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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3月14日,中央军委正式向全军发布了《评定各级干部等级的指示》,这一制度为后续的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在实施这一制度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军委委员的级别居然比大军区级要低。

经过评定,确定了10名军委委员级人员。同年10月,又新增1人,之后再次新增2人,使总人数达到13人。以下是军委委员级人员名单及任职情况:

1、粟裕,时任军委委员、第二副总参谋长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2、张云逸,时任军委委员、广西军区政治委员。

3、李先念,时任军委委员、湖北军区政治委员。

4、罗瑞卿,时任军委委员、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杨立三,时任总后勤部部长。

6、滕代远,时任华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铁道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7、陈赓,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8、谭政,时任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9、谭震林,时任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10、张际春,时任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1、肖劲光,时任海军司令员。

12、徐海东,当时病休无军职,享受军委委员待遇。

13、黄克诚,时任湖南军区政委,后改任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在军队评级的同时,地方各级干部也启动了评定级别的工作。在13位军委委员级干部中,有7人既在军队中担任要职,也在地方担任重要职务。因此,这7位也参与了地方评级工作。

1、张云逸: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地方评级为行政三级。

2、黄克诚: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书记,地方评级为行政四级。

3、罗瑞卿:政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地方评级为行政四级。

4、滕代远:政务委员兼铁道部部长,地方评级为行政四级

5、李先念: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地方评级为行政四级。

6、谭震林:中央委员,浙江省委书记,地方评级为行政四级。

7、张际春:中央候补委员,西南局副书记,地方评级为行政四级。

张云逸被评定为行政三级的原因,是由于他同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而其他六人则按照军地对应的标准,被评定为地方行政四级。

从这两个名单中可以看出,3年后评定军衔,除在地方工作的李先念、滕代远、张际春没有参加授衔,十位大将有9位此时都是军委委员级。

许光达大将是装甲兵的司令员兼政委,他知道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后,当场跟贺龙提出要降低自己的军衔,还亲自给军委主席和副主席写信,要求降为上将衔。虽然他的请求没有被批准,但他还是主动提出要降低自己的级别。经过他一再的请求,组织上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把他定为行政五级。在十位开国大将中,只有许光达的级别是低于行政四级的。

杨立三是当时总后勤部的部长,可是他还没等到授衔就病倒了。他是个湖南人,参加过秋收起义,深受毛主席的信任。他长期在军队里负责后勤工作,一直廉洁奉公,废寝忘食,最后积劳成疾,无法继续工作。后来他只好听从组织安排,去莫斯科治疗。

杨立三在1954年11月28日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享年54岁。后来,他的骨灰被运到了北京,国防部为他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吊唁活动。周总理是主祭人,他做了一个长篇讲话。在新街口外总政文工团排演场到西郊八宝山的路上,有很多人组成了一个送葬队伍,周恩来等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人也都来了,他们亲自在前面执绋引棺送灵。周恩来走在右边最前头执绋,后面跟着彭真、陈叔通、吴玉章、徐特立等“文官”;在左边最前头执绋的是彭帅,后面是贺帅、陈帅、聂帅、叶帅等“武官”。他们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首共和国将帅生死情的感人新曲。

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共评定出7人,均为大军区正职以上人员。名单与任职情况如下:

1、徐向前,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聂荣臻,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

3、罗荣桓,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地方级别评定为行政二级。

3、刘伯承,时任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5、贺龙,时任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

6、陈毅,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7、叶剑英,时任中南军区代司令员。

这7位都是开国元帅,在全国刚解放时,解放军南下,他们不仅是战斗队,还是接收政权的工作队;当时,全国分为六大军区,而这几位元帅在党政军都有兼职,执掌了多个省份。因此,评定军委委员级低于大军区正级并不奇怪,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