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5日到6日，在波斯尼亚西北部的一个小镇，库伦瓦库夫，短短48小时内，多达2000人遭到了杀害：他们的尸体弹痕累累地倒在路边；有的喉管被割开，散掷在草场上；有的溺亡在河水中；有的在深不见底的洞穴里堆积成山。

而凶手正是他们的乡邻。

邻人间的集体暴力令人不解，却并不罕见，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过往的邻居同样操起了屠刀——我们不禁发出痛苦的疑问：这些比邻而居的人们为什么会突然爆发骇人的集体暴力？是什么让邻人们彼此屠杀？

真的如许多历史学家所宣称的，这些“群体”之间的暴力都源自所谓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吗？

在《何故为敌：1941年一个巴尔干小镇的族群冲突、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一书中，马克斯·伯格霍尔茨（Max Bergholz）为我们重新梳理了族群划分、民族主义和暴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他通过大量的微观研究向我们说明，“‘族群’和‘民族’只是一种思维框架，是看待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不深入，也不恒久，只是在特定的时刻可以突然‘发生’在人们之间”。

“历史，以及它被讲述、被噤声和被遗忘的方式，会在这个地方的人的身上持续造成深远广泛的后果。暴力潜能会被激发，成为后来的暴力事件；阴影会笼罩在当下的敏感点上，关系到什么样的未来将成为可能，或者成为不可能。”

01.

大屠杀的日夜

1941年9月5日晚，起义军指挥官戈伊科·波洛维纳正在给上级写一封急信，开头写道：“本地区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

这个地区的冲突大体发生在“克族人”和“塞族人”之间，其中名为“乌斯塔沙”的民兵组织由一些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乡民组成，他们在在克罗地亚共和国（下简称“克独国”）的授权下清洗“非克族人”，并以“克族人”的名义不断屠杀、抢掠“塞族人”。“塞族人”，即东正教徒，他们不堪于乌斯塔沙分子的迫害，组成了起义军，决定反抗、复仇，并最终来到了乌斯塔沙的权力中心，库伦瓦库夫。

“塞族人”起义军指挥官和所有士兵都明白，一场冲突在所难免。但这场冲突是否会发展为毫无节制的屠杀？他们不确定，但他们希望答案是否定的。

戈伊科·波洛维纳向战士们呼吁，不要把所有克族人民都当成乌斯塔沙分子并杀之而后快，他强调纪律、强调人的尊严，以及，不要让无辜者流血。

但，他的希望落空了，大屠杀还是发生了。

9月6日早晨，当地约5600名居民和难民正在逃离，这条蜿蜒的土路上突然响起了枪声——起义军发现了他们，并朝一切会动的东西开枪。大屠杀开始了。

目击证人回忆道，“整整一公里，我在路上都只能看得见尸体......简直找不到一个没有尸体的地方下脚。大部分都是老年人，还有小孩被扔进水渠里。”

但这些还不是结束。

起义军找到了万人坑，这里埋葬着他们被乌斯塔沙分子杀死的亲友。晚间，指挥官佩塔尔·吉拉斯下达了挖掘尸体的命令。眼看着亲人的破碎尸骸，起义军很快被近乎癫狂的愤怒吞没了。他们持着步枪、斧头、镰刀、棍子等武器，口中咒骂着乌斯塔沙，追着妇女和孩子狂跑，把妇孺逼得跳河，又把男人和男孩扔向深坑。

最终，1941年9月6日早晨逃离当地的约5600人中，只有3124人生还。被屠杀的约2000人里，大部分是女人和孩子。

《无境之兽》

02

暴力源于族群仇恨？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起义军是“塞族人”，而库伦瓦库夫居民是“克族人”吗？

然而，“塞族人”和“克族人”的定义本身就很模糊。

在库伦瓦库夫地区，大部分人都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又分为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19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活动家们开始把天主教基督徒归为“克族人”，将东正教徒定义为“塞族人”。但是，克独国成立后，最高领袖宣称，穆斯林也是克族人，只不过是“持伊斯兰信仰的克族人”。

1941年，克独国发表指示，明面上宣称“塞族人原则上指的就是信仰东正教/东方希腊信仰的人”，但并不把在克独国军队中服役的人算进去。同年6月又有文件声明，只要不再信东正教，改信天主教，“塞族人”就有机会被承认为“克族人”。

也就是说，“克族人”或“塞族人”并不是一种不可动摇的的内在本质，而是由个人宗教信仰、行为模式所决定的社会标签，它甚至有可能随着时代发展，更迭变化。由此看来，个体抱持的深切民族意识与种族仇恨，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因此，族群间的裂痕也更有可能是人为制造的，它能被追溯至权力与政治话语，也可能来源于过往的暴力记忆。

但，我们都很清楚，并非所有的族群间裂痕都会导致极端暴力行为。《何故为敌》的作者马克斯·伯格霍尔茨提出，种族仇恨的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付诸实践，要取决于社会接受程度，尤其取决于政府的态度。

他在书中提到，乌斯塔沙组织一直渴望建立一个克罗地亚人独占的民族国家，克独国政权率先在部分地区确立后，当局将“族群”确立为冲突展开的唯一主题。一份政府报纸里写道：“士兵兄弟们！把你们的武器对准我们的敌人塞族人。不要后退，也不要交出武器。要夺权，因为从现在起，你们就是自己国家里当家做主的人。”

波斯尼亚西北部东正教徒人口众多，乌斯塔沙高层认为这个地区急需净化，消除“克族”人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选择了信奉极端民族主义的维克托·古蒂奇来管理这片地区。他曾向一批塞族人表明：“不再有塞族人了。我不会再承认什么塞族人。滚出这个地方。这里是克罗地亚的心脏，心脏是不能沾染任何毒药的。你们就是毒药。”

古蒂奇迅速把克独国政权扩散到这个地方，并任命了至少十个重要的乌斯塔沙领导人。因为这些举措，乌斯塔沙组织迅速覆盖了地方各级，且大部分层级都拥有相当于地方民兵的武装组织。但因为它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他们又很快从国家政权中独立出去，其武装组织不用听从克独国军队的命令。

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任何外部制度能够约束乌斯塔沙的权力。

克独国高层需要人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让克独国只有克族人，并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乌斯塔沙则突然拥有了武装，以及对乡邻为所欲为的能力。

为了吸引人们加入乌斯塔沙组织，古蒂奇鼓励纵容村民们抢占“非克族人”的财产，这一举动，使加入乌斯塔沙有了可观的经济鼓励。对那些以往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没什么特权的人而言，加入乌斯塔沙组织，有了别样的吸引力。

许多人之所以选择加入族群迫害活动，看似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只是因为他们突然得到了以“族群”为目标大肆劫掠的意外机遇。要挑动这样的人参与族群冲突，不需要他们有什么根深蒂固的族群对抗情绪，只需要给他们借机发财的机会。

族群和意识形态的严肃面具下，隐藏的仍是以由个体欲望构成的利益之争。

这一点在布巴尼村袭击事件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布巴尼村，乌斯塔沙分子杀死了约270名村民，令人惊讶的是，当地没有受到过直接威胁的天主教徒和穆斯林也参与了进来，特别是来自库伦瓦库夫和附近奥斯特罗维察村、博里切瓦茨村的人。克独国文件显示，双方曾因争夺土地资源而产生冲突，这促使了这些人加入了劫掠。

历史学家扬·格罗斯曾提出“权力私有化”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在动乱时期利用意外到来的机遇发动的“清算”。而巴布尼村袭击事件就给了当地天主教徒和穆斯林这种机遇，他们能够借此大肆盗窃牲畜等财物，并以暴力手段迅速清算过往恩怨。这也印证了人类学家维娜·达斯的观点：“暴力提供了采取行动、一举解决长期问题的可能性。”

《德语课》

03

为什么大屠杀在此时此刻发生？

但是，在《何故为敌》中，马克斯·伯格霍尔茨又提到，长期极化的政治环境、“族群”裂痕、乌托邦式的清洗型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政治领袖，甚至是据说在施害者之间非常普遍的复仇渴望——这些因素往往可能都是暴力的必要条件，却不能被认为是充分条件，它们并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杀戮会发生在某些时间地点而不是其他。

那么，9月6日至8日的大屠杀背后，究竟还有哪些因素在推波助澜？

我们已经知道，克独国的成立突然赋予了投机分子和小部分极端分子权力，让他们以族群为目标实施杀戮和劫掠。

这种暴力激起了粗暴的族群划分，很多曾经的乡邻迅速开始相互将对方非人化，视为抽象集体的一员。报复和反击不断迭加，造成了一波又一波雪崩般的群体暴力，族群间关系的极化程度也随之进一步加深。

而与此同时，一系列偶然性情境因素叠加，最终导致了这次大屠杀的发生。

马克斯·伯格霍尔茨再三强调，光靠复仇的渴望是不足以造成屠杀的——主张克制者要么得被边缘化，要么不在场，要么被杀，屠杀才能够发生。

克制派权威人物，广受尊敬的本地指挥官，斯特万·皮利波维奇·马丘卡一直在提醒手下的战士们，只能杀死乌斯塔沙分子，不能碰其他天主教徒和穆斯林平民。但是，在与纵队最前面的克独国部队交火时，马丘卡不幸被打死了。马丘卡倒下以后，他的营队就彻底陷入了混乱。

除此之外，其他几位克制派的关键人物也离开了库伦瓦库夫，前去抵挡增援部队的攻势，他们把大部分态度较温和、表现最好的战士也都带走了。

更糟糕的是， 起义军里31 岁佩塔尔·吉拉斯被突发任命为指挥官。据熟人说，吉拉斯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格外狂妄自大，和许多战友起过冲突。而且，他对当地百姓有明显仇视情绪，他认为，库伦瓦库夫的所有百姓都应该对前几个月的乌斯塔沙屠杀负起集体责任。

以上种种因素的组合，给那些想要向乌斯塔沙复仇的人提供了意外良机。

在这个高度紧张的时刻，对抗性族群划分已经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现在，在起义军眼里，库伦瓦库夫的百姓已经集体成了“乌斯塔沙分子”的具体象征，每个人都对他们亲人乡邻的死亡负有责任，都要付出代价。

很快，乌纳河的河岸以及横跨两岸的桥梁布满了被杀害的人的尸体。

心理学家尼科·弗里达曾表示，在报复行为中，逃避他者施加的痛苦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如何逃避痛苦？弗里达说：“一个人能做的，是消灭对方获得的一切东西，消灭一切有关的回忆，以及任何能让他想起所受侵犯的东西。其次能消除痛苦的，则可能是要确保目标的彻底毁灭，比如将对方从地球表面清除掉，从历史记录中删去。”仅仅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还不够，许多起义军想做的，是把所有克族人都杀光。只有彻底毁灭，才能消除他们痛苦的根源。

这种完全放肆的、非理性的、骇人听闻的杀戮，能让他们重新获得力量感。杀戮能够证明他们拥有相对被杀害者的绝对权力。前几个月，很多起义军展示都在乌斯塔沙分子的迫害下体会到了彻底的无力感和羞辱感。如今他们做出的这些极端残忍的行径，或许是想明确表明，自己已经不再是受害者了，而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强者。

《德语课》

04

克制者的反抗与挑战

但是，这种狂热的毁灭冲动并没有传染给每一个人。在已经引燃的杀戮之火中，主张克制者仍然没有放弃。有人冲进起火的房子，把一个朋友落在家里的孩子救了出来；有人亲自带村民逃跑并躲藏；有人站在路口阻拦，防止寻仇者大肆杀人。在他们的极力救助下，400—500名村民幸免于难。

由此马克斯·伯格霍尔茨总结出一个“违反直觉”的观点：在一轮又一轮的屠杀迅速制造出以族群为界线的对抗性划分的同时，它们也制造出了与之相反的东西——一轮又一轮的跨族群救助行为，以及一种以个体行为而非其族群类别作为区分敌我的观念——也就是说，在大屠杀中，人们对于族群边界的意识可以同时得到强化和弱化。

除了被屠杀和被救助的人们，还剩下一部分俘虏——约400名男人和男孩，指挥官吉拉斯在他们面前吼道：“一个人都不能活！他们都是乌斯塔沙分子！”

主张克制者对这条指令提出了抗议，但很快在起义军复仇的声潮里被湮没了。

商人弗拉代蒂奇要求道：“听我说！那个人，易卜拉欣·希列维奇，放过他吧……他是个体面的人。是他救了我。”然而，战士们纷纷愤怒地谴责他，这场纷争很快演化成了斗殴。遇袭后的弗拉代蒂奇一家和他们的一小伙支持者很快逃到了他的家里，躲避其他大部分起义者。后者不只想要杀掉战俘，也想杀死他们。

马克斯·伯格霍尔茨在《何故为敌》中指出，此时战士们已经有了前两天疯狂的杀戮实践，现在再要实施大规模暴力时，已经不再有什么需要跨越的心理障碍了。要让人们突然转而采取克制的、选择性的暴力方式，显然是一项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最终，这些战俘还是被杀害了，尸体被起义者抛入山坡上的坑洞里。

《德语课》

05

我们真能掌握暴力及其历史吗

从1941年4月克独国成立到9月6—8日的屠杀期间，库伦瓦库夫地区总死亡人数约为3300人，其中包括死于乌斯塔沙分子和起义者双方之手的受害者，以及其他的死者。这个数字占1941年该地区估计人口（约16000人）的20%以上。也就是说，短短五个月间，每10人中就有2人失去了生命。如此高的死亡率，几乎全都是由地方性的暴力导致的。施害者和受害者，是本地的邻人。

《何故为敌》正文的最后，马克斯写道：“库伦瓦库夫的故事要求我们不只把这种暴力看作是‘民族主义’‘族群群体’和‘族群冲突’的后果，尽管很多人都想将这种因果关系加诸其上。这个故事要求我们直面这样一种观念：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暴力生成了这些概念，加强了它们的显著性，使它们在特定的时刻变得重要起来。最后，面对这个巴尔干社区的这段历史，以及世界上其他有过暴力往事的地区的历史，我们必须去尽力解决一个更大、更令人不安的问题：这种熟人之间的暴力，以及我们讲述的关于它的历史，能否最终成为一个我们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选择？”

对待历史，怎样审慎也不为过。

撰文：欧阳咻、野猪

排版、编辑：欧阳咻、野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