，观众惊叹，从此名声大振。张长林善于把绘画技巧和艺术夸张手法运用到泥塑上去，所塑各种戏剧人物，神形兼备，远近驰名。他与人坐谈时，搏土于手，不动声色，瞬息而成，形态逼真，须眉毕肖，观者无不叹绝。张长林虽然出身贫寒，但与文人、画家、学者多有交往，自己又曾苦学绘画，尤工人物、花鸟，传世画稿有《少女鹦鹉图》等。他的泥塑作品有较浓厚的书卷气，一般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也有取材于民间传说。传世之作有《黄鹤楼》、《夺太仓》、《蒋门神》、《木兰从军》等。所塑蒋门神，高仅数寸，未施彩绘，却将《水浒传》中这个仗势欺人的恶棍，表现得淋尽致。他的粉塑《木兰从军》，将代父从军的花木兰这一巾帼英雄刻画得英气逼人，现藏于颐和园排云殿配殿内。"泥人张"第二代张玉亭，第三代张景祐，第四代张铭，在继承张长林技艺上又有所发展。其中张玉亭善于从动态中塑造人物，他创作了许多传神佳作，曾参加国际展览，有的被授于金奖。

【更多精彩文章，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地球生物与人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