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已近两周，反法西斯同盟也正在形成，然而在缅甸仰光发生的一次事件让重庆政府暴跳如雷。当天，驻缅英军在未知会中美双方的情况下，擅自截留了150辆军用卡车为己用，消息传来三天后，老蒋迅速在重庆主持召开了“联合军事会议”，美英驻华军事代表团的两位团长马格鲁德和丹尼斯，以及苏联武官崔可夫全部到会，会场气氛一度非常紧张。

（李忍涛将军）

这次会议在黄山官邸举行，中方代表包括宋美龄、何应钦（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徐永昌（军委会军令部长）、商震（军委会办公厅长）、周至柔（航空委员会主任）等人。针对驻缅英军的无耻行径，何应钦大怒发言：“若是这样下去，中国愿将所有在缅甸的租借物资退还美国，停止中缅军事合作”！大概意思是如果再这么搞，俺们就不跟你们一起玩了。

在美苏代表的批评和斡旋下，英方代表丹尼斯和列席的韦维尔将军都有点麻爪，一边承诺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一边请求“增加中国协助保卫缅甸的陆军部队”。会议吵来吵去折腾到12月24日的凌晨三时，总算基本达成一致，老蒋也答应派出“8万精锐部队”踏出国门参加对日作战，这就是第一期中国远征军的由来。

既然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新阶段，还要抽调部队组成远征军，于是次年初，军事委员会紧急在重庆召开了“整军会议”。结果就在这次会议上，中方将领们自己内部又吵开了锅，争论的焦点，居然是“学兵总队”领着全饷并且待遇从优的问题。

一、“学兵总队”可不是新兵训练总队。

时间倒推回1931年6月，从德国陆军参谋学院毕业归国的李忍涛上校，被任命为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及高等教育班的副主任，这位将军在民国时期绝对算是“高学历海归”：云南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考入清华大学和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后面两个履历是不是特眼熟？没错，李忍涛正是抗日名将孙立人的清华学弟，俩人走的是同一条投笔从戎之路。

美国军校毕业后，1929年李忍涛被选送赴德继续深造，在欧美学习和游历期间，李忍涛就对军事化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痴迷程度在同僚中亦小有名气。两年后回国，受到老蒋亲自召见，甚为器重，授以少校军衔派到中央军校工作，历任任军官训练班少校区队长、中校班附直至上校副主任。

当时的中国军队由于思想和技术上都很落后，不仅没有专业的化学兵部队，甚至大多数军官与士兵“皆不知化学战为何物”。而李忍涛自回国担任中央军校高级干部起，就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军队的化学兵建设，他一边向高层呼吁，一边完成了《化学兵器》、《化学战剂》、《化学战术》、《化学战防御》等教材初稿的翻译和编写。

军政部长何应钦接到这些文件和书目后，按“国防机要”处理程序进呈给老蒋过目，1932年初，在李忍涛不断地上书和面呈下，老蒋为筹谋未来对日作战，终于批准成立化学兵部队。稍后在落实新建“化学兵种”的会议上，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主张隶属军校系统，而何应钦则力主保密并直属军政部，后者最终胜出。

1932年2月8日，“军政部学兵队”在南京花露岗妙悟律院正式成立，其实该队全称应该是“军政部化学兵队”，只是因为兵种的特殊性，才隐掉了“化”字，李忍涛被任命为上校队长。

（军政部长何应钦）

现在知道这支部队的真正性质了吧？是一支特种兵科部队，它最初只是一个大队（营级）的规模，但是规格却相对较高。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1937年春，军政部学兵队已经扩充为“军政部学兵总队”，下辖两个化学兵大队（营级规模）和四个高射区队（连级规模），按今天的说法，这其实就是陆军中的“防化兵”。

而李忍涛将军由于这一贡献，也被誉为“化学兵之父”，与创建装甲部队的“装甲兵之父”徐庭瑶齐名，都属于特殊兵种的奠基人，忘记介绍了，李忍涛是云南大理州的鹤庆县人。

（抗日军队的化学兵）

二、“学兵总队”令日本人做贼心虚。

史载，1935年为了准备未来对日作战，中国军队曾经在江苏句容和溧阳地区举行了军级对抗实兵演习，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和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分任东、西两军的军长（类似于红蓝两军）。当扮演日军的假想敌“西军”进入预定作战区域时，李忍涛的学兵队施放烟幕弹来代替催泪性毒气，模拟发起化学作战配合东军，而演习的结果是，假想敌“西军”几乎被全歼。

当时参加演习的西军各部队，毫无化学战知识，看到满天烟雾，有的人惊惶不安，有的人高声谩骂，甚至有军官高喊：“打仗就打仗，这搞的是什么名堂”？而在高处观战的老蒋和高级将领们心里有数，他们这才看到了化学战的真正威力，个个惊出一身冷汗。

而有关中国军队组建化学兵部队的消息，免不了被日本特务机关所侦知，这支初具雏形的化学兵部队让日本人非常的做贼心虚，担心将来在侵华战场上遭到毒气打击，所以把战场防毒作为了重要准备工作。日本陆军为此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还以李忍涛的学兵总队为假想敌，在本土举行了多次化学战演习。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先后投入侵华战场的30个师团近200万名士兵，人人配备了防毒面具与解毒剂，就连近9万匹战马，也配备了防毒衣罩。在侵华日军士兵的制式单兵装备里，由“八七式”升级的“九五式”防毒面具成为必需，那么该型防毒面具是何时列装的呢？从型号就可以解读出来是1935年，可见鬼子对李忍涛所部的忌惮。

而实际上，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严格了遵守国际公约，学兵总队非但从来没有在战场上施放过毒气，甚至都没有购买和装备化学武器，它更类似于一支专业“防化部队”。只不过日本陆军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才弄得紧张兮兮，在真正的抗日战场上，反倒是鬼子们许多次使用毒气进行作战。

日本陆军中从事化学战、拥有独立建制的炮兵单位就高达131个，总人员达到10万余人，配备各种可以发射毒气弹的火炮达到7000门之多，使用了包括毒瓦斯、芥子气在内的各类炮弹。在一些抗日影视剧中，对此也多有体现，那就是日军在屡攻不下时，大都会厚颜无耻地叫嚣使用“圣战瓦斯”。

比如在1939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从洞庭湖水面实施偷袭的第3师团上村支队，面对营田守军的坚固工事，就无耻地使用了毒气，致我守备团全体官兵牺牲殆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爆发后，学兵总队第三期学生即临时编成“防毒连”，由谭坤率领驰赴河北支援第29军作战。此时南京城内的气氛也已空前紧张，学兵总队因此担负了南京各机关团体的防毒训练任务。自8月中旬起，南京屡遭日军空袭，学兵总队的一个高射区队奉命布防在市区三牌楼妙儿山一带，起到了扼制日机低空投弹的防空作用。

学兵总队的四个高射区队不久又全部开赴河南巩县，担负巩县兵工厂的防空重任，而李忍涛则亲率两个化学大队奔赴淞沪战场。1937年8月15日晨，李忍涛总队长获悉，位于虹口公园附近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大楼上，日军设有炮兵观察所来指挥江面上的舰炮对我前线部队实施炮击，危害甚大，而大楼又是七层钢筋水泥结构，不易直瞄摧毁。

李忍涛立即与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联络，建议出动学兵总队装备的150毫米“李文斯”化学抛射炮，使用爆炸弹加电雷管齐放，进而一举摧毁该据点。得到张发奎批准后，李忍涛调整炮队编制，以三个炮班加一个弹药班为一排，全队四个排共配备“李文斯”抛射炮12门，首先进行了紧张的战前训练。

李忍涛率炮队抵达上海西郊后，发现江湾附近地形开阔，难以择定阵地，遂当机立断采取奇袭战法，即将炮位推进到距目标约2000米附近，也正是日军火炮的死角地带，利用四周带围墙的一座花园别墅作为掩体，入夜秘密进入阵地实施射击。当然，这些化学抛射炮实际使用的是常规炮弹，此一点尤要注意。

战斗打响后，李忍涛下令以6门炮为一个齐放单位，实施重叠式火力配置，一一修正射角射向，午夜突然实施三次齐放，摧毁了整整三层敌楼，严重杀伤了日军的兵力兵器，学兵总队也因此一战成名，李忍涛火线擢升为陆军少将。

学兵总队当时的装备还很落后，基本都是欧美一战时期的武器，甚至防毒面具都严重不足，平均几十名官兵才能分到一副防毒面具。

三、“学兵总队”撤至四川整训。

1938年武汉会战以后，学兵总队也因战事西移奉命内迁，初驻湘西，后到达川南的泸州纳溪，在四川落脚后，根据战时需要，李忍涛主管的化学兵科逐渐分成三个单位，除了学兵总队之外，还成立了中央军校特科干部教育班、主管全军防毒部门和指导工作的“军政部防毒处”。

学兵总队：扩充为两个炮团和两个步兵团的编制，一边整训一边参加后方的防空任务，为维护滇缅公路的桥梁及滇越铁路等的交通安全，学兵总队派出烟幕队担任掩护防空任务，日机多次空袭破坏，均未得逞，从而保证了国际咽喉要道的畅通。

（学兵总队士兵）

军政部防毒处：统筹主管全国军队和城市的防毒组织、装备与训练工作，防毒处办公地设在重庆，李忍涛兼任少将处长。另在各个战区成立防毒分处，集团军和军部设立防毒科，各师成立防毒连，人事和经费均由防毒处掌管，构成一个庞大的防毒体系，做了大量抗战防毒工作。

中央军校特科干部教育班：全称为“中央军校特科（化学兵科）干部教育班”，也就是将学兵总队的干部训练班转隶中央军校，李忍涛兼任班主任。其任务是招收各战区、各个集团军、各军的防毒科，以及师的防毒连所抽来的校级军官训练防毒，学习使用化学武器和化学战技，结业后回原部队。

而李忍涛同时兼任三个不同性质单位的最高负责人，职务军衔亦晋升为中将。1939年以后，学兵总队和中央军校特科干部教育班还在昆明设立了办事处，办理招生和征兵事宜，先后招考防训班第三期和干训班第五、六期学生共500余人，学兵总队也征得新兵2000余人，陆续开赴四川归队训练。

在昆明期间，学兵总队还负责为昆明行营、省政府各机关公务员和驻滇军事单位进行防毒训练、防毒表演以及讲授防毒课程，对抗日的防毒工作颇有贡献。

四、“学兵总队”训练极为严格。

当然，学兵总队也在四川当地招募了一些新兵，比如泸州通滩镇长河村的小伙子易俊良，就是1942年1月被分配到学兵总队当兵的。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主要还是依靠保甲制度“抽丁”，到后来由于兵源严重不足，无奈又开始“抓壮丁”，易俊良家中有兄弟三人，是被“抽丁”而来，参军时年仅17岁。

在乡公所体检时，地方上发现易俊良身高仅1。55米且体重只有40公斤，有点犹豫是否合格，不料接兵的军官说“这种娃娃到了部队还会长的，没问题”，结果易俊良白高兴一场，还是被带走了。这个17岁的大男孩恰好被分配到了学兵总队工兵营三连二排五班，全班15人除了正副班长是老兵外，其余皆为新募或新抓来的壮丁。

这些新兵先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基础训练，比如队列、操枪、射击等等，然后才能开始专项培训，根据抗日老兵易俊良的回忆，防毒特训的三个月堪称是“魔鬼式训练”：

（学兵总队新兵训练）

“防毒服整套设备七八十斤，笨重得很，单防毒面具就有三斤半，戴上去，脑壳只能低下，防毒服里面闷热，不通气，玻璃眼窗镜一哈气就起雾，看不见指挥的手势，做错就要受罚。而最痛苦的还是毒气适应训练，一群人被关在密封的屋子里，突然放出模拟的毒气，有的让你不停打喷嚏，有的让你流泪，有的甚至让你窒息”。

易俊良回忆说：“配防毒服的黄军鞋特别硬，刀都刺不进去，真正的毒气没有味道，黄色的，颜色越深，毒越重，最猛的会变成黑色。毒气适应训练时最担心的不是中毒，是怕丢掉手里的枪，那等于投降”。在训练场上，易俊良也曾经看见过李忍涛将军的身影，那是个“身材魁梧，四方脸，浓眉大眼，英气逼人”的将军。

李忍涛治军极严，曾经命令嗜赌的副官处长断指明志，他亲手制定了学兵队的队训：“阳刚、诚实、乐观，我见我到我克服”。

五、李忍涛舌战群将力保学兵总队。

自1938年撤到西南后方以后，学兵总队主要是以对敌威慑和训练防毒为任务，加之老蒋对这支部队的偏爱，所以一直没有再上战场。但是对于这支具有战略威慑作用的特殊部队，军政部长何应钦还是非常照顾的，不仅官兵全部正常足额开饷，每年春秋各发一套新军装，而且在物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尽量保证给体力消耗过大的官兵在每天饭桌上加一碟花生或者黄豆。

足额开饷的待遇难道很牛叉吗？确实很特殊，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经济困难，不得不宣布官兵只能领取“国难薪”，基本原则是军官能领到额定标准的三到四成，而士兵也只能领到额定标准的七成左右，所以“学兵总队”能够领全饷，已经直追地位超然的“军统”待遇了。

部分前线的将领不了解化学兵的重要作用，对此颇多微词，认为这几千人不上战场却拿着全饷，实在是让一线官兵心理不平衡，这个矛盾随着抗战期间生活的日益困难，而变得越来越尖锐，终于在1942年的这次整军会议上爆发了。

会议上一些集团军级甚至战区级的高级军官，开始言语攻击学兵总队，并且拿出了两个方案请军政部“斟酌”：第一案，学兵总队不能总在后方虚耗粮饷，应该尽快把这支部队派往前线；第二案，学兵总队如果不能到前线作战，那就应该直接裁撤掉，以免浪费粮饷。

何应钦看到群情激愤，一时不好来硬的弹压，就摆手叫大家安静，然后专门请李忍涛发言。

李忍涛以平和的口气开场：“我知道，大家说的是事实，我是一个军人，学兵总队怎么办，我要服从军政部的命令”，将领们并不买账，继续哄哄，岂料李忍涛话锋一转：“有一个事实，大家必须注意，你们都是从前线回来的，在前线捉到日本俘虏，你们可以发现，每一个日本兵都背着一个防毒面具，就连俘获的战马身上，都披着一件防毒衣”。

“据可靠消息，100多万侵华日军，人人都有防毒面具，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日军害怕的不是你们，他们害怕的是我李忍涛手下的四个防化兵团，虽然这些防化兵团没有真正参战，但是，日军知道我们有这样一支部队，就会有所顾忌，他们在大规模使用毒气时，也会有顾忌”！

（何应钦视察部队）

李忍涛给在座的高级将领们算了一笔账：“你们说我的学兵队耗费一些粮饷，可是比起100多万日军配备的防毒面具来说，这点粮饷又算什么呢？你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没有这四个化学兵团，日本人可以在防毒设备方面节省多少军费？每个日本兵也不用天天背负防毒面具，日军可能随时使用化学武器，这样一来，对中国的打击又会增加多少”？

会场上一众将领被李忍涛的发言驳斥得哑口无言，这才真正理解防化兵部队的巨大威慑作用，于是要求裁撤的提案也就没了下文。何应钦于是最后总结说：“这支部队不但不能撤，还要好好保存，不能随便在战场上被消灭”。

六、“学兵总队”远征滇缅。

李忍涛舌战群将没有多久，学兵总队终于迎来了重上战场的机会，随着第一期中国远征军1942年5月失败后，开始重组“驻印军”在印度兰姆伽基地卧薪尝胆，学兵总队也奉命抽兵纳入作战序列。1943年2月，李忍涛率领学兵总队的两个炮兵团到印度兰姆加接收美式装备，每个炮连都配备了8门美制的大口径“化学迫击炮”。

美军还派顾问50余人协助学兵总队训练，积极准备对日反攻，由于学兵总队的士兵普遍受过过严格训练，所以掌握武器非常迅速，与盟军的作战配合也极其默契，在战场上有效阻遏了日军化学兵部队的袭击，立下了赫赫战功。而学兵总队另外的两个步兵团也在泸州一直加强训练，等待空运和装备美式武器。

1943年10月，李忍涛再次亲赴兰姆伽拜会史迪威将军，沟通解决了部分装备问题，并到前线视察了参战的学兵总队两个炮团，不料10月28日返程回国时，由于被日本间谍事先探得行程情报，李忍涛的座机在驼峰航线的喜马拉雅山东南第三峰上空，遭到四架日军战斗机的伏击，飞机起火坠落，包括李忍涛将军在内的机上九人无一生还，牺牲时年仅39岁。。

李忍涛其实早已做好了抗日成仁的准备，却未曾想过牺牲在驼峰航线上，李忍涛将军阵亡之后有部下翻阅其遗物，看到其生前手书：“将军百战阵前死，壮士十年裹尸还”，部下不由得叹道：将军壮志未酬矣！

何应钦接报悲痛至极：“日寇毁我臂矣，此仇不报，死不瞑目”！1946年，国民政府追赠李忍涛为铨叙陆军中将。

尾声：

1945年6月，易俊良所在的学兵总队步兵团也开到了桂柳战场，并且带齐了防毒装备，准备跟日本人殊死相搏，结果刚刚抵达前线不久，还没有投入实战，就传来了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其后易俊良所在的学兵总队还参加了受降仪式，这个抗日老兵回忆说：“日本人很精，缴来的枪都缺着关键零件，最终都毁了”。

1946年底，学兵总队奉命调往安徽的当涂、马鞍山一带驻防，此时何应钦已经失去军权，被派往美国任职，而新任“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认为这支部队没啥作用，遂下令撤销编制，官兵分别编入其他部队。

如此，李忍涛创建的中国第一支化学兵部队也就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