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流传下来的广西地方旧志，说是“明清以来”，实际上明代留下的方志没几本，明代以前的更是难见，大多数是清代，民国时期的地方志。

在这没几本的明代地方志中，有一本《宾州志》，是明万历十五年(1587)，由广东番禺人郭棐所纂修。

那本文就讲讲这个郭棐的故事。

在一些现代文献，文章中，一般在《宾州志》的书目介绍中都这样写：

“万历宾州志(宾阳县志)-明万历15年(1587)-郭裴纂修”。

实际上，这是有错误的，因为这个纂修人，地方志文献中，都记为“郭棐”，只是如今，“棐”字已经很少使用，归为“生僻字”行列了，现代常用的电子字库中，有些都没有收录到这个字，加上以前文献中的刻版，不注意看，“棐”字还真当成“裴”字看，所以，人们在编辑文章，文档介绍时，有意无意的，郭棐的本名“棐”就被“裴”所替代了。

郭棐是什么人呢？他又为什么纂修《宾州志》呢？

郭棐，广东番禺人，受其父郭大治的影响，在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环境下，他十几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了“儒士”（即十分崇奉孔子学说的人），并且以这个身份参加了科举考试。

并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中举己酉科广东乡试。

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在殿试中，成为了壬戌科进士。但这一年的状元故事，可是和他有点关系的。

按文献记载，这年参加殿试的共二百九十九人，最后成为状元的是江苏苏州人，申时行。但有一种说法，当年的主考官，评审团看完这二百九十九人的殿试试卷后，认为郭棐当为第一，并形成名单取仕名单，准备交给嘉靖皇帝的。

可是，当时正是嘉靖朝权臣争斗（严嵩，徐阶等人）的白热化时期，科举考场成为了这些权臣“角力场”这一，最后在这些权臣的明争暗斗的干预下，准备上交的殿试名次录取名单被修改了，郭棐就此错失“状元”之衔，只是被授户部主事。

至于后来他和申时行还有过一段不太友好的交集，那就是后话了。反正就是受权臣争斗的左右，几年里，郭棐的仕途也没有很大的改变，只是从户部调到礼部任郞中职而已。

到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穆宗上位，改号隆庆，登基的第二天，穆宗就想册封他的七位夫人一些皇家名头，但受到了礼部郎中郭棐摆出一大堆理由劝阻，条条理由有根有据，并且后来还上了一疏“陈十事”，都被穆宗接受，一度受到重视。

但当时正是“忤逆”当道，争权夺利的官场，郭棐这种不靠左也不靠右的官员，肯定是受排挤的，他也看不惯，但又无可奈何，只能想着“避身走之”，离开京城的是非之地，于是郭棐就以“祖母年老”为由，请假回家。

但他的还乡请求最后都没有被隆庆皇帝批下来，一直熬到万历初年，作为礼部郎中的他才被外调做到四川的夔州任知府（治所在今重庆奉节一带）。

正是到了四川夔州，远离权力争斗中心，他有闲心，也有闲情做点他喜爱的事情了，作为文化人出身，自然是对文化类有兴趣了。他整治地方治安，重建奉节县学，等等，总之作为夔州知府，他施行的一系列政令，很受夔州百姓所爱戴。

时间多了，他没事就看看书，练练字，他就触到了两版夔州的地方志，即正德，嘉靖年间的《夔州府志》，嘉靖年到此时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中间多少事情缺少文献记载，于是，郭棐在夔州开始了新一轮《夔州府志》，这也是他正式纂编的第一本地方志，可惜，他的这版夔州地方志没有流传下来。

也因为在夔州的政绩，他得以升任湖广屯田副使，到万历五年，又升任四川按察司（提学），主管四川“教育”。据说当时还被乡人立以“郭公祠”以纪念之。

也正是他主管文化，教育，他的文学素养，文化水平都很高，加之官职之便，而且当时四川也在计划修一版《四川通志》，因为上一版的《四川通志》是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时修的，至今也好几十年过去了，到了该续修的时候了，

正好到任四川按察使的郭棐刚刚编写过一版《夔州府志》，算是有经验，有基础的修志人才，在万历九年（1581年），时任四川巡抚的虞怀忠就请他出来，篡修一版《[万历]四川总志》。

之前纂编《夔州府志》时，因为经验欠缺，成书后他还有觉得点不成熟，有些遗憾，那这次纂编《四川总志》，有王玉垒、杨升庵、杨芳洲等诸家名手纂编的《 [嘉靖] 四川总志》作为蓝本，在此基础上续修，他就得心应手了，三十四卷的总志，也算是他一次很好的练手了，为他后来的修志事业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这是他纂编的第二本地方志。

也就在完成了《[万历]四川总志》后，万历十一年（1583年）得到任命，调任广西右江副使，驻宾州（今宾阳），由此开始他在广西的做官经历。

同样的，他人虽到了宾州，但心还是沉静在修志这件事上面的，对于纂修地方志已经成为他的人生爱好，在新的地方自然又有了新的想法，于是，他又把修志这套东西用在宾州任上。

作为广西右江副使，以工作之便，熟悉了右江地区的民情，地情，最后以方志的总目形式，编写了一本《右大江志》，可以说是广西右江区域的第一本方志，可惜现在没有了下落。

也是他纂修的第三本地方志。

这本方志完成了，他又开始熟悉驻地宾州的风土人情，最后在万历十五年，终于成稿，宾阳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万历]宾州志》由此完成。

这是郭棐纂修的第四本地方志。

通过几次出任地方官，他对地方极为重视，地方的民情，地情更为看重，他更是将修志作为地方官尽守土之责。正常情况下，一般地方志的编修都是“县由县令，府由知府，州为知州，省由布政使”来牵头工作的，但郭棐打破这种默认的形式，以在地方为官，就该修地方志的想法，自己组织修方志。

所以后来，他在湖广任湖北参政，云南任右布政使，再后来回到了广东各地为官，更加注重地方的方志事业，对修志有独特的创见。

先后纂修了《酉阳正俎》（为今湖南境内的志书）《广东通志》，《粤大记》，《岭海名胜志》等数本方志，还有数本文集。

当然，历史的风云变幻，郭棐主纂的那么多地方志，现在也没有几本流传下来，但可以说，纵观明清以来七百年，参与，主修地方志这么多的版本的，估计就郭棐一人耳！

如今，万历《宾州志》也算是历史幸存，为后人了解地方的历史提供了很好的文献价值，也足够他留名百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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