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报告文学

《历史深处——“六·二六”医疗队在陇原》

四十多年前，有这样一个群体，怀揣梦想，奔赴贫穷、落后和缺医少药的陇原，扎根农村、服务基层、造福一方。他们用智慧和大爱演绎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至今仍被人们碑口相传。

大型报告文学《历史深处——“六·二六”医疗队在陇原》

作者：姬广武

历史，这样向我们走来

1965年9月，甘肃省卫生厅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6·指示，提出了卫生工作面向农村的5点意见。，抽6名干部成立第二办公室，专抓培训农村卫生人员和组织城市医务人员下农村工作。

26”

11月3日

1969年12月，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对北京迁甘医务人员的分配去向等问题作出了总体部署，大规模的迁甘工作从此正式拉开惟幕——

甘肃省人民卫生事业管理局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给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做好北京迁来我省医院、卫校及随迁人员安置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70甘卫革（筹）字第025号文〕说：

1970年3月31日

中央卫生部所属科研单位、院校和北京市所属医院、卫生（护士）学校二千四百五十余名（作者注：实际迁甘医务人员1972名）医务人员，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满怀革命豪情，来我省农村安家落户。目前，已先后抵达我省各地农村。

文件所附“北京迁来我省各地区医院、卫（护）校分配表”显示：迁甘医院、卫校计有34家，其中：100张床位的医院3所，80张床位的医院1所，50张床位的医院7所，30张床位的医院二十所，20张床位的医院1所，卫（护）校2所。又据资料，先后到甘肃安家落户的北京医务人员，“战斗在全省52个点上。”

2011年夏秋之际，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北京市档案馆和甘肃省档案馆、图书馆，一页一页地细细翻查那些落满尘埃的历史档案，查阅志书百部以上。我看到，在甘肃省14个地州市的志书中，均有关于北京下放来甘医务人员安家落户、服务群众的历史记载。80多部县志中，有29个县的县志中，留下了医疗队的永恒记忆。

写入志书，意味的是存史。志书中的记载，让今天的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段历史是怎样向我们走来。如，1970年2月，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撤销，并整体搬迁来甘肃，尔后又分为武威地区永昌县河西堡医院和永登县河桥地区“6·26”医院。1972年7月，永登河桥地区“6·26”医院搬迁至天水地区天水县社棠镇，定名为天水地区“6·26”医院。1974年1月改名为天水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又如，北京天坛医院整体搬迁甘肃，全院医务人员500多人，分别在庆阳、天水、临夏、武山、清水等地组建了多家医院，开始了他们在陇原长达10年的奉献之路……

各个单位在出发前，都进行了思想练兵大家进一步激发了无产阶级感情，提高了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自觉性。他们还邀请了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志，介绍农村新形势和卫生工作的情况。他们在思想练兵的同时，还积极地进行业务练兵，重新温习了有关农村常见疾病的治疗技术，在业务技术、医疗器械和药品等方面也作了一定准备。北京医学院在春节前一星期就通过自愿报名，领导批准的方式，确定了医疗队的人员，并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文件，胡传揆院长等还从头学习针灸技术。中医研究院医疗队纷纷向党组织表示态度，写了保证书，决心要深入实际，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及一切病人服务。他们每人都学习了针灸技术，并各自带了一套针灸、拔罐等医疗用具。许多大夫、护士向党组织递交决心书、请战书，并且积极安排好家务，做好准备，一旦被批准就马上背起行装出发。

在浩繁的史料中，在一页又一页历史档案中，我渐次走进他们，认识他们，体会他们那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我与历史对话，细细体味几十年前，那一大批医务工作者的心路历程和精神世界，感受他们为甘肃人民的健康做出的历史贡献。我同时得以梳理出了许许多多能够真实记录、反映那段史实的历史线索和脉络，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许多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奇迹，都在真真切切地发生着——在对北京医务人员下放甘肃、安家落户运动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采访中，我了解并掌握了这样一些线索，即：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战争阴云笼罩。“同时红卫兵闹的厉害。北大医院宿舍楼紧挨居民区，经常看到车上跳下一拨人，穿着军大衣。抓人，到处是惨叫声。”下放的家庭很便宜就把家具卖掉了。“下去的人，除了一些党员外，都拖泥带水，多少有点把柄。”当时北医的派性斗争严重，革命派掌权后，把保皇派弄下去了。有一位专家看到当地医疗条件十分落后，想到自己的工资收入相对较高，他便主动找到上级，要求捐500块钱改善卫生院条件。这么一件好事，却被领导认为是‘臭老九’的钱，不能收。这件事让这位专家心里十分难受，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感情。“流行的说法是：斗、批、走，不下甘肃，也去干校。甘肃去了两千，北医就占了一半。但多数人的心情是平静的，因为国家形势未卜、个人前途未定，走了还可做点事。”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全国城市医务人员下放农村的运动中，具体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不论是哪种背景和情况下的搬迁与下放，都不曾影响北京医务人员献身陇原的决心和热情。“下去的人伤痕累累，斗怕了，也不愿再斗了。”在经历了短暂的苦闷和彷徨后，他们发现，自己的价值，从此可以在甘肃的穷乡僻壤得到真正实现，所学的专业从此可以在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中真正发挥作用。他们强烈的感到，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第二部根植在甘肃的大地上

夜深时分，北京火车站，气氛热烈而凝重，寒风凛冽的西北风中，一列满载着北京下放甘肃医务工作者的专列鸣响气笛，驶离首都，向着陌生而又遥远的大西北进发了。

1969年12月26日

从此，不论是千里河西走廊，还是辽阔的甘南草原，不论是红军当年走过的岷山山区，还是革命老根据地陇东高原，到处都有他们风雨跋涉为社员群众送医送药的足迹，到处都有农民群众对他们热情帮助、关心爱护的动人情景。

他们身背药箱，肩挑医疗器械，跋山涉水，走村串户，送医送药上门，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北京医务工作者所到边远农村、牧区的医疗卫生面貌，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个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为乡亲们送医送药、解除病痛的伟大事业，在千里陇原拉开了大幕！……

大山深处的“小北医”

华亭素有“陇东重镇之称”，是甘肃四大古镇之一，历史遗迹甚多。“小三线建设”期间，华亭的大山深处，迁来或建设了“03、04、07、丰收”4家国防工厂。随之，北京医学院系统的170多名医务工作者，于1969年11月来到这里安家落户，服务“三线建设”和当地群众。他们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创办起200张床位的“平凉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谱写了一曲爱民为民、救死扶伤的赞歌。医院以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设备、最先进的诊疗技术，名贯陇东，挽救了无数老百姓的生命，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作“小北医”。

据北京下放医生王晓琴回忆，翻过年一开春，所有人都投入到紧张有序的建院劳动中。当时劳动条件十分艰苦，任务十分艰巨，但大家情绪高涨。医院离我们住处有20多里地。大家拉着架子车，带着劳动工具，带着灶上做的馒头、酸发糕和咸菜，常常是一路小跑赶到工地。除省建十大队以外，宿舍全是医务工作者自己在建。拉砂子、抬木头、扛水泥，甚至电话线的桩子都是我们挖的，什么活都干。只想着把医院快点建起来。劳动到中午，大家开始准备午饭，采点地耳回来洗洗，和着鸡蛋炒了，喝的河沟水，也不知道干净不干净，还挺高兴。后来大家就搭乘从平凉、宝鸡去往安口拉煤的便车和军工厂的便车，司机知道我们是为当地人民建医院的，也愿意拉我们。驾驶室有座位就坐驾驶室，更多的时候，不管刮风还是下雨，我们不分男女都坐在卡车车厢的煤堆上。那段路很远，也很难走，但是大家都很高兴，感觉自己来这儿是为工人服务，为农民服务，虽然上下班很苦，大家从来不叫累，有说有笑。没有任何怨言，只想着快点把医院建起来。

对于外科医生徐健生来说，印象很深的是建宿舍过程中，遇到的巨大困难。“困难主要是什么呢，那个房子是“干打垒”，雨季天，土坯没有干，一场雨下来，那土坯全毁掉了，可是还要继续搞，为了早日建成医院，大家不惜余力，倒了再打，打了再倒，就这样，一年以后总算是慢慢把医院建起来了。我们还满怀热情地从山上平出一块地，盖了一溜窑洞，很像那么回事的。”

让彭学敏不能忘怀的是：“整个医院就像个大家庭，全是从北京下去的人，包括托儿所的阿姨。在北京时，也是派别不同，但下去后都不愿意再斗了，大家团结起来，不分昼夜黑白在干，医院建好以后都住在一起，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彭学敏夫妇是，带着两个孩子随北医的大批人马离开北京的。4日，他们到达驻地时，天下着小雪。“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多山，都掉到山窝窝里了。平生第一次坐在那种带着篷布的大卡车，没完没了的是山，上了一个山，又下了一个山，就想永远地出不去了。与北京是天地之别，离京时，送的送，哭的哭，是个热烈的场面。到那儿就不一样了，头一天晚上衣服没脱就睡下了。”

11月1日

尽管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但北京来的医务人员很快以高昂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建院和以后的医疗工作之中。

徐健生，安徽人，一位能够大段背诵毛主席关于“6·26”一系列讲话的80高龄的老人，曾经是“小北医”的一名骨科专家。徐健生研究生毕业，是搞病理研究的，下到华亭才开始学外科。好在他本科毕业时间不长，也还可以搞。他的夫人齐佩文，是学生理的，下去后搞妇产科了。那时，有的病人要抬两三天才能到“小北医”。当时地方的医务人员并不少，卫生院有2-3人是大学毕业，卫生包也有，但无人做手术。许多人无实践经验，毕业就去了，没办法积累经验，没有实践的机会。所以，“小北医”在当时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他说，虽然生活条件很苦，但工作还是第一位的，当时能做的手术现在也不敢做。脑子里第一位的是治病，别的都不考虑。但事实上，当地人对他们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程：初来华亭时，当地人传：“北京来了大夫是好事，可都是有问题的。”让他们有点压力和郁闷，但很快当地的老百姓就热情的接纳了这些远方的客人，成为了一家人。

来自北京的“小北医”医务工作者和所有赴甘安家落户人员一样，在为甘肃农村卫生事业和群众的健康作贡献的过程中，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72年，一些“小北医”的孩子和医院职工陆续发生血尿、大骨节病和克山病，医院正处在地方病高发地区，分析认为是饮用水有问题，引起情绪波动，纷纷把孩子送回了北京或老家。省上派专家组下来调查，但只有一个专员认为有问题。后来，打了深水井，又从平凉接供水管，但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在当时风气下，简单地对医院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当地干部李德祥、任建国先后来院任主要领导，好在他们二位对北京医务人员十分理解、尊重。那段时间“大家压力很大，孩子不在身边，心情不好”。但并未影响到“小北医”医疗工作的开展，北京来的医务工作者们仍然坚守在华亭的土地上，兢兢业业地为当地老百姓服务。

大型报告文学《历史深处——“六·二六”医疗队在陇原》

作者：姬广武

誉满河西的“北京医院”

在美丽的千里孔道——河西走廊中部，有一家远近闻名的“北京医院”，其前身是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

1970年2月，拥有200张病床，350多名医护人员的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分为二，下放到了甘肃省的武威地区。该院外科力量主要来到河西堡，内科力量多去了永登。当时武威地区考虑到河西堡为新的工矿区，又是农村，遂选择将医院安置在了这里。从此，千年戈壁上诞生了一所新型的人民医院。北京一院原院长、胸科专家，年近六旬的张葆琛同志（建院后为革委会副主任）和北京大批医务人员，浩浩荡荡来到这里，扎下根来。经过省建四公司和全院职工一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建起了土木建构的“工”字形门诊部、住院部，还有几排职工宿舍。1971年2月正式开院。开院之初，只设门诊和内儿科、外科、妇产科，病床100张。

北京医务人员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赢得了各厂矿企业的信赖和好评。上世纪90年代全国闻名的“科技首富”迟斌元就是其中一位，他曾经在河西堡“北京医院”工作多年，在兰州工作期间，致力于从猪血中提炼速效止血药“凝血酶”的研究，并取得成功。但遗憾的是这一首创性的成果一直未能走出实验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世界上只有英、美、日等少数国家能人工提取生产凝血酶，但价格昂贵，我国过去只能依赖进口这种速效止血药。西方是从人血、牛血中提取，而迟斌元是从来源更丰富的猪血中提取。后来，他到北京工作。1987年，在中国科协的牵线下，迟斌元和妻子司华带着他们的科研成果，从北京辗转到珠海，找到投资方，建立了总工程师负责制的珠海生化制药厂，生产凝血酶冻干剂。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老人家视察珠海的第一站就是迟斌元一手创办的珠海生化制药厂。当听迟斌元汇报公司主打产品凝血酶已成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时，邓小平大加赞赏。

40多年过去了，河西堡北京医院几经演变，成为今天的金昌市第一人民医院，是甘肃省“十佳医院”和卫生部授予的“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在“北京医院”肩膀上站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该医院，名称虽然几经变化，但是，永远不变的，是当地干部群众对她深挚的感情和无限的怀念。今天，许多当地老百姓仍然习惯而亲切地称她为“北京医院”。这一称呼声里，包含着他们对北京赴甘医务人员多少的感恩之情，怎样的爱戴之心啊！（之二）

历史深处——“六·二六”医疗队在陇原

姬广武

姬广武，祖籍甘肃临洮，生长于甘肃武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城文化名家。历任兰州市委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处长、兰州市委巡察办副主任等职。

出版报告文学《百万移民》《世纪决战：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纪实》(上、下卷)《历史深处：“六·二六”医疗队在陇原》及长篇小说《货郎客》(合著)等10余部。

代表作《世纪决战》获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报告文学类作品金奖、甘肃省首届黄河文学奖一等奖、兰州市第五届金城文艺奖一等奖。被评选为甘肃省文联第二届“徳艺双馨”文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