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之后,由于周王室衰落,天下礼崩乐坏,拉开了春秋诸侯争霸的大幕,最初是“春秋小霸”郑庄公,随后就是我们熟悉的“春秋五霸”。

鲜为人知的是,春秋五个霸主国中,含金量最高的是晋国,因为从晋文公开始,晋国一直称霸中原,时间长达150年之久,为此秦楚长期结盟抗晋(商鞅时期秦楚之盟才结束),楚齐也曾结盟抗晋,因此晋国才是真正的持久的春秋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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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分晋之后,除了韩国没有地利而较弱之外,其他赵魏都是强国,魏国曾是战国第一霸主,原因在于它们继承了晋国遗产。可想而知,分裂之后的韩赵魏都如此强大,那么此前凝聚力很强时的晋国,显然就更是强大的不像话。

问题在于:晋国超级强大的原因何在?过去,史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分析晋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但现代考古取得重大成果,取得了非比寻常的发现,更具体的展现了晋国强大的原因。与此同时,在对考古文物研究时,取得了更为惊人的发现,还解开了秦国的一个历史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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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考古重大发现

1952年,在山西省侯马市西北部,考古发现“侯马晋国遗址”,晋国都城之一——“新田”浮出水面。

晋文公之孙,晋景公时期,迁都到了新田,直到三家分晋,新田一直是晋国政治、经济、商业、文化的中心。但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新田究竟在哪,后世已经不太了解了。新中国之后,考古学家在侯马调查时,意外发现了晋国最后一个都城新田。

侯马晋国遗址很大,面积约50余平方千米,东西横跨9千米,南北宽7千米,囊括了古城遗址、铸铜遗址、祭祀遗址、盟誓遗址、墓葬群等。其中,在侯马铸铜遗址中,考古取得非同一般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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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马铸铜遗址,是一座超大型的铸造基地,始于春秋中期,公元前600年前,考古出土陶范、陶模(可重复使用)达十余万件,完整或者成套的近千件,陶范器型有容器类、乐器类、工具类、兵器类、车马器类等。上图,侯马铸铜遗址虎纹陶范。

以上仅是留下来的陶范陶模,数量就已如此惊人,反映出晋国新田强大的青铜铸造能力,以及兵器生产能力。需要注意的是,这仅是新田的铸铜基地,晋国还有韩赵魏栾郤范等大家族,他们都有自己的铸造基地,包括生产兵器等,比如韩家擅长制造弓箭,最终韩赵魏能够打败其他家族而分晋,显然具备强大的武力。

因此,通过侯马铸铜遗址,可以看到晋国之所以强盛,原因之一就在于强大的铸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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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惊人的研究发现

侯马铸铜遗址的陶范陶模数量惊人,但学者研究之后却还有更大的发现,同时也揭开了秦国兵器生产技术来源的一个谜团。

该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上,一模一样的纹饰竟然多次出现,甚至在同一件青铜器上反复出现。后来,在制作礼器范遗址内的一个容穴中,研究发现取得了相关发现。其实,这就是模块化生产方法的雏形。

学者张万钟在《东周时期泥型铸造的新成就从侯马出土的陶范试探分块模的造型工艺》考证指出晋国已经使用模块化方法,“提高生产效率,分块模的应用,极大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缩短了生产的周期,使批量生产成为可能。”当然,晋国模块化方法还是雏形,且主要局限于青铜礼器生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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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的是,秦国强大原因之一,就体现在生产制造上。以秦陵考古看,秦国肯定已经使用模块化生产(兵马俑就采用模块化生产),制造很多标准件,然后组装成品,汉代继承了秦朝生产方式。或许正因模块化生产的需要,秦汉时期才会出现游标卡尺。

但以侯马遗址的铸造技术来看,秦国模块化技术应该来自晋国,至少说是受晋国技术启发而来,这就解开了秦国模块化技术的来源。也就是说,晋国出现模块化技术雏形,秦国将之发扬光大,开始将之大规模运用,尤其在兵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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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思考:

首先,晋国前期都城翼城、曲沃,后来的新田,如今都已重现天日。可以说,周代主要诸侯都城,其遗址如今均被一一发现,且基本都可与史书互相印证,但相比同时代的西方,文献上记载的很“热闹”,却拿不出诸多邦国存在的考古证据。

其次,中国古代有很多伟大的发明创造,考古可以发现其中的进化与推广过程,比如晋国小范围使用的分块模技术,到秦国广泛使用分块模技术,可谓“有因有果”,但相比之下,西方的往往却是“有果无因”,一出手就是成熟技术,让人颇为费解。

第三,周秦时的中国,虽然强调“皇天无亲(上天无情),唯德是辅”,但依然重视技术进步,但宋朝之后拔高道德作用,以至于忽视了技术进步,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最好如同现在,既强调精神文明,又强调物质文明,两者都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