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已近两周,反法西斯同盟也正在形成,然而在缅甸仰光发生的一次事件让重庆政府暴跳如雷。当天,驻缅英军在未知会中美双方的情况下,擅自截留了150辆军用卡车为己用,消息传来三天后,老蒋迅速在重庆主持召开了“联合军事会议”,美英驻华军事代表团的两位团长马格鲁德和丹尼斯,以及苏联武官崔可夫全部到会,会场气氛一度非常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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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忍涛将军)

这次会议在黄山官邸举行,中方代表包括宋美龄、何应钦(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徐永昌(军委会军令部长)、商震(军委会办公厅长)、周至柔(航空委员会主任)等人。针对驻缅英军的无耻行径,何应钦大怒发言:“若是这样下去,中国愿将所有在缅甸的租借物资退还美国,停止中缅军事合作”!大概意思是如果再这么搞,俺们就不跟你们一起玩了。

在美苏代表的批评和斡旋下,英方代表丹尼斯和列席的韦维尔将军都有点麻爪,一边承诺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一边请求“增加中国协助保卫缅甸的陆军部队”。会议吵来吵去折腾到12月24日的凌晨三时,总算基本达成一致,老蒋也答应派出“8万精锐部队”踏出国门参加对日作战,这就是第一期中国远征军的由来。

既然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新阶段,还要抽调部队组成远征军,于是次年初,军事委员会紧急在重庆召开了“整军会议”。结果就在这次会议上,中方将领们自己内部又吵开了锅,争论的焦点,居然是“学兵总队”领着全饷并且待遇从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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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兵总队”可不是新兵训练总队。

时间倒推回1931年6月,从德国陆军参谋学院毕业归国的李忍涛上校,被任命为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及高等教育班的副主任,这位将军在民国时期绝对算是“高学历海归”:云南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考入清华大学和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后面两个履历是不是特眼熟?没错,李忍涛正是抗日名将孙立人的清华学弟,俩人走的是同一条投笔从戎之路。

美国军校毕业后,1929年李忍涛被选送赴德继续深造,在欧美学习和游历期间,李忍涛就对军事化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痴迷程度在同僚中亦小有名气。两年后回国,受到老蒋亲自召见,甚为器重,授以少校军衔派到中央军校工作,历任任军官训练班少校区队长、中校班附直至上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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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军队由于思想和技术上都很落后,不仅没有专业的化学兵部队,甚至大多数军官与士兵“皆不知化学战为何物”。而李忍涛自回国担任中央军校高级干部起,就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军队的化学兵建设,他一边向高层呼吁,一边完成了《化学兵器》、《化学战剂》、《化学战术》、《化学战防御》等教材初稿的翻译和编写。

军政部长何应钦接到这些文件和书目后,按“国防机要”处理程序进呈给老蒋过目,1932年初,在李忍涛不断地上书和面呈下,老蒋为筹谋未来对日作战,终于批准成立化学兵部队。稍后在落实新建“化学兵种”的会议上,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主张隶属军校系统,而何应钦则力主保密并直属军政部,后者最终胜出。

1932年2月8日,“军政部学兵队”在南京花露岗妙悟律院正式成立,其实该队全称应该是“军政部化学兵队”,只是因为兵种的特殊性,才隐掉了“化”字,李忍涛被任命为上校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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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部长何应钦)

现在知道这支部队的真正性质了吧?是一支特种兵科部队,它最初只是一个大队(营级)的规模,但是规格却相对较高。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1937年春,军政部学兵队已经扩充为“军政部学兵总队”,下辖两个化学兵大队(营级规模)和四个高射区队(连级规模),按今天的说法,这其实就是陆军中的“防化兵”。

而李忍涛将军由于这一贡献,也被誉为“化学兵之父”,与创建装甲部队的“装甲兵之父”徐庭瑶齐名,都属于特殊兵种的奠基人,忘记介绍了,李忍涛是云南大理州的鹤庆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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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军队的化学兵)

二、“学兵总队”令日本人做贼心虚。

史载,1935年为了准备未来对日作战,中国军队曾经在江苏句容和溧阳地区举行了军级对抗实兵演习,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和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分任东、西两军的军长(类似于红蓝两军)。当扮演日军的假想敌“西军”进入预定作战区域时,李忍涛的学兵队施放烟幕弹来代替催泪性毒气,模拟发起化学作战配合东军,而演习的结果是,假想敌“西军”几乎被全歼。

当时参加演习的西军各部队,毫无化学战知识,看到满天烟雾,有的人惊惶不安,有的人高声谩骂,甚至有军官高喊:“打仗就打仗,这搞的是什么名堂”?而在高处观战的老蒋和高级将领们心里有数,他们这才看到了化学战的真正威力,个个惊出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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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关中国军队组建化学兵部队的消息,免不了被日本特务机关所侦知,这支初具雏形的化学兵部队让日本人非常的做贼心虚,担心将来在侵华战场上遭到毒气打击,所以把战场防毒作为了重要准备工作。日本陆军为此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还以李忍涛的学兵总队为假想敌,在本土举行了多次化学战演习。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先后投入侵华战场的30个师团近200万名士兵,人人配备了防毒面具与解毒剂,就连近9万匹战马,也配备了防毒衣罩。在侵华日军士兵的制式单兵装备里,由“八七式”升级的“九五式”防毒面具成为必需,那么该型防毒面具是何时列装的呢?从型号就可以解读出来是1935年,可见鬼子对李忍涛所部的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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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上,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严格了遵守国际公约,学兵总队非但从来没有在战场上施放过毒气,甚至都没有购买和装备化学武器,它更类似于一支专业“防化部队”。只不过日本陆军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才弄得紧张兮兮,在真正的抗日战场上,反倒是鬼子们许多次使用毒气进行作战。

日本陆军中从事化学战、拥有独立建制的炮兵单位就高达131个,总人员达到10万余人,配备各种可以发射毒气弹的火炮达到7000门之多,使用了包括毒瓦斯、芥子气在内的各类炮弹。在一些抗日影视剧中,对此也多有体现,那就是日军在屡攻不下时,大都会厚颜无耻地叫嚣使用“圣战瓦斯”。

比如在1939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从洞庭湖水面实施偷袭的第3师团上村支队,面对营田守军的坚固工事,就无耻地使用了毒气,致我守备团全体官兵牺牲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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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爆发后,学兵总队第三期学生即临时编成“防毒连”,由谭坤率领驰赴河北支援第29军作战。此时南京城内的气氛也已空前紧张,学兵总队因此担负了南京各机关团体的防毒训练任务。自8月中旬起,南京屡遭日军空袭,学兵总队的一个高射区队奉命布防在市区三牌楼妙儿山一带,起到了扼制日机低空投弹的防空作用。

学兵总队的四个高射区队不久又全部开赴河南巩县,担负巩县兵工厂的防空重任,而李忍涛则亲率两个化学大队奔赴淞沪战场。1937年8月15日晨,李忍涛总队长获悉,位于虹口公园附近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大楼上,日军设有炮兵观察所来指挥江面上的舰炮对我前线部队实施炮击,危害甚大,而大楼又是七层钢筋水泥结构,不易直瞄摧毁。

李忍涛立即与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联络,建议出动学兵总队装备的150毫米“李文斯”化学抛射炮,使用爆炸弹加电雷管齐放,进而一举摧毁该据点。得到张发奎批准后,李忍涛调整炮队编制,以三个炮班加一个弹药班为一排,全队四个排共配备“李文斯”抛射炮12门,首先进行了紧张的战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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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忍涛率炮队抵达上海西郊后,发现江湾附近地形开阔,难以择定阵地,遂当机立断采取奇袭战法,即将炮位推进到距目标约2000米附近,也正是日军火炮的死角地带,利用四周带围墙的一座花园别墅作为掩体,入夜秘密进入阵地实施射击。当然,这些化学抛射炮实际使用的是常规炮弹,此一点尤要注意。

战斗打响后,李忍涛下令以6门炮为一个齐放单位,实施重叠式火力配置,一一修正射角射向,午夜突然实施三次齐放,摧毁了整整三层敌楼,严重杀伤了日军的兵力兵器,学兵总队也因此一战成名,李忍涛火线擢升为陆军少将。

学兵总队当时的装备还很落后,基本都是欧美一战时期的武器,甚至防毒面具都严重不足,平均几十名官兵才能分到一副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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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兵总队”撤至四川整训。

1938年武汉会战以后,学兵总队也因战事西移奉命内迁,初驻湘西,后到达川南的泸州纳溪,在四川落脚后,根据战时需要,李忍涛主管的化学兵科逐渐分成三个单位,除了学兵总队之外,还成立了中央军校特科干部教育班、主管全军防毒部门和指导工作的“军政部防毒处”。

学兵总队:扩充为两个炮团和两个步兵团的编制,一边整训一边参加后方的防空任务,为维护滇缅公路的桥梁及滇越铁路等的交通安全,学兵总队派出烟幕队担任掩护防空任务,日机多次空袭破坏,均未得逞,从而保证了国际咽喉要道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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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兵总队士兵)

军政部防毒处:统筹主管全国军队和城市的防毒组织、装备与训练工作,防毒处办公地设在重庆,李忍涛兼任少将处长。另在各个战区成立防毒分处,集团军和军部设立防毒科,各师成立防毒连,人事和经费均由防毒处掌管,构成一个庞大的防毒体系,做了大量抗战防毒工作。

中央军校特科干部教育班:全称为“中央军校特科(化学兵科)干部教育班”,也就是将学兵总队的干部训练班转隶中央军校,李忍涛兼任班主任。其任务是招收各战区、各个集团军、各军的防毒科,以及师的防毒连所抽来的校级军官训练防毒,学习使用化学武器和化学战技,结业后回原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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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忍涛同时兼任三个不同性质单位的最高负责人,职务军衔亦晋升为中将。1939年以后,学兵总队和中央军校特科干部教育班还在昆明设立了办事处,办理招生和征兵事宜,先后招考防训班第三期和干训班第五、六期学生共500余人,学兵总队也征得新兵2000余人,陆续开赴四川归队训练。

在昆明期间,学兵总队还负责为昆明行营、省政府各机关公务员和驻滇军事单位进行防毒训练、防毒表演以及讲授防毒课程,对抗日的防毒工作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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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兵总队”训练极为严格。

当然,学兵总队也在四川当地招募了一些新兵,比如泸州通滩镇长河村的小伙子易俊良,就是1942年1月被分配到学兵总队当兵的。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主要还是依靠保甲制度“抽丁”,到后来由于兵源严重不足,无奈又开始“抓壮丁”,易俊良家中有兄弟三人,是被“抽丁”而来,参军时年仅17岁。

在乡公所体检时,地方上发现易俊良身高仅1。55米且体重只有40公斤,有点犹豫是否合格,不料接兵的军官说“这种娃娃到了部队还会长的,没问题”,结果易俊良白高兴一场,还是被带走了。这个17岁的大男孩恰好被分配到了学兵总队工兵营三连二排五班,全班15人除了正副班长是老兵外,其余皆为新募或新抓来的壮丁。

这些新兵先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基础训练,比如队列、操枪、射击等等,然后才能开始专项培训,根据抗日老兵易俊良的回忆,防毒特训的三个月堪称是“魔鬼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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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兵总队新兵训练)

“防毒服整套设备七八十斤,笨重得很,单防毒面具就有三斤半,戴上去,脑壳只能低下,防毒服里面闷热,不通气,玻璃眼窗镜一哈气就起雾,看不见指挥的手势,做错就要受罚。而最痛苦的还是毒气适应训练,一群人被关在密封的屋子里,突然放出模拟的毒气,有的让你不停打喷嚏,有的让你流泪,有的甚至让你窒息”。

易俊良回忆说:“配防毒服的黄军鞋特别硬,刀都刺不进去,真正的毒气没有味道,黄色的,颜色越深,毒越重,最猛的会变成黑色。毒气适应训练时最担心的不是中毒,是怕丢掉手里的枪,那等于投降”。在训练场上,易俊良也曾经看见过李忍涛将军的身影,那是个“身材魁梧,四方脸,浓眉大眼,英气逼人”的将军。

李忍涛治军极严,曾经命令嗜赌的副官处长断指明志,他亲手制定了学兵队的队训:“阳刚、诚实、乐观,我见我到我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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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李忍涛舌战群将力保学兵总队。

自1938年撤到西南后方以后,学兵总队主要是以对敌威慑和训练防毒为任务,加之老蒋对这支部队的偏爱,所以一直没有再上战场。但是对于这支具有战略威慑作用的特殊部队,军政部长何应钦还是非常照顾的,不仅官兵全部正常足额开饷,每年春秋各发一套新军装,而且在物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尽量保证给体力消耗过大的官兵在每天饭桌上加一碟花生或者黄豆。

足额开饷的待遇难道很牛叉吗?确实很特殊,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经济困难,不得不宣布官兵只能领取“国难薪”,基本原则是军官能领到额定标准的三到四成,而士兵也只能领到额定标准的七成左右,所以“学兵总队”能够领全饷,已经直追地位超然的“军统”待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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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前线的将领不了解化学兵的重要作用,对此颇多微词,认为这几千人不上战场却拿着全饷,实在是让一线官兵心理不平衡,这个矛盾随着抗战期间生活的日益困难,而变得越来越尖锐,终于在1942年的这次整军会议上爆发了。

会议上一些集团军级甚至战区级的高级军官,开始言语攻击学兵总队,并且拿出了两个方案请军政部“斟酌”:第一案,学兵总队不能总在后方虚耗粮饷,应该尽快把这支部队派往前线;第二案,学兵总队如果不能到前线作战,那就应该直接裁撤掉,以免浪费粮饷。

何应钦看到群情激愤,一时不好来硬的弹压,就摆手叫大家安静,然后专门请李忍涛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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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忍涛以平和的口气开场:“我知道,大家说的是事实,我是一个军人,学兵总队怎么办,我要服从军政部的命令”,将领们并不买账,继续哄哄,岂料李忍涛话锋一转:“有一个事实,大家必须注意,你们都是从前线回来的,在前线捉到日本俘虏,你们可以发现,每一个日本兵都背着一个防毒面具,就连俘获的战马身上,都披着一件防毒衣”。

“据可靠消息,100多万侵华日军,人人都有防毒面具,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日军害怕的不是你们,他们害怕的是我李忍涛手下的四个防化兵团,虽然这些防化兵团没有真正参战,但是,日军知道我们有这样一支部队,就会有所顾忌,他们在大规模使用毒气时,也会有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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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视察部队)

李忍涛给在座的高级将领们算了一笔账:“你们说我的学兵队耗费一些粮饷,可是比起100多万日军配备的防毒面具来说,这点粮饷又算什么呢?你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没有这四个化学兵团,日本人可以在防毒设备方面节省多少军费?每个日本兵也不用天天背负防毒面具,日军可能随时使用化学武器,这样一来,对中国的打击又会增加多少”?

会场上一众将领被李忍涛的发言驳斥得哑口无言,这才真正理解防化兵部队的巨大威慑作用,于是要求裁撤的提案也就没了下文。何应钦于是最后总结说:“这支部队不但不能撤,还要好好保存,不能随便在战场上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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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兵总队”远征滇缅。

李忍涛舌战群将没有多久,学兵总队终于迎来了重上战场的机会,随着第一期中国远征军1942年5月失败后,开始重组“驻印军”在印度兰姆伽基地卧薪尝胆,学兵总队也奉命抽兵纳入作战序列。1943年2月,李忍涛率领学兵总队的两个炮兵团到印度兰姆加接收美式装备,每个炮连都配备了8门美制的大口径“化学迫击炮”。

美军还派顾问50余人协助学兵总队训练,积极准备对日反攻,由于学兵总队的士兵普遍受过过严格训练,所以掌握武器非常迅速,与盟军的作战配合也极其默契,在战场上有效阻遏了日军化学兵部队的袭击,立下了赫赫战功。而学兵总队另外的两个步兵团也在泸州一直加强训练,等待空运和装备美式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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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李忍涛再次亲赴兰姆伽拜会史迪威将军,沟通解决了部分装备问题,并到前线视察了参战的学兵总队两个炮团,不料10月28日返程回国时,由于被日本间谍事先探得行程情报,李忍涛的座机在驼峰航线的喜马拉雅山东南第三峰上空,遭到四架日军战斗机的伏击,飞机起火坠落,包括李忍涛将军在内的机上九人无一生还,牺牲时年仅39岁。。

李忍涛其实早已做好了抗日成仁的准备,却未曾想过牺牲在驼峰航线上,李忍涛将军阵亡之后有部下翻阅其遗物,看到其生前手书:“将军百战阵前死,壮士十年裹尸还”,部下不由得叹道:将军壮志未酬矣!

何应钦接报悲痛至极:“日寇毁我臂矣,此仇不报,死不瞑目”!1946年,国民政府追赠李忍涛为铨叙陆军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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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1945年6月,易俊良所在的学兵总队步兵团也开到了桂柳战场,并且带齐了防毒装备,准备跟日本人殊死相搏,结果刚刚抵达前线不久,还没有投入实战,就传来了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其后易俊良所在的学兵总队还参加了受降仪式,这个抗日老兵回忆说:“日本人很精,缴来的枪都缺着关键零件,最终都毁了”。

1946年底,学兵总队奉命调往安徽的当涂、马鞍山一带驻防,此时何应钦已经失去军权,被派往美国任职,而新任“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认为这支部队没啥作用,遂下令撤销编制,官兵分别编入其他部队。

如此,李忍涛创建的中国第一支化学兵部队也就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