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7年入伍,成为一名武警官兵。我当时在江西省南昌市看守所值班。整个看守所上方有一条专门供武警巡逻的通道。当我值班时,我可以穿过一扇大玻璃窗。每个嫌疑人的一举一动都一目了然。
如今,各地看守所的条件已明显改善。牢房的每个角落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只是在服务中您需要额外注意跟踪。但一切都必须根据愿景和经验来判断。饶明在牢房里是否有危险倾向?
对我来说,军旅三年是我一生中最怀念的岁月,但最令我难忘的是为一位特殊的死囚护送罪犯走上绞刑架的任务。
那是1998年9月26日上午,我和其他同志在营里训练。就在这时,中队长突然给我支队指挥员打电话。几分钟后,班长告诉我,中队长让你快点到他身边来。办公室在二楼。
他会对我做什么?我带着疑惑冲了进去。
当我赶到那里时,我发现他的办公室里已经有很多人了。中队长大声说道:“我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因为我面前有一项重大任务!”
看着他严肃的表情,我就知道有大事要发生了。
这正是我所期望的!中队长毫不拐弯抹角,直接宣讲了此次访问的主题。
他说,明天早上六点,我们中队选派了六名身心素质优良的武警战士,配合区公安局、法院押解三名死囚。判决将于九点左右在体育场举行。然后被带到指定的绞刑架上执行。
当天下午五点多,我们六人在中队长的带领下,亲自前往当地熟悉环境,并提前了解明天护送的路线。
同时,中队长还向我们介绍了护航过程中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需要牢记一些关键链接以避免出现问题。
当时,当我接到这个任务时,我还是很兴奋的。这样的事情可能是一生难得的一次邂逅。记得我在城里上学的时候,看到过武警押送犯人到死囚区的场景。但无论如何,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参与者。
也许是我太兴奋了。那天晚上我只睡了三个小时。时间流逝,我期盼着那一刻的到来。
早上五点钟,我们六个人就起了个大早。洗漱完毕后,我们就开始吃早餐。然后我们就都准备好了,等待中队长的电话。
六点整,我们开始集合。中队长再次向我们作出指示,要求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履行好这一使命。押解死刑犯时,非必要不得与对方交谈,及时报告情况等。随后我又到9号牢房见了看守所的警察。
门开了,我和另一位战友站在门边。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押送的死囚是我见过的最奇特的死囚。他身患残疾,无法独自做任何事情。步行,就是在护送过程中,我和另一位同志经常需要“背着”他散步。
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中队长的用意。因为我和另外一个战友都是大佬。我身高1.83米,他身高1.85米,体重都超过85公斤。
后来我得知,死囚犯有贪污罪。他的身体本来就不是这样的。刚被关押在看守所时,他也是一个活泼的人。他原本以为自己最多会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一审被判处死刑后,因为无法承受这样的结果,他在恐惧中中风了。几天之内,他就瘫痪了。
听说犯人瘫痪后,临终前曾扬言要这样。为此,同牢房的嫌疑人都对他敬而远之。为此,警察局局长专门找来了他。进行心与心的交谈并不断地鼓励他。也许最高法院的审查可以改变判决,让他相信自己会活下去,这样他就不会伤害自己或他人。
但现在一切都有了最终的结果——他将被处决。
于是我和朋友上前把他抱了起来,然后把他带到了校长办公室,给他解开了脚镣。随后,另外两名囚犯也被处死,三人一起吃早餐。当时他吃了粥、油条、卤肉和两个鸡蛋。
此时,法官也跟着宣布执行死刑。他一一详细辨认他们的身份,让他们签名、按手印,然后问他们是否有遗言或遗物想留下。家庭。
之后我们三人打成平手。此时院子里,三辆刑讯车正等着他们。
当时我特别关注了三名死囚。其中一个人茫然地望着远方,不知道在想什么,而我负责的那个死囚则趴在地上,一言不发,脸上带着表情。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双手却在颤抖。
当我把所有事情都办完的时候,已经是八点四十五分了。紧接着,我把犯人从专门的死牢里抬到了行刑车上。 20多辆警车驶过。街上的人都看到了。他们都停下来观看,以一种全新的心态目睹了眼前的一幕,窃窃私语起来。
十五分钟后,我们到达了宣判的体育场。
此时,场馆前警灯闪烁,大批武警已经拉起警戒线,三辆专门用来押解犯人的中巴大型囚车停在入口处。
随后,犯罪嫌疑人从小巴上排队,被押送到法庭所在地。
上午九点,公开逮捕和宣判开始。操场上挤满了人潮。虽然聚集的人很多,但秩序却很有序。嫌疑人被一一捆绑。他们低着头站在看台下,每个人身后都站着一名武装警察。
我们负责的三名死囚脖子上都挂着标签。牌子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犯下的罪行,名字上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十字。
当时公开逮捕量刑会议主要是为了对某些犯罪行为提供强有力的震慑。会议还见证了许多被判处几年或十年以上徒刑的人接受陪审团审判。这是一种视觉冲击。威力尤为震撼。
我认为这种现场法制教育是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比拟的。
当然,公开逮捕判刑的重头戏还是那句话:“对可恶的***犯人死刑立即执行!”
公开逮捕和判刑宣告结束。我和朋友们把犯人交给警察处死,抬上马车。然而,另外两名死囚却因恐惧而无法动弹。战友们也把他拖上了车。
车子疾驰而去,远处传来车后的哀号和尖叫声。我以为这一定是死囚亲属悲伤的呼唤,但这一切,除了气氛中的悲伤,什么都无法改变。
无数人和其他不知名的同志在旁边看着,我时刻保持着警惕,不敢有大意,以防有情绪过分的人向判刑犯扔东西,伤害他们,同时还得用绳子抱住判刑犯。我们的手。放在他的肩上,生怕他做出意外的举动。
10点15分,我们到达了绞刑架,那是城郊的一片荒无人烟的海滩。法院和执勤民警对三名死囚进行了重新鉴定。
那时我发现三分之二的人都失禁了。就像我陪同的犯人一样,他们倒在地上,摇晃成一团。没有人能轻易面对死亡。几分钟后,尖锐的枪声响起。
对于那些死囚来说,当他们一审被判处死刑时,在看守所里的每一天都是一种心理折磨。他们的心理始终笼罩在死亡的阴云之中。直到行刑当天早上,他们才得到这个消息,几个小时后,他们就要被处决了。
枪声让他们松了口气。
那次押送事件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仍然忘不了那些死囚们惊恐绝望的眼神。
最后,我想对大家说,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守法的好公民。不要以为违法犯罪离我们很远。事实上,他们仍然在我们身边。管理好你的情绪和心理健康。心态,追随自己的欲望,不要等到失去自由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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