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南薰殿旧藏《唐代名臣像册》·韩愈像

韩愈（768—824，唐代宗大历三年至唐穆宗长庆四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因其郡望昌黎，称“韩昌黎”；曾任吏部侍郎，称“韩吏部”；去世后朝廷赐谥“文”，称“韩文公”。韩愈去世后，他的门人，也是他的女婿李汉搜集韩愈的遗文七百篇，编成文集四十卷，合目录四十一卷；经五代兵燹，该本没有散佚。宋代尊儒术，韩文得到重视，刻本众多，辗转传抄，讹误甚多，诸家校正异同，成《昌黎先生集》（或称《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外集》为宋人所辑，包括《顺宗实录》五卷（后人有删削改动），另五卷所收诗文的真伪历来莫衷一是；《遗文》一卷情形亦同。又今传《论语笔解》二卷，题与弟子李翱合著，有从中摘出韩愈论述的一卷本，其真伪历来亦看法不一。

对韩愈的评价，有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里的两句话广为传诵，谓“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前一句表扬他文学方面的成就，后一句赞颂他振兴儒道的功绩。就前一方面说，他倡导“古文运动”，写作继承先秦盛汉散体单行体制的“古文”，推动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的全面革新，促进文学散文艺术的发展，成就巨大，影响深远；就后一方面说，他生活的中唐时期，儒学衰颓，佛、道盛行，纪纲紊乱，社会矛盾丛生，他倡导“儒学复古”，力图振兴尧、舜、周、孔的“圣人之道”以挽救危局，促进儒学演变，下开宋代理学先河，对于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上述苏轼的评价接下来还有两句话：“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表扬他敢于实现自己理念的胆识和勇气。韩愈一生坚持操守，不畏权势，屡经挫抑，奋斗不息，终于取得了历史上鲜有其比的思想、文学成就，沾溉后世无穷，成为彪炳史册的一代文化伟人。

韩愈的先世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韩襄王；有明确记载的家系上至七世祖韩耆，北魏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拜龙骧大将军；以下数世均为北朝高官显宦。入唐，这个北朝望族的地位大为降低了。韩愈曾祖韩泰曾担任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司马；祖父韩睿素位终桂州（今广西桂林）长史；父亲韩仲卿曾任武昌（今湖北武汉武昌区）、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令，去世于秘书郎任上。韩愈有三位叔父：少卿、云卿、绅卿，也都没有担任显要官职。韩氏这几代人有一个共同点，即善文章。韩仲卿与李白、杜甫有交谊，云卿和绅卿亦有文名，韩愈长兄韩会更以文章为世所称。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发生巨大转折的时期。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专政体制瓦解，代之以皇族亲贵、士族、庶族、富商、上层僧侣等更广泛阶层的联合统治，其中一个重大的社会动向是没有门第背景、等级身份而依靠政能文才进身的庶族文人进入到统治集团并不断扩展势力，成为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领域发展、变革的积极力量。唐前期政治、经济兴盛局面的形成，相当程度上依靠这个阶层的努力与推动。韩愈的家族正属于这一阶层。

到韩愈出仕的中唐时期，社会形势与唐前期已大不相同。经过“安史之乱”的冲击，唐王朝已失去兴盛发达的势头：内有朝官政争，宦官干政；外有强藩跋扈，吐蕃、回纥内侵。国是日非，矛盾丛生，民变蜂起。而与韩愈这种靠“应举求官”出身的士大夫子弟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是科举制度的败坏，造成进身之路阻塞。韩愈出生在“安史之乱”平定（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后五年。他十四岁的时候，河北藩镇发生又一次大规模叛乱，史称“建中之乱”，战祸持续长达四年，波及中原广大地区。叛军一度占据长安，迫使朝廷播迁奉天（今陕西乾县），再奔梁州（今陕西汉中）。这次变乱虽然被平定，却让唐德宗李适对负固割据的强藩更加畏慎戒惧，唯务姑息。他统治后期任用的宰相不是卢杞、窦参、裴延龄等奸佞贪婪之徒，就是卢迈、贾耽、赵憬等廉谨畏慎之辈。他又心怀猜疑，为政亲小劳、侵众官，以至晚年不任宰相，造成仕进路塞，奏请难行。德宗去世，顺宗李诵即位。这倒是一位比较有见识、有变革意识的皇帝。他的亲信王叔文、王伾和一批年轻新进的朝官，包括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曾试图趁皇帝易位之机改革弊政，扭转颓势，但顺宗即位时已经重病缠身，改革派遭到保守势力和宦官集团的联合反击，八个月就失败了，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永贞革新”。接着，宪宗李纯即位，虽然他在位时打击强藩曾取得一定成效，号称“中兴”，但唐王朝衰败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韩愈出仕在德宗后期，经历顺宗、宪宗朝激烈的政治动荡，屈沉下僚。他一直没能得到施展抱负与才能的机会，也是这种时势使然。

韩愈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又聪明早慧，七岁读书，十三岁能文。但生逢不幸，未满两个月母亲去世，三岁父亲去世，就养于长兄韩会和嫂夫人郑氏。韩会善谈论、能文章，官至起居舍人，这是职掌记录皇帝日常行动和国家大事的中级朝官。他曾就学于萧颖士、李华，这两个人都善古文，文学史上被视为“古文运动”的先驱。后来韩愈的文学活动深受这位兄长的影响。大历十二年（777），韩愈十岁，贪渎弄权的宰相元载败灭，韩会作为属官受到牵连，贬官岭南韶州曲江县（今广东韶关曲江区），韩愈随同南行。这是他第一次南下贬所。不久，韩会病殁，韩愈随同嫂夫人郑氏扶灵柩返回河阳故里。建中二年（781）爆发了“建中之乱”，河阳正处在动乱的核心地区。大概韩家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有产业，郑氏遂率领百口之家远赴避难。就这样，少年韩愈在艰苦环境中饱受磨难，在动荡奔波中潜心向学，培养起对儒家“古训”的倾心，对“古人”文章的偏好。

贞元二年（786），十九岁的韩愈到长安求贡举。直到贞元八年，屡试不第。这之前的贞元三年，唐王朝与吐蕃在平凉会盟，吐蕃劫盟，韩愈的堂兄韩弇作为唐会盟使、朔方节度使浑瑊的判官死于劫难。当时，中唐名将、北平王马燧主和戎之议，韩弇是他的部下。基于这一层关系，韩愈“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殿中少监马君墓志》）。这里的“穷不能自存”云云，并非夸张之词。后来韩愈在给友人的信里回忆说：

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与李翱书》）

从这样的叙述可见他当时境遇之落拓和心情之惨淡。他虽然处身艰窘，却勤学不辍，广交友朋，学业逐渐精进，对现实和人生也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

贞元八年，兵部侍郎陆贽知贡举，号称得人。韩愈二十五岁，“四举于礼部乃一得”，擢进士第。按当时制度，进士及第要经过吏部试或皇帝亲自主持的制举，才能释褐授予官职。这一步韩愈又很不顺利，“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三次里的最后一次已经通过上名，却被中书省黜落。贞元十一年正月，他直接三度上书宰相求援引，却没有得到回复，遂东归故里，再到洛阳。

次年七月，兵部尚书董晋出任宣武军节度使、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韩愈应征入幕，任观察推官，这是幕府里管理司法的职务。前面说过，当时科举腐败，仕途扼塞，失意文人遂多到藩镇幕府求出路，做幕僚。韩愈走这一步，也是无可奈何之举。贞元十五年二月，董晋死，镇兵作乱，韩愈以护丧西行获免。其时妻子不及随从，避乱至徐州（今江苏徐州）。徐州是武宁军节度史张建封的治所，韩愈与之有旧。他西行至洛，匆忙东归，赶赴徐州，得与家人相聚。建封辟署他为节度推官，也是幕府参谋职务。他在建封幕府遇事敢言，又招致不满，不得已离开了徐州。不久，建封死，徐州又发生兵变，韩愈再次幸免。十六年冬，韩愈赴洛阳参选；次年，得授四门博士，这是国学四门学的学官。至十九年冬，升任监察御史，这是监察机关御史台的属官。自此，他算是正式参与朝政。但不久即遭严贬为连州阳山令（今广东阳山），他再次踏上南贬的长途。

关于他这次被贬的原因，历来有“谏宫市”（宫市是宦官以朝廷需索为名，强夺市场货物的弊政）、“谏天旱”（这一年夏季天旱，韩愈曾上书论谏）、得罪权臣（京兆尹李实）和受到势力渐长的“二王、刘、柳”（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革新派迫害等不同说法。根据当时朝廷的形势，参以韩愈的诗文自叙，后一说法近是。不过历史上“二王、刘、柳”被认为是改革派，如肯定这一说法，则对于判断韩愈的政治态度关系颇大，因而后世对其是非、评论亦言人人殊。平实而论，韩愈对于时势危机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也有变革观念，但其态度相对持重保守，因而与激进的革新派相龃龉，在当时严酷的形势下，受到革新派的贬斥也是有缘由的。

这一年韩愈已经三十六岁了，他在荒芜的阳山山区度过了两年半流贬生涯，于元和元年（806）六月被召回长安，授权知国子博士。国子博士也是学官，“权知”是暂行署理；直到元和三年，他才被授实职，却又分司东都洛阳，即任职国子学在洛阳的分部。次年六月，改任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并判祠部，这是掌管祠祀享祭、天文刻漏、国忌庙讳、卜筮医药、佛道之事的职务。当时，僧尼、道士隶属于宦官充任的左、右街功德使。韩愈本来反对佛、道，又不满于宦官专横，他依据朝廷典章，把东都寺、观的管理权收归祠部，又诛杀不良僧尼、道士，这就打击了受到朝廷尊崇的僧、道，又“日与宦者为敌”。元和五年冬，韩愈改任河南县令。任上，他查禁假冒神策军人（统帅也是宦官）的暴徒，结果又以行事专断不为上司所喜。元和六年夏被调回长安，任职方员外郎，这是兵部职方司的属官。在任时论事又与宰相不合，元和七年二月再度改任国子博士。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五岁了，是第三度担任学官“冷曹”。他作《进学解》，描述自己这些年的处境：

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

这可以说是他仕途落拓、生活艰窘的真实写照。

元和八年（813），韩愈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机。这一年三月，他改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比部是户部下属的一个司，掌管内外赋敛、经费俸禄等。他担任的这两个职务里重要的是史馆修撰，即修撰国史。韩愈的《顺宗实录》就是在这个职位上撰写的，留下了一份中唐时期的重要史料（今本已经过改动）。次年，改任考功郎中，修撰如故；十二月，加知制诰。吏部考功司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朝廷内外官员的考核，主官是员外郎，郎中为辅佐；知制诰执掌朝廷诏命等文书的起草工作。后一个职务让韩愈终于得以参与朝廷机要，从而步入其生平中短暂的官运通显时期。

宪宗朝前期在一些开明能臣的主政之下，颇有振兴气象。特别是削平藩镇取得重大进展。但地处中原的淮西镇（治蔡州，今河南汝南）却一直负固不服，成为朝廷心腹之患。元和九年，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立，十年正月，纵兵四出侵掠，震动东畿。朝廷命十六道兵进讨，但久而无功。用兵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廷内部有主张羁縻妥协一派，出讨诸军又各怀心思，顾望不前。结果吴元济猖狂反扑，甚至派刺客到长安刺杀当朝宰相武元衡。时御史中丞裴度坚主用兵，韩愈赞同，曾上书论淮西事宜，批评主罢兵的妥协一派。元和十一年正月，韩愈进位中书舍人，这是朝廷行政机构中书省属下职掌起草诏令、侍从、宣旨、劳问等事务的重要职务。但月余之后，又不为当政者所喜，罢为名义上侍奉太子的闲职太子右庶子。至十二年，诸军出讨淮蔡已四年，师老财竭，军事没有进展。七月，裴度得到唐宪宗的支持，出任淮西宣尉招讨处置等使，韩愈被任命为属员行军司马。他率先出关赴汴州，说服在那里的都统韩弘协力。八月，裴度赴淮西，韩愈随军出征。十月，伐叛诸军协同大举进兵，攻破蔡州，淮西平。征行路上，韩愈精神振奋，写下了慷慨激昂的诗篇。回朝后，以功授刑部侍郎，并受命撰写《平淮西碑》。这是韩愈一生最为荣耀的时期。

但短暂的如意之后，又迎来了另一次灾难——被贬潮州（今广东潮州），致贬的缘由是谏迎佛骨。

唐代佛、道二教发展到鼎盛時期。特别是佛教，得到朝廷支持，势力膨胀，严重危害国计民生。在唐前期的睿宗在位时期（710—711），有朝臣上书，已指陈“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辛替否传》）。

“安史之乱”后，强藩动乱，吐蕃、回纥侵逼，朝廷乞灵于佛教佑护，代宗（762—779在位）和他的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等都以佞佛著名。有吐蕃进犯，即召大僧入宫，设斋行道，诵《护国仁王经》。这是一部镇护国土、祈禳灾变的佛典。本来藩镇与朝廷关系已形同敌国，财赋自专，而佛教扩张，更使编户大量流失，加重了朝廷的经济危机。此外，这一时期佛教禅宗兴盛，净土信仰流行。前者在官僚士大夫间影响巨大，后者在民众间争得广大信众。德宗、顺宗和宪宗都崇佛。本来长安附近的凤翔（在今陕西扶风）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藏有佛教圣物佛指骨，据传此塔三十年一开，开则岁和年丰。自太宗朝即曾依例多次奉迎佛骨。元和十四年（819），又逢三十年之期，宪宗亲自主持，这次奉迎的规模更是空前盛大。先是遣中使迎佛骨于禁中，留三日，然后令传递诸寺供养。长安城内百姓老少奔波，解衣散钱，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转相效仿。面对这样的佞佛狂潮，时为刑部侍郎的韩愈挺身上书，敢触天子逆鳞，历数前世帝王佞佛只得短命的后果，力陈佛教祸国殃民的危害，对奉佛逆流给予奋力一击。表奏的最后说：

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这篇奏章大大激怒了宪宗，欲加以极刑，赖裴度、崔群等人保护，得以从轻处罚，贬为潮州刺史。

唐制，重罪被贬官员要闻诏即行。这已是韩愈第三次南下岭表。罪人之家不可留京师，家属随后被遣逐赴潮州。他的四女挐十二岁，本已抱病卧席，被迫上道，惊痛撼顿，二月二日死于商南（今陕西商南）层峰驿，就地掩埋。当时韩愈先行，已抵达宜城县（今湖北宜城），并不知道消息。直到后来北归，始得携带尸骨，归葬河阳祖茔。就这样，韩愈和家属惨遭流离伤痛，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辛跋涉，于四月末到达潮州。

当时的潮州是岭南荒僻之地，居民困乏，文化落后。这一年七月，群臣上尊号，大赦天下。十月，韩愈改授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但他闻命已是十二月。韩愈在这里仅住了短短八个月。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宪宗逝世，闰月三日穆宗即位。八日，韩愈抵达袁州，上表谢恩，在位的已是新皇帝了。韩愈在袁州的时间也不长。九月，诏授国子祭酒，这又是他曾长期任职的学官。在潮州、袁州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放奴婢，兴学校，治水害，驱鳄鱼，颇多善政，贻惠后人。在这两个地方历代受到崇祀，至今保存遗迹甚多，相关传说也传诵不辍。

韩愈回朝的第二年，即长庆元年（821）七月，由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又做了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就在韩愈调任新职的第三天，成德镇（治镇州，今河北正定）都知兵马使王廷凑杀节度使田弘正及其僚佐、家属，自称留后，求节钺。朝廷出讨不利，廷凑反而出兵围深冀节度使牛元翼于深州（今河北深州）。朝廷授命韩愈为宣慰使，赴镇州劝降。当时朝臣皆为之危惧。而韩愈以一介书生，勇敢地深入逆乱之地，对廷凑严辞谴责，晓以大义，挫其凶焰，后来廷凑终于罢兵，韩愈立下了功劳。这也是他维护统一、整顿纲纪一贯主张的实际行动。

韩愈晚年出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等职，生活比较安适，斗志和锐气也不及当年了。他于长庆四年去世，死因是个疑案。白居易有《思旧》诗，悼念服用丹药致死的朋友，第一位就是“退之服流黄，一病讫不痊”（《白氏长庆集》卷六二）。这个“退之”是不是韩愈，历来意见不一。有人认为以韩愈勇辟佛、道的理性精神，服丹药至死的“退之”当另有其人，不可以此厚诬贤者。但唐代贵族士大夫服食丹药风气盛行，有种种迹象表明，韩愈晚年嗜好丹药确是事实，以此致祸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使真的如此，白璧之玷，只能令人痛惜，并无害于一代文化伟人的人格和成就。

本文选自《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韩愈集》，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孙昌武解读。

■ 文章来源：《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韩愈集》

编辑｜高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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