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大邑飞凤山：竹影摇曳觅文同‖大李板斧|东坡|大李板斧|大邑|文同|苏轼|苏辙|范仲淹|蒲江|韩愈|飞凤山

欢迎关注“方志四川”！

大邑飞凤山

竹影摇曳觅文同

大李板斧

大邑飞凤山药师岩。十二号龛左侧的崖壁上，有一方南宋摩崖石刻，刻着北宋文同的一首诗。

文同是谁？他是成语“胸有成竹”的主人，北宋著名诗人、书画家，苏轼说他“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众人熟知这个成语，却少有人知道，文同在大邑做过两年县令，公务之余，常行走于山水之间，观竹画竹，把一方水土的体认，化为一竿竿直指云霄的墨竹。

大邑飞凤山里有一面崖壁，人们称之为药师岩。

崖壁上凿着药师佛的龛像，晚唐开成二年（837）的刀痕，在千年风雨里已经磨去了棱角。来的人不多，山道寂静，只有风穿过竹林的声音。

大邑药师岩6号主龛。主佛端坐莲台，法相庄严；两侧壁龛密密麻麻排布千佛造像，层层叠叠，气势蔚然。历经千年风霜，依旧能感受晚唐造像的匠心。图片来源：大邑县文体旅局

十二号龛前的崖壁上有一方摩崖石刻，字迹清晰可辨。是一首“文公与可学士题后岩诗”：

此景又奇绝，半空生曲栏。

蜀尘随眼断，蕃雪满襟寒。

涧下雨声急，岩头云色乾。

归鞍休报晚，吾待且盘桓。

药师岩12号龛｜文同诗刻。北宋文同任大邑县令时游历药师岩，写下《题后岩诗》。百年之后，南宋县丞程绩寻访得此诗，将诗文连同自撰跋语刻于崖壁。图片来源：大邑县文体旅局

诗句下面还有数行题记，写于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距写诗的前任县令——文同离开大邑将近一百年。刻诗的人叫程绩，眉州人——那是苏轼的故乡。他当时的官职是大邑县丞，正八品，县令的副手。

程绩在跋文中写道，文同当年“凡历诸胜，至则题咏”，鹤鸣、上清、毗卢、崇寿等处的墨竹壁画都还在，唯独凤凰后岩的诗刻已经不存，“惟山中耆旧类能诵之”。他感叹“遗音磨灭”，于是“再命砻崖模刻，以广其传”。末了，他引苏轼的话：“与可所至，诗在口，竹在手”，然后说自己“钦仰风流，愧生之后，不及追陪”，晚生百年，不能追随文同左右，亲聆他的谈笑，只能“益太息云”。

一个八品县丞，隔着一个世纪，与一位前任县令心意相通。程绩把诗刻在石头上，像是替大邑的山水，给文同还了一个礼。

“归鞍休报晚，吾待且盘桓”，他说，不要催我回去，我还想再待一会儿。一千年前，文同骑着马来到飞凤山，望着同样的山谷竹影，听着同样的涧水声，然后写下这首诗。

晴云秋月

文同是梓州永泰人，今属四川盐亭，他的远祖，是西汉蜀郡太守文翁——那位在成都创办官学、化民成俗的循吏。他的家族三代“儒服不仕”，到他这一辈，终于出了一位进士。

十三岁那年，父亲文昌翰把他叫到堂前，说了一番话：“吾世为德，汝其起家乎？将高吾门于吾庐之东偏以待，汝宜勉之。”“起家”在宋代有确切含义——通过科举入仕，让平民之家变成官宦之家。父亲对十三岁的文同说的是一个极其具体的许诺：我在咱们家房子的东边留了一块空地，等你考中进士、做了官，就在那里为你立一座高门。

文同俯而对曰：“谨奉教。”三个字，没有豪言壮语。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听懂了父亲话里所有的分量，然后用最安静的方式接住了它。从此，“昼悉力家事，夕常读书达旦”，白天全力操持家务，晚上读书到天亮。同乡人都觉得这孩子与众不同，家境虽贫，志气不堕，未及弱冠，已能文章。他两次参加解试，皆名列榜首。皇祐元年（1049），赴京应省试，登进士第五名，从此踏上仕途。

据《宋史.文同传》，他“方口秀眉，以学名世，操韵高洁”。时任知益州文彦博读了他的文字，赞叹不已。致书道：“与可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从此，文同名动蜀中，司马光亦有类似称赞。两位当朝重臣不约而同地用“晴云秋月”来形容他，文同的清朗之气，是公认的。

大邑高堂寺晴云秋月亭。图片来源：大邑县文体旅局

皇祐二年（1050），文同登进士第次年，以初仕之身赴邛州任军事判官。这是他从京师返回蜀地后的第一个差遣，从此踏上了三十年的地方官生涯。

消息传开，京中故友纷纷赠诗送行。翰林学士范镇写道：“半刺为官美，临邛自古名。”半刺是通判的别称，临邛正是邛州的古名。王安石也写了一首《送文学士倅邛州》，以文翁、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蜀中先贤相期许。

绳治立学

到邛州的第二年，文同在州治内建了一座五箴堂。五箴出自韩愈——游箴、言箴、行箴、好箴、恶箴，是韩愈对自己言行的规约。文同建堂以志，日日自省。赵抃后来为此堂赋诗，赞他“立言作诸箴，励世亦自规”。一个初入仕途的年轻人能有这般自觉，并不奇怪，他十三岁那年就懂得了“勉之”二字的重量。

皇祐四年（1052）春二月，三十四岁的文同以邛州军事判官身份摄蒲江县事。他从邛州出发到蒲江，不过数十里路程，川西的春天来得早，路边的油菜花已经黄了田垄，竹梢上的新叶在风里翻出嫩绿的光。文同勒马缓行，官袍下摆沾了尘土，他看着农人劳作的背影，心里大约在想：这一方水土，我能留下什么？

彼时，蒲江民情复杂，豪强横行，欺伪丛生。文同到任后，“绳治豪放，或辨折欺伪”，一件一件地查，一个一个地辨。他为人不趋时好、不避权仇，为官只遵民利，不因世风摇摆，不因权贵畏缩。豪绅见这位年轻的县令目光如炬、言辞犀利，渐渐收敛了气焰，百姓的气也顺了。

与文同同年中进士的范百禄，后来官至资政殿学士。他在《文公墓志铭》中记下了文同的为政之道：“绳治豪放，或辨折欺伪，然后敦学政，劝邑之子弟。召其长者，与语名教，使归谕里人。”整肃豪强只是第一步，真正要长治久安，还得从人心入手。

他选的第二个抓手，是县学。蒲江县学设在城北。文同召集地方才俊与诸名教一同讲授，又让他们回去教导各自乡里的人。站在诸生面前，他说，人生而有仁义礼智信的美质，如种子潜藏于泥土，需要有人灌溉培育。他告诫诸生：“修心治身，趋教向谊，毋甘浮淫，毋生夸骄，毋轻语议，毋妄施设，毋尚亵狎，毋念荒逸，毋听谗嫉，毋起怨背。”一连串的“毋”，像一位严厉又慈爱的师长，把该说的不该说的，一口气全交代了。

文同在蒲江的日子并不只有案牍。公务之余，他常去锦屏山（今日望峨山）下拜访一位隐士——何靖。何靖穿麻衣、安贫乐道，好诗词、善弹琴，有魏晋古人之风。文同称他为夫子、山人，二人抚琴吟诗，作长夜之饮。

他写何靖：

锦屏山下何夫子，铁带麻衣真古人。

苦学诗来偷鬓老，乐为儒后却家贫。

春天的傍晚，远处是蒲江官帽山，右侧是望峨山。一千年前，何夫子就隐居在这望峨山下。某个夜晚，文同或许就提着酒走在这田野之上。图片来源：大李板斧/摄

何靖种了海棠，春天花开，文同倚栏看了一整天，夜深又提着酒踏月来访：

为爱香苞照地红，倚栏终日对芳丛。

夜深忽忆高枝好，把酒更来明月中。

一个白天“绳治豪放”的县令，晚上提着酒去看穷隐士的海棠花，这才是完整的文同。

文同在蒲江还留下一幅画。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引宋代《临邛志》载：“蒲江白鹤观有文与可作怪木竹石真迹，号曰‘墨林’。”白鹤观在蒲江飞仙阁，文同这幅“墨林”真迹，是他在蒲江时留下的丹青墨宝，可惜早已不存。

皇祐四年（1052）十一月，文同改摄大邑县事。他在蒲江不过十个月，春来秋去，像一阵风掠过川西的竹林。但他绳治豪强的果决、敦学育才的耐心，以及留下的那几首诗、那幅现已不存的墨竹图，让蒲江人记住了他。

暇日竹影

大邑在蒲江的北面，相距不算远。文同后来在《重序九皋集》中写道：“大邑缺令，余以郡从事摄知其治。”又说自己在大邑“乐其少讼而多暇”。正是在此任上，他登临飞凤山药师岩，写下那首百年之后被程绩摹刻于崖壁的《文公与可学士题后岩诗》。

他在大邑，沿袭了在蒲江的为政之道，具体政务史籍所载甚少，但“少讼”二字已足以说明治理的成效。县衙的门可罗雀，对地方官来说，这是莫大的政绩与幸事。没有百姓登门，文同走出县衙的大门，行走在大邑的山水田园之间。他以画家之眼写诗，以诗人之心观山，落笔便成意境。

大邑高堂寺，东晋古刹。北宋文同任大邑县令时曾游历于此，写下“因官多暇日，与客到深云”。图片来源：大邑县文体旅局

大邑县城西有高堂山，山上有寺，东晋年间建的，到北宋时叫兜率寺。一日，他携友入寺，便觉得天远地阔，在寺中一坐便是半日，写下一首诗：

孤绝不可状，此山余旧闻。

因官多暇日，与客到深云。

门外一尘断，座中千里分。

劳生当自去，缭绕下西曛。

“因官多暇日”，一个“暇”字，道出了他此时的心境，他找到了这山里的“深云”与“千里”。寺门之外，尘世被隔断了；座中望去，千里江山尽在眼前。他就这样一直坐着，直到夕阳西下，才缓缓下山。

鹤鸣山为道教发源地，层林环抱，殿宇隐于莽莽山林之间。北宋皇祐年间，文同摄大邑县令，登临此山，于观中题咏赋诗、绘制墨竹壁画。千百年林木葱茏，古观错落，沉淀着蜀地道教文化的悠悠岁月。图片来源：黄加荣/摄

文同当然还去了鹤鸣山，道教的发源地之一，相传张道陵曾在此修炼。他在鹤鸣山著长短句数章，绘墨竹画数幅于壁。他在《重序九皋集》中写道，每有所得则吟咏成章，“虽一山一水，不或遗也”。清《大邑县志》收载了他的这些作品，可惜墨竹壁画早已消失在时光之中。

雾中山他也去过，山中的碧玉潭、青霞嶂，皆有他的踪迹。皇祐五年（1053），文同在大邑任上，慕名前往县西南的静林拜访了一位老僧——惟己禅师。

惟己俗姓仇，蒲江人，时年七十五岁。据《补续高僧传》记载，他自幼“趋尚高远，无所嗜好”，十六岁落发为僧，二十岁受具戒，后往成都大慈寺听讲大乘诸经，“尽通晓奥义”。文同初见惟己，见他“状貌秀健，襟宇恢廓，辩论博洽”，大为折服。惟己好诗，有诗七百余首。文同讽诵累日，赞其“温纯谨愿，含蓄意思，诚钟磬埙篪之雅韵”。

是年十月十五日深夜，文同欣然为其诗集《九皋集》作序。一位三十四岁的年轻县令，与一位七十五岁的老僧，因诗而识，因文而交。十一年后，惟己禅师以八十六岁高龄圆寂，文同于陵州任上为其撰《崇寿禅师塔铭》以纪其人其事。

川西坝子，房前屋后种竹，自古而然。新村建设中，原生林盘里的竹林也被尽可能保留。图为大邑县安仁镇新福里小区，新居与竹影相映。图片来源：大李板斧/摄

文同喜画竹，他画竹叶时“以墨深为面、淡墨为背”，每一片叶子都有向背俯仰的姿态，那是他日复一日观察竹子的结果。他主张“胸有成竹”而后动笔，不是心中有一竿竹子的样子，而是对竹的生命形态有彻彻底底的把握：它在风中如何摇曳，在雨中如何低垂，在阳光下如何舒展，在霜雪中如何挺立。有了这份体认，下笔才能“得其情而尽其性”。

文同墨竹图轴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画竹如此，治县又何尝不是？在蒲江，他“绳治豪放”，再“敦学政”，先立其干；在大邑，他沿袭之，“乐其少讼而多暇”，在山水之间涵养心性，枝叶自生。

至和元年（1054），文同调任静难军节度判官，离开大邑。他在大邑任职约两年，留下的是一段“少讼多暇”的佳话，以及若干描绘大邑山水的诗歌和墨竹壁画。

东坡知己

世人常说文同是苏轼的表兄，《宋史》记载苏轼为文同之从表弟，两家属于远房平辈表亲。后来文同之子文务光迎娶苏辙长女，彼此又结为儿女亲家。但姻亲只是名分，真正让两人心意相通的，是诗与竹。

文同与苏轼相聚，现存可考的诗文记录中，仅有两段时光。一是治平元年（1064），苏轼在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古称“岐下”）任签书判官，文同服父丧期满、自蜀赴京途经此地，二人初次相见。二是熙宁三至四年（1070—1071）二人同处汴京，日常往来酬唱。此后二人便天各一方，再无当面相逢的记载。

文同苏轼凤翔府论画竹。图片来源：AI生成

见面虽少，感情却很深。苏轼称文同有“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四绝。他在《祭文与可文》中写道：

“孰能敦德秉义，如与可之和而正乎？孰能养民厚俗，如与可之宽而明乎？孰能为诗与楚词，如与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齐宠辱、忘得丧，如与可之安而轻乎？”

四个“孰能”，句句都是对文同人格的至高评价。亲家翁苏辙在祭文中也说：“昔我爱君，忠信笃实，廉而不刿，柔而不屈，发为文章，实似其德。”

文同与苏轼之间不只有惺惺相惜。叶梦得《石林诗话》中记下了另一面：熙宁年间，朝中新旧党争激烈，苏轼数次上书议论天下事，退下来与宾客交谈，也常以时事为讥诮。文同“极以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苏轼却听不进去。后来苏轼出为杭州通判，文同写诗送行，末了两句是：“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劝他少发议论、少写讽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人们这才明白文同那两句送行诗的含义。可东坡终究是东坡，他改不了，他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文同与苏轼的交往中，还有一件小事最能看出两人关系的亲密。文同在洋州（今陕西洋县）时，常与夫人到筼筜谷观竹赏景，晚饭常常只有竹笋下饭。一天傍晚，正吃着饭，忽然收到苏轼的信。拆开一看，苏轼写了一首诗调侃他这个“清贫太守”：

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

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

文同读到这里，忍不住大笑，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碗盏都被碰翻。苏轼后来在文章中记下这一幕，说两人“喷饭满案”。这段趣事，也为后世留下“令人喷饭”的典故。

文同画竹成名后，求画者络绎不绝，“足相蹑于门”。文同烦不胜烦，把送来的画绢往地上一扔，骂道：“吾将以为袜！”——我要拿这些做袜子！后来他给苏轼写信，说他已经告诉京城的贵人们，墨竹一派在彭城（徐州州治所在的县名，苏轼时任徐州知州），让大家都去找苏轼画，这样“做袜子的材料”就都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个“坑弟”的玩笑，令人忍俊不禁。

竹伴旅途

画竹的理与治县的理，在文同身上原是相通的。

蜀中人对他的墨竹，一直珍重得很。皇祐年间文同在临邛所画的四幅墨竹，因蜀中再无他本，被人郑重地摹刻于巴州西龛山的流觞亭上。蒲江白鹤观的那幅“墨林图”，虽已毁于明末兵火，但直到清代，地方志仍在反复追述。一幅画一旦进入一个地方的记忆，便不再只属于作者，它成了一方水土的念想。今存文同墨竹真迹已极少，仅《偃竹图》《风竹图》等数件分存大陆与台湾，而蜀中碑刻与方志中的追述，已足以让他的墨竹精神不灭。

文同治政刚柔相济、不激不随，不趋时风、不避豪强，就连锐意变法的王安石，亦将他誉为当世“循吏”。身处新旧变法纷争的年代，文同不为派系裹挟，只求在地方上真正为百姓做些事，这也是他一生宦海安稳、始终清名不染的根本原因。

他后来去了更多地方，与邛州缘分尤深，先后三次到邛州为官——从军事判官到通判，再到太守。他从邛州、蒲江、大邑，到静难军、汉州、普州，再到陵州、兴元府、洋州。他事亲至孝，恬于远官，十余年间甘愿在州郡任职，只为就近奉养双亲。

在陵州（今四川仁寿）任上，他到任后先访查民间疾苦，摸清了城中恶霸的姓名。这些人常在夜间欺凌百姓，良民天黑便关门闭户。文同将他们一一抓捕到庭，严加惩处。此后郡中百姓即使是晚上打着灯笼出门，也无人敢骚扰。元宵节时，乡亲扶老携幼涌向城里，一片安然。老人们感慨：“没想到我们这地方也能过上像大城市一样安稳的日子。”

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时，当地“俗饶财寡文，未有第进士者”，他便兴办学校，挑选才俊主持学务，闲暇时亲自前往教导，于是风气渐改，读书人越来越多。

在洋州，他碰上了一桩积弊已久的难事。茶农岁课四十余万斤，定额之外的“纲外茶”只许卖往蜀地，然蜀地产茶甚多，于是洋州茶滞销“山积”。而官盐专卖又常断供，百姓“苦食淡”。文同把这些弊端写成奏章，上报朝廷。朝廷解除禁令，百姓欢声载道。

他的“循吏”之名，正是在这些具体的政事中一步步积累而来的。他每到一处皆恤民事、有政绩，而越是为民做了实事的人，越容易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他曾在一首六言小诗中这样写自己：

看画亭中默坐，吟诗岸上微行。

人谓偷闲太守，自呼窃禄先生。

他自称“窃禄先生”——无功受禄，白拿了朝廷的俸禄。这并非矫情。文同出身农家，深知百姓疾苦，他看到治下百姓生活困苦，便觉得是自己政事没办好，对不住这一方水土。他两袖清风，“居家不问资产”，苏轼后来叹他“哀其极贫，后事索然”，一世为官，身后竟无长物。

文同跋范仲淹《道服赞》，清代《三希堂法帖》拓本。熙宁五年（1072），文同任职陵州知州，于州署见到范仲淹手书《道服赞》，遂写下这则观跋。图为清乾隆时期依据旧摹本摹勒上石、捶拓留存的刻帖拓片，是存世难得的文同书法刻本资料。图片来源：《文同全集编年校注》

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一日，文同在赴湖州知州任途中，病逝于陈州（今河南淮阳县）宛丘驿，享年六十二岁。他的遗著《丹渊集》存诗八百六十多首、文二百三十多篇。他的墨竹画开创了“文湖州竹派”，影响了中国绘画数百年的走向。

文同辞世，“梁洋百姓悲思”，后世洋州、盐亭相继建祠，千年香火不绝。邛州旧有“墨林堂”，是后人纪念文同的一处所在。南宋绍熙、庆元年间邛州知州家诚之（字宜父，眉州人，大观年间进士），因文同曾“三仕于邛”，重订刊刻了《丹渊集》，编有《石室先生年谱》和《拾遗》，又在墨林堂上为之立祠，“以致邛人不忘之意”。一个南宋的邛州守，隔着一百三十年光阴，为一位北宋的前任修祠刊集——这与程绩在药师岩为文同刻诗，竟是如此相似。一个刻诗，一个刊集；一个在崖壁上，一个在纸页间。两代南宋人，两个眉山人，用各自的方式，让文同的文字与风骨，穿过时光，留在了后人心里。

据范百禄《文公墓志铭》所载，文同五子二女，全都出自原配卫氏。五个儿子：朝光、葆光、垂光、务光，还有一个尚未来得及取名便夭折的幼子。五个儿子里，长大成人的有朝光、葆光和务光。垂光连同那个未及命名的幼子，都走在了父亲前面。白发人送黑发人，文同承受的丧子之痛，可想而知。文同的两个女儿，长女幼年早逝，次女嫁与进士张元弼。

卫氏辞世后，文同续娶李氏。当年在洋州筼筜谷，陪着文同观竹、烧笋共食晚饭的，正是这位李氏。

竹影长存

文同画竹的薪火，后来传到了外孙张昌嗣手中。昌嗣字起之，正是文同次女与进士张元弼之子。《画继》载其作画“必乘醉大呼，然后落笔”，且不可强求，“或强求之，必诟骂而走”。这作风像极了他那位有人强求便骂“吾将以为袜”的外公。文同若在天有灵，看到外孙这般作派，大约会笑着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