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已经迫在眉睫，对日谍报工作更显重要，于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提出，必须整合之前乱七八糟的特工组织，全部正式纳入军委会的编制内，正式命名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个借口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不过老蒋还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大家别忘记了，他刚刚差点丢了性命。

三个多月前，1936年12月26日，老蒋在东北军枪口下的目送下，总算脱险回到南京，堂堂军队最高统帅，被一个军阀“少帅”给扣了起来，还差点有性命之忧，老蒋的羞愤可想而知。

老蒋安全回宁后，一方面当然是大肆报复，历史细节读者了然；另一方面就是得检讨，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张、杨的“阴谋”？

事情明摆着，作为鹰犬的特务组织情报不利嘛，如果提早掌握消息，“委员长”又怎么可能轻涉险地？

这也是事变发生后，特务处处长戴笠一定要去西安的原因，对于东北军和陕军的异动，特务处虽有所风闻，却没有提供出非常准确的情报，废物一群么，那如今只有冒险去西安“随驾”，才能免除渎职之罪。

这一招挺管用，戴笠事后不仅没有失宠，还得到了进一步的信任，老蒋估计想起了当年陈炯明叛变时，自己登上永丰舰随侍中山先生的往事：这个戴雨农，很有阿拉年轻时的影子噻。

01、军统局二处处长

因此老蒋1937年4月的提案，固然有对日谍报和军事情报的需要，以备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更多的还是认为情报机构太散没有形成“合力”，致使自己灰头土脸一番。痛定思痛，决定成立直属军委会的“调查统计局”。

这个军统局笔者一直称之为“老军统”，因为它不是普遍意义上我们认为的那个“军统”，它有两个特性：其一，是由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中统前身“党务调查处”合并而来；其二，是存在的时间很短，不过一年光景。

老蒋的提案，当然那就是决定，于是经过一番筹备和内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终于在淞沪会战期间，正式在南京挂牌成立了。

该局以特务系统的“创始人”陈立夫为局长，此人1924年就成为黄埔军校的校长秘书，加之关系特殊，资历地位远在戴笠之上。

局长：陈立夫

副局长：陈焯

第一处（党政情报处）：处长徐恩曾

第二处（军警情报处）：处长戴笠

第三处（邮政检查处）：处长丁默邨

说明一下，副局长陈焯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跟白崇禧、张治中都是同学，而且曾经在浙江任职，跟老蒋也很早就相识，后来南下就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还是受蒋之邀，可见关系和资历。

陈焯后来担任过南京警察厅长、参谋本部总务厅厅长等职务，1936年铨叙陆军少将，既非“CC”系的人，也不算黄埔系军官，而是以老资格代表警察系统，也充分说明了“老军统”就是个硬捏在一起的大杂烩。

第一处的班底，是1928年成立的“党务调查科”、1932年扩充为“特工总部”、1935年升格为“党务调查处”，也就是“CC”系掌握的“中统势力”（只能提前这么称谓），处长徐恩曾是陈立夫的亲信。

第二处的班底，是1932年4月1日成立的“复兴社特务处”，从一开始即由戴笠担任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唐纵为主任秘书，也称为书记长），属于黄埔系军官团的一个分支。

第三处的班底，是原来的邮政检查所，也就是控制民众思想和窥探百姓隐私的秘密机构，处长是中共叛徒、后来成为大汉奸的丁默邨，早年曾在陈立夫手下，所以也算“CC”系的人。

强扭的瓜终究不甜，这个乌七八糟的“老军统”成立后，局本部和三个处居然分四个地方分别办公，也就是名义上虽然是一家，其实各拉各的车，草台班子而已。

02、“老军统”黄摊子

戴笠处长仗着自己受宠，根本不买陈局长的账，陈立夫把官司打到老蒋那里，经常不了了之。

归根到底，老蒋扶植黄埔系的情报系统和特务组织，就是要限制“二陈”的势力发展，玩弄所谓的制衡之术。

戴笠是黄埔六期生，甚至还缺席了毕业典礼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因此在国民政府的政治圈子里，只能算一个“小人物”：

1927年还是个上尉联络参谋、1928年晋升少校副官、1930年晋升中校参谋，他的崛起，完全是老蒋一手扶持起来的。

注意戴笠的什么少校和中校军衔，都是1935年4月之前的产物，属于不太正规的时期，因为当时还没有“铨叙军衔”体系，也就是只要有总司令部一纸任命，领章就可以换了。

但是1935年4月开始的军衔铨叙，就要正规许多了，授衔会同时考虑军官的资历、职务、功劳等等，关于铨叙军衔的性质和体系，之前多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笔者翻遍1935年到1936年度的高级军官铨叙名录，都没有找到戴笠的名字，因为名单上只有上校以上的高级军官，而且黄埔生“上榜”的，基本都是黄埔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学生，黄埔六期生？一边歇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