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地处黑龙江省东南部的边境小城绥芬河市暴发新冠疫情，这个时节的绥芬河还是银霜遍地、枯木丛生，并时不时飘雪。面对凶险的境况和不容乐观的医疗科研环境，防控队员们在没有暖气的半地下实验室里争分夺秒做检测，因为早一分钟做出检测结果，就能早一分钟发现病例，帮助当地溯清传染源，尽早消除疫情传播隐患。大家都顾不上身体的不适，昼夜不停、六班轮转、满负荷运行。这个场景只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病毒病所BSL-3实验室主任武桂珍在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小小缩影。
“冲在一线、快速反应、
大胆决定、谨慎操作”
2003年，SARS疫情发生后，武桂珍临危受命，担任原卫生部防治组北京现场督导组副组长，每天奔波于SARS定点医院和监督中心组织开展各项工作，直接接触患者。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工作，武桂珍曾倒在岗位上，被送急诊住院。
2008年汶川地震，废寝忘食的武桂珍又亲临一线指挥工作，在现场她突发腹痛，强忍到工作结束后的她去就诊，发现是多发性胃溃疡，得到的是医生略带责备的话语：“你不要命了？”
2020年抗击新冠过程中，有时武桂珍需要借助两种药才能入睡。说起这些，武桂珍不以为意。“我们的工作就是争分夺秒，早一分、早一秒，我把我的科研成果送到前方，就可能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这些年，每当有突发疫情发生，武桂珍总是带领团队成员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冲在一线、快速反应、大胆决定、谨慎操作”，这是她多年工作积累的经验。
2020年4月，武桂珍（中）在黑龙江省绥芬河市指导抗疫。
临危受命创建我国实验室
生物安全技术体系
2004年，SARS实验室感染事件发生后，暴露出我国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体系的缺失。武桂珍临危受命牵头组建我国第一支实验室生物安全专业化管理和研发团队，潜心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研究，推进我国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体系和管理运行机制构建，系列开创性的工作使我国的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由分散、无序发展为集中、规范、科学的全方位管理体系，快速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近20年来，武桂珍带领团队，创建实验室生物安全“全过程”风险量化评估与风险控制技术体系，建立生物安全实验微环境生物污染检测和监测技术，研制集质量和生物安全一体化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她主编了我国首套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体系文件，成为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参考。她创建感染性物质保藏、运输及实验室活动“全链条”保障技术体系，主导建立首个国家级菌毒种保藏中心和“1+6”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她针对我国感染性物质运输管理空白，建立运输包装关键技术和基于病原微生物种类、污染对象和污染程度等的消毒灭菌关键技术。她创建实验室生物安全“全要素”技术标准与规范体系，主持起草或修订《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等10余部技术标准与行业规范。这些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体系成果，应用于全国70余家P3实验室及海外首个固定P3实验室，实现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信息化和国际化，并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准体系。
2016年6月，武桂珍（右二）视察中塞友好生物安全实验室。
主持我国首个上市
新冠灭活疫苗研发
疫苗是终结重大突发性传染疾病大规模流行的关键，而疫苗种子株是新冠疫苗研发的火种。2020年1月12日，武桂珍所在的研究团队正式将标准的疫苗生产用工程细胞株Vero细胞用于新冠病毒的分离培养。随后，团队专家分离选育到多株高滴度新型冠状病毒，所选育获得的核心病毒株最终成为第一个疫苗株。这为与企业合作开发新冠灭活疫苗奠定了坚实的实验基础。
但是疫情初期，我国疫苗研发公司尚不具备进行高致病病原灭活疫苗规模化生产的条件，疫情形势严峻紧迫，只能在P3实验室中开展于平时病毒载量几十万倍的实验活动，前无古人，实验室感染事件的场景历历在目，这极大地考验着责任和担当。对此，武桂珍迅速组织团队开展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和模拟演练，尽可能找出潜在风险，提出防控措施，将安全风险降至最低。
经过这些科学论证，最终果断决定在P3实验室内开展疫苗生产，并且选择安全性更高的“发酵罐”生产方式。尽管如此，仍时时感觉如履薄冰，不敢有半点闪失，措施加了一层又一层，确保万无一失，最终化解了生物安全风险，完成了新冠灭活疫苗临床前、临床一期及临床二期的研发生产，为疫苗尽早上市争取数月时间，促成我国新冠疫苗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为全球抗击新冠做出了中国贡献。
此外，还牵头编制《疫苗生产车间生物安全通用要求》，填补了我国人用疫苗高等级生物安全车间硬件标准和管理体系的空白，为新冠灭活疫苗规模化生产、全球率先获批上市提供关键性技术支撑。
从抗击SARS疫情到抗击新冠疫情，从建立完善我国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体系到参与新冠疫苗的研发，有着近40年工作经验的疾控老将武桂珍从未缺席。新冠疫情3年来，60多岁的武桂珍始终冲在抗疫一线，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拼，武桂珍只是笑着表示：“使命在肩，一刻也不敢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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