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中起，禁止车辆驾驶员，血液或呼吸检测中含有酒精，已被纳入《防治酒精伤害法》。11月24日，越南国会讨论《道路交通秩序与安全法》。该法第八条，继承了这一规定。

对此，许多国会代表表达了反对意见，庆和省国会代表黎友智说，这项政策旨在保障交通参与者的健康和生命，减少事故发生。事实上，近年来，严厉打击酒精浓度相关违法行为，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形成交通参与者的守法意识。

“但实际上，从越南人的文化、生活习惯，以及生物学角度来看，这一规定有些不妥。当酒精浓度被吹出来时，交通管制员和参与者、交通专家，不得不争论什么是符合喝酒的条件”，黎友智建议，对这一规定进行认真、全面的评估，确保科学依据、可行性。

换言之，黎友智认为，禁止车辆驾驶员被检测出酒精，已经执行了三四年，群众已经形成了习惯，没必要执行下去了。而且，禁止酒后驾车，也不是很符合越南文化和越南人生活习惯。到底多少含量算是酒后驾车，需要再讨论。

这里就有个悖论，如果越南人民真的养成习惯了，那么就让这个法条继续执行就行。如果越南人民还没养成习惯，那么更说明这个立法的必要性。如果担心越南人民某一天，缺乏禁止酒后驾车的威慑，从而恢复了酒后驾车的习惯，那也需要继续执行这个条款。故而黎友智的观点，从逻辑上讲不通。

至于禁止酒后驾车违背了越南人的文化和生活习惯，难道是说，允许酒后驾车更符合越南人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吗？至于多少含量属于酒后驾车，这是一个专业界定的事情，除非给出逻辑严密的论证，要不然也只能算国会代表的口嗨。

永隆省国会代表郑明平随后加入讨论。郑明平主张，不应该规定，绝对禁止酒后驾车。换言之，他的主张是，应该允许有限条件的酒后驾车。

他说，应该允许出现，一定浓度的酒后驾驶，如果超过允许的阈值，才会受到处罚。

“一个人为了方便消化，喝了一杯泡着糖的葡萄汁，但在开车的时候，测出酒精浓度，还是会被罚款。这是不合理的，也没有说服力，很容易在人们接触到酒精后，引起争议。”

黎友智好歹还要包装一下，讲一些大道理，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郑明平就很直接了，说这个规定不公平。而且是从驾驶员角度来说的，没有从广大路人的角度分析。

郑明平的描述中，驾驶员可以喝那么多果汁，要是喝桃子汁、荔枝汁，还会引起所谓的争议吗？非得选一个葡萄汁，只能说是故意的。

莱州省国会代表黄国庆同意上述两种意见，他也主张不应绝对禁止酒后驾车。他说，只有职业司机、商务司机、国家机构雇佣的司机才应绝对禁止饮酒。

黄国庆的潜台词是，酒后驾车在私人、本企业驾驶员手中就没有危害，只有在国家雇佣或者为他人雇佣时才会有危害。可能是他认为，酒后驾车的相关性是驾驶员身份，而不是酒精浓度。如果不是，黄国庆就是睁眼说瞎话了。

巴地头顿省国会代表黄氏福表示，绝对禁止酒精浓度不仅不符合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也不符合规定，在健康方面，科学质量也得不到保障。

她说，根据医学专家的说法，有些人白天不喝啤酒、葡萄酒或含有酒精的物质，但由于身体状况、生物或食物代谢的原因，当他们生病时，测试仍然显示酒精浓度大于0。

黄氏福说，“喝杯酒是越南的习俗和惯例”。看样子，很多国会代表都认为，禁止酒后驾车是不符合越南人习惯的。但是，习俗也分善良风俗和恶俗，也不是都要保留的。不过，她提出的这种情况值得考虑，如果有些人确实有这种情况，是应该豁免，但大部分人不会如此。

昆嵩省国会代表杜文渗说，他自己在会见选民时，选民对此事非常关注。选民提出，“同意酒后驾车应该有惩罚，但饮酒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应该受到惩罚。实际上，酒精只有过量饮用时才有害；不过量饮用时，并无危险。”

杜文渗的说法很鸡贼，医学界的普遍观点是，“酒精对人体有害”，而不是过量才对人体有害。所以如果他是以国会代表身份发出此项言论，是很可能被以卫生医疗界普遍批评的，但他说，我这里是转述选民的意见，那责任就小多了。

民族委员会常务委员、茶荣省国会代表闭中英认为，政府希望控制交通参与者的行为能力，但酒精只是导致行为失控的因素之一。

“喝太多的酒会影响行为能力，但喝一点或一点点仍然可以，而且可能没有影响。”“如果政府想要控制司机的行为能力，不仅会有酒精，还会有可卡因和许多其他兴奋剂。”

他说，“有的人走在街上，一想到老婆，心就跳，腿就打颤，已经开不了车了”，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闭中英主张政府应该禁止“毒后驾车”，这实际上是另一回事，并不影响政府禁止“酒后驾车”。至于他说的“喝一点点酒”到底是多少，他也没说，但跟前几位国会代表一样，想要设定一个比较高的酒精检测门槛，但可能又没有能力给出具体数值，所以只能用“一点点”来做概括。

普通群众使用“一点点”来形容喝酒，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有关于国家法律制定，国会代表也用这种无法量化的词，那就是不负责任了。

至于中年男人想到老婆就可能开不了车，这就是一个涉嫌性别冒犯的玩笑，并不好笑，也跟严肃的禁止“酒后驾车”话题没有关联。

或者这里，闭中英是想类比，表明酒后与驾车没有关联，选择了老婆与驾车，但是推而广之，这些国会代表在国会立法时缺乏严谨论证，就把自己当成普通群众，只从驾驶员出发，不考虑广大路人，没有认真分析本国和别国酒后驾车数据，总结可能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也没有质询专家意见，探讨酒精门槛。

故而，整体上说，本场会议讨论，国会代表们的发言都是不及格的，停留在市井闲聊的水平。

遗憾的是，负责此事的越南国会国防安全委员会表示，一些意见建议考虑，禁止驾驶员血液或呼吸检测中检测出酒精，因为“太严格了，不太符合越南文化和人民风俗习惯”，影响着许多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

从这个表态来说，越南国会倾向于放松酒后驾车限制，而且在国会代表中拥有高度共识，尽管他们拿不出合理理由。

粗略翻看了越南国会代表的讨论，大概只有老朋友、北江省委民运部部长、国会代表范文盛表示反对。范文盛说，根据政府的数据，50%的严重事故是由血液中酒精含量高的交通参与者造成的，因此体内酒精含量高的交通参与者的有害影响是巨大的。

范文盛主张，法律规定应该明确，让人们易于遵守，并能够亲自评估和核实违法或不违法行为。

因而，针对国会代表给出的两种建议，在选择有门槛还是绝对禁止饮酒之间，禁令方案将是明确的，让公民更容易遵守，也能自己判断自己是否违规。这也是任何法律法规的要求。

范文盛认为绝对禁止更有利于公民养成习惯，这个观点不敢苟同。通过广泛宣传和严惩典型案件，也可能达成这个效果。

范文盛还说，越南社会遵守法律、特别是交通安全法的意识仍然不高。因此，在这种社会意识的情况下，禁令更为合适。从2022年至今，该政策实施得很强劲，并且在控制交通事故方面显示出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此时改变是不合理的。

显然，这个观点跟黎友智的观点争锋相对，但谁的观点更正确，想必，有过越南经验的人都有答案。

范文盛还列举了另外两个理由：“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你喝过一杯酒，那么你喝更多酒的可能性，会比你一开始就不喝酒的可能性更高。” “其次，他是否达到了阈值。由于从酒精或啤酒进入体内后，酒精浓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喝酒者无法充分估计到自己是否达到了法规中规定的酒精浓度阈值，这会助长司机的违规行为。”

整体上说，范文盛与其他国会代表的观点争锋相对，也能拿出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至少在这场辩论中，他是唯一一个有在认真做事的国会代表。毕竟是能在国会要求政府推动中越铁路的铁汉子，他也成为本场辩论中越南国会最后的指望。

不过，这么重要的一个法案，大部分人夸夸其谈，只指望一个人力挽狂澜，是不合适的。如果范文盛没选上，谁来代表越南？

范文盛之外，另一位嘉莱省国会代表黎黄英指出，国会对问题的决定需要基于科学证据和主管部门的科学结论，不能基于情绪。也可以说是不点名批评了此前发言的国会代表。

他表示，自己已审阅了《预防和控制酒精有害影响的法律项目》，但没有主管部门的文件，证实这一点的科学证据。很显然，政府制定“禁止酒后驾车”的草案，也需要更多的科学证明。

因而，黎黄英说：“我要求政府，指示卫生部和科学技术部，根据科学证据，向国会作出正式回应，以规范起草的绝对禁令。”

黎黄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在恋爱的日子里，我们经常会送给对方一块巧克力，而这个巧克力里面有一点酒精，所以当我们送给对方的时候，用一根就会让我们心跳加速、腿发抖”，但这样也违反了酒精含量规定。

黎黄英代表嘉莱省代表团还提出，禁令不应影响或限制传统医学等国家鼓励的职业。“例如，如果我们使用 5 - 10 毫升药酒来治疗疾病，我们可能会立即违反法律。”

黎黄英指出的医疗治疗可能导致酒后驾车的情况，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至于情人节巧克力，跟前面几位吹牛的国会代表别无二致，但整体上，已经算很认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