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22日上午，公安部预计召开工作例会。当大家聚集在会议室时，却迟迟不见部长李震的身影。已经担任部长一年多的李震工作勤勉，从来没有迟到早退的情况。众人感到蹊跷，联系了李震的秘书，才知道他从昨晚下班开始，就没有再出现过。

这时，已故原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派人送信过来，要求众人火速赶往部里大院的五号门附近。此地有一处需要维修的采暖管道，两个工人差不多中午的时候进入管道，意外发现了李部长的尸体。

李震

李震，1914年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县。

青年时期，李震在北平求学，他在学校里接触到了先进的革命思想，开始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命到驻扎山西的国民党部队开展统战工作。

抗战爆发之后，李震在太行军区从事政工工作，参与了河北地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工作。

1943年，他加入八路军129师，先后担任过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等职务，参加了反“扫荡”和反“六路围攻”，保卫和巩固了根据地安全。

建国后，李震先后在重庆总工会和沈阳军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1955年授衔期间，他荣获少将军衔。原部长谢富治病重期间，李震进入公安部担任副部长，并实际主持公安部工作。

谢富治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和反革命集团来往密切，在他病重之后，毛主席选定的部长人选，实际是原国务院内务部部长曾山。不过，曾山在谢富治去世不久也因病离世。为了尽快稳定公安部的工作，周总理提名李震作为部长人选。

李震革命资历丰富，进入公安部之后的工作表现可圈可点。由他出任新的部长，也是对整体工作最有利的安排。但是，李震上任之后的工作开展并不顺利，他和时任副部长的于桑、刘复之在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矛盾愈演愈烈。

事发前一天，也即10月21日，李震主持召开会议，期间，他与于桑、刘复之等人又一次发生激烈争执，会议持续了数个小时，却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只能商定第二天继续开会。

刘复之

根据李震秘书的说法，他从10月21日晚间就联系不上李震了。李震没有回家，也没有外出计划，办公室也不见人影。秘书以为李震在闭门思考工作方面的事情，便没有打扰。

到了10月22日上午约定的开会时间，李震还是没有出现，大家这才觉得有些不同寻常。至于两个维修暖气的工人，是按照事先安排的维修进度，进入管道深处检查的。在微弱的探照灯光线之下，他们发现了遗体，吓得慌忙钻出管道。

刚巧路过的刘湘屏过来询问，她认为事情重大，就紧急联系了于桑、刘复之等公安部领导。而后，于桑带着几个工作人员亲自下到管道里勘察现场。

在狭小的管道尽头，李部长呈半跪的姿势，已经死亡多时。他神色如常，脖子上套着自缢的绳索，脚下是散落的镇静类药物。于桑刑侦工作经验丰富，经过他的初步查看，确认现场没有打斗痕迹，遗体也没有受到外力挟持和控制的迹象。

于桑

将李震的遗体移出后，经过法医鉴定，他的死亡原因是服药后的机械性窒息，和自缢身亡的特征是高度吻合的，也就是所谓的“双料自杀”。

李震之死，震惊中央，侦破工作，由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于桑被任命为专案组组长。不过，于桑的组长身份并没有维持多久，事情就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大反转。

虽然客观证据较为清晰地指示了李震的死亡原因，但在“四人帮”的强力介入下，这桩案件变成了政治阴谋。他们认为李震是被公安部的“敌对势力”谋害的，而主使人就是公安部的几位副部长。

10月26日午夜时分，于桑、刘复之和其他几位侦办李震案的专案组成员同时接到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通知。收到通知的于桑、刘复之、曾威、施义之等人在大会堂门口碰面，但没有过多交谈，进了大门之后，他们就被工作人员引导着向西边走。

期间，于桑觉得有些不对劲（一般开会的会议室是往东走），但还是继续往前走。没几步，于桑就被两个全副武装的8341部队战士一左一右架住。跟在后面的刘复之停住脚步，他的身边也出现了两个同样装束的8341战士，有关部门随即对于、刘二人宣布了保护审查的决定。

此后，于桑和刘复之作为李震案的嫌疑人接受了较长时间的问询，直到1974年才先后恢复自由。粉碎“四人帮”之后，李震案的死因最终被定性为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