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同姓不婚”，是从西周开始明确的。

第一，这是人类婚姻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映射”；第二，是“同族不婚”的特殊表现形式。

绕点儿弯说。

现代人类（智人），大约产生于距今二百六七十万年前。

其能够出现，实际上是迫于“自然选择”的巨大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但凡能够苟安生存的，后来就成了包括大猩猩、黑猩猩在内的几种猿类。

“人猿揖别”初期，“人”们，一定没有十分明确的婚姻关系和婚姻制度。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称这一阶段叫“游团时期”，英文是“band”。

为了生存，人类，又一定必然从一盘散沙向聚合群居发展。于是，从小人群扩展到稍大的、稳定的人群，于是进入了“部落”或者叫“氏族”的阶段，英语是“tribe”。

从这个阶段开始，人类的婚姻就应该“有迹可循”了。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相关学者赞成，人类经历了如下几个婚姻制度的阶段——

一是杂交的原始状态，存在于人类早期，这个阶段没有明确的婚姻规则。

二是血缘婚，或者叫族内婚，包括群婚，存在于人类早期的后一阶段。

三是对偶婚，基本过渡到族外婚，存在于部落或氏族形成之后。

四是一夫一妻制婚姻，一夫多妻制同时存在，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即父系社会的家庭公社时期；随着家庭公社内部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最终确立。

一夫一妻制婚姻的确立，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

从中国的考古来看，一夫一妻制婚姻，应该逐渐形成于新石器时期。

距今6000-5000年的红山文化墓葬证明，当时已形成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距今5300-4500年的良渚文化，也形成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殷商考古证明，当时的一夫一妻制度已相当稳定。

婚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问题的关键。

从表现形式看，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生理结合。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婚姻更是男女的一种特定社会结合——社会因素与生理原因并存，社会因素高于生理因素。

纵观，人类的婚姻状况和制度，不难发现，在纷繁现象背后，主要存在着“生理动机”“繁衍动机”和“经济及政治动机”这三大动因。

在“杂交的，没有明确婚姻规则的原始状态”，“生理动机”是早期人类几乎唯一的“出发点”。

人类进入部落或氏族阶段初期，实行“血缘婚，或者叫族内婚，包括群婚”。这一阶段中，“生理动机”仍然重要，而“繁衍动机”成为主要因素。

这之后，人类进入到“对偶婚，即基本过渡到族外婚”阶段。此阶段，“生理动机”依然存在，“经济和政治动机”趋于明显，而“繁衍动机”则成为基本原则和婚姻的“压舱石”。

“对偶婚”的主要形式，是以女方为主，是女性氏族社会的主要标志。

有人否定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女性氏族社会。所谓“谁提议，谁举证”，反对可以，但要拿出足够证据来。

著名的摩尔根做过美洲原始部落调查，证明了女性氏族社会的存在。

中国汉代典籍《白虎通义》亦载：古时“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而一直保留到现代的一些中国少数民族的“走婚”，验证了这一记载并非只是传说。

“对偶婚”，本质是“族外婚”，开辟了“同族不婚”的先河。

在这之后，人类婚姻进一步发展为一夫一妻制，同时一夫多妻制亦存在。

成熟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是以父系社会为基础的。父系社会的显著特征，是私有制的产生——财产与权力按照父系继承和传递。

中国的“姓”，起源于母系社会，所有著名“古姓”，皆从“女”如“姬”“姜”“妊”“姞”“妫”“嬴”“姚”“妘”等等，这是最好证明。

之后，进入父系社会，“姓”的分支为氏，出现了“以氏为姓”；还出现了“封地为姓”以及“天子赐姓”。

但“姓氏”，本质上是“族”之区别。

中国，在先秦时期，出现了“同姓不婚”的习俗和规定。其亦是“族外婚”的体现。

有人说，两三千年前，人们未必懂得遗传学的科学知识。这个说法，只说对了一半——人们不了解遗传学的科学道理，这门科学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未必不从成千上万年的前人经验中吸取教训。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叔詹谏郑文公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即繁殖，子孙昌盛之意。

这话是说，同姓而婚，则子孙不会繁茂昌盛。这一年，是公元前637年。

《左传.宣公三年》载，石癸云：“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蕃。”耦，即配偶。

周族先祖后稷，元妃姞姓，典型“族外婚”，于是才有以上之说。这一年，是公元前606年。

《左传.昭公元年》载：“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又云：“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内官，即嫔妃；司，即关键。

这是说，同姓而婚，必影响生殖，因此是“礼”之关键。此年，是公元前541年。

《国语.晋语四》亦云：“同姓不婚，恶不殖也。”

中国古代的“姓氏”，自周代始兴盛。

“同姓不婚”的习俗、制度，亦从西周始愈加明确。

《礼记.大传》曰：“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婚姻可通否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族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这是说，向下传了六辈，姓氏已与祖先不同了，亲戚关系也远了，可以通婚吗？可是，姓氏线索还在，族系关系仍无不同，即便一百代，也不可以通婚，这是“周朝”的规矩。

显然，不能说当时的古人，对于“遗传”这件事不懂。

当然，异姓婚姻，还有经济和政治包括政治上的考虑。

《礼记.郊特牲》云：“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这就不但是从“遗传”角度考虑，而具有更多经济政治内容了。

不过，同为《晋语四》所载，秦穆公把自己的女儿怀嬴嫁给晋公子重耳。怀嬴曾是重耳的侄媳妇，其母又是重耳亲姐姐。他想拒绝，司空季子就去大做了一番思想工作。大意是，你和怀嬴尽管血缘很近，可属于异姓呀，“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

第一，看来古人对于“血缘”和“遗传”，还的确不彻底明白；第二，为了与强国结盟，“遗传”不利什么的，都可不顾及了。

王莽篡政时期，这样的例子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