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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

——《左传·昭公七年》——

大家好,我是姬为毅。

在上一个《先周史诗》的小节中,周部族经历种种坎坷挫折,终于立足周原。

但周人绝不自满于小富即安的生活,他们的目标是经略关中,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只不过,此时的公亶父英雄迟暮,自知时日无多,挑选接班人的大事迫在眉睫。

可就是这一次周族权杖的交接,却留下了先周史上最大的悬案。

那么,公亶父选中谁来接班了呢?

01谁来接公亶父的班?

在公亶父之前,周先公的继承序列清一色都是父死子继,所以公亶父选择继承人时,自然不能破例。

《史记》中记载了公亶父三位留有名姓的儿子,长子名叫太伯、次子名叫虞仲,也叫仲雍,少子名曰季历。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史记·周本纪》)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史记·吴太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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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的名字中分别有伯、仲、季,这里简单介绍下先秦时期的兄弟排行。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了周朝王位的继承次序,即立储先立王后的嫡子,王后无嫡,就改立庶长,如果无嫡无长,那就按伯仲叔季的次序来选定继承人。

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適,则择立长。……亦唯伯仲叔季图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在先秦时期,长子曰伯、次子曰仲、三子曰叔、少子曰季。如果儿子比较多,那么从第三子到倒数第二子,都可以称“叔”。比如周文王和正妻太姒生有十子,长子叫伯邑考,遗憾死在了父亲之前,因此次子发继位,是为武王,自然不会有人再称他为“仲发”。武王以下,除了老四贤德被尊称为周公旦外,其余老三管叔鲜、老五蔡叔度、老六曹叔振铎直到老九卫康叔,都称为“叔”,最后,老幺冉季载称“季”,兄弟十个一奶同胞,严格按照“伯仲叔季”的次序进行排名和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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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伯”字又会比其他三个排行字更特殊,在先秦时除了表示家族内的出生次序外,还是一种爵位的名称,位于公和侯之下,所以古人的名字中如果有个“伯”字,那么就可能存在排行或爵位相混淆的可能性,要注意区分。另外,上古时期的“伯”也通“霸”,比如春秋五霸在很多古书上都被写作“五伯”。总而言之,“伯”在古文中就是“长”的意思,不论在兄弟中还是在诸侯国中,都是老大哥的存在。

因此,伯仲叔季的排行制度虽不能确定就是周人发明的,但在周部族中十分盛行。

说回公亶父,在他的几个儿子中,太伯居长,虞仲其次,而季历则是最年幼的儿子。另外,虞仲和季历之间或许还有一个或若干个排行为“叔”的兄弟,但由于史料失考,季历究竟是太王公亶父的第几个儿子,已经很难知晓其答案。

但奇怪的是,公亶父跳过了前面多个儿子,最终选定幼子季历作为接班人,这就未免有些违背传统了。

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中给出了一个解释,这个说法流传甚广。

《周本纪》中记载,公亶父挑选继承人的眼光十分独特而长远,还没定选谁当太子,就已经挑好了太孙的人选,这位被祖父寄予厚望的小孩,名曰昌。太史公说,季历生子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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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老爹对小侄子青眼有加,因此太伯、虞仲身为昌的大伯、二伯,表现地非常大度,竟然主动躲到南方,宁愿文身断发,也要让位给幼弟季历,从而让小侄儿昌继承他祖父的事业。而《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也大同小异,说季历有“圣子昌”,因此公亶父很早就有废长立幼之意,太伯、虞仲避而让贤。

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亡如荆蛮,文身段发,以让季历。(《史记·周本纪》)

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史记·吴太伯世家》)

按照这种说法,文王自幼就是“圣子”、有“圣瑞”,而其父季历的继位也大有“父凭子贵”的意味。

那么,公亶父传位季历,真的是因为看中孙子的德行么?

02季历因何得以继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爷爷对孙子的宠爱是人之常情,所谓“隔代亲”也好,“含饴弄孙”也罢,有孙儿承欢膝下,自然是老人家最开心的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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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张天恩先生所言,如果说公亶父这么一位英雄之主,只是为了“自己一时高兴,将关系国族兴旺的重任,不作考虑地寄托于一个孩子的身上……于情理甚不通顺。”而且,所谓“知子莫若父”,如果公亶父能慧眼看中孙子昌的好处,却对品格高尚、大义让贤的长子、次子视而不见,的确也是匪夷所思。

所以,季历的继位一定不是只靠儿子那么简单。

那么,公亶父这个废长立幼的诡异行为,有什么其他更为重要的用意吗?

答案其实就藏在刚才《周本纪》同段记载的上半句中,却极容易被读者所忽略。

太史公曰,“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

这句话透露了一个极其重要但不甚起眼的信息。即“太姜生少子季历”,这里必须划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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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强调季历是太姜的儿子,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太伯和虞仲并非太姜所出,是季历同父异母的兄长。而这位太姜,十有八九就是《诗经·大雅·緜》中“爰及姜女,聿来胥宇”的那位“姜女”,也就是公亶父与姜姓部族联姻、结盟、娶来的那位羌人贵族女子。说到这,看过上集内容的你,想必已经猜到公亶父废长立幼的原因了吧——在周原这片四战之地,周部族初来乍到,发现东面的殷商和西面的羌人谁都惹不起,于是联姻自保便成了性价比最高的生存之道。

也就是说,公亶父年事已高,为了保障自己死后周羌联盟能继续稳固,最好的办法,必然是选择有着一半羌人血统的季历当周部族的继承人,使周羌二部从婚姻之好、升级为娘舅之亲。但周部族的联姻大计远不止于此,在公亶父与姜姓联姻后,季历娶挚仲氏太任而生文王昌,文王昌又娶了大邦的莘国之女,她们都是东面殷商的贵族之女,在公亶父之后,季历父子俩也是通过联姻的方式,与殷商故人攀上了亲戚。可见,周部族用姻亲关系维持政治联盟的做法,是被视作长期国策来贯彻实行的。这一部分,在下下集会做详细阐述,本集暂且点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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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季历并不是凭子而贵,而是背靠母族的势力而继承大统,反过来,文王昌接过了季历的事业,与他的母亲是“大邑”商族的贵女也是分不开的。因此,公亶父之所以传位给季历,其出发点再明确不过,那就是让实力尚弱的周部族活下去,不要被强大的邻居吞并。

对于公亶父的心事,年长的太伯、虞仲如何不知?为了不让父亲为难,《史记·周本纪》说二人逃入“荆蛮”之地,文身断发,过起了蛮夷一般的生活。

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亡如荆蛮,文身段发,以让季历。(《史记·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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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季历的这两位长兄到底去了哪里?又经历了些什么呢?

03太伯虞仲所去何方?

关于太伯、虞仲所去的“荆蛮”之地何在,自古以来莫衷一是。

其中最为主流的说法,依旧来自《史记》,太史公在《吴太伯世家》中说,太伯在荆蛮之地创立了个新国家,自号“句吴”。而由于太伯德行昭著,所以“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这个吴国,就是春秋晚期和越国称霸东南的姬姓诸侯国。

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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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太伯死后,吴国君位传到二弟虞仲一支,直到虞仲的曾孙周章在位时,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因为“周章已君吴”,周王只得封周章的弟弟、另一个叫虞仲的人到晋南地区,列为诸侯,这就是和虢国有着“唇亡齿寒”典故,又借道给晋国人“假途灭虢”、顺带亡国的虞国的由来。

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史记·吴太伯世家》)

照理来说,《史记》关于太伯、虞仲及其后代的故事,至此已经讲得完满。而且“虞”字下半部分本就是“吴”字,二者古音相同,实为一个字的分化,吴国、虞国的国君都是虞仲的后代,看样子,太史公的观点应该无懈可击才对。

但《史记》的记载什么都好,唯独有个问题令人费解——那就是吴国的位置实在太远了,不仅远离关中周原,就连吴国和所谓“荆蛮”所在的距离,也是山高水远,风马牛而不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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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周时期,“荆”在作为地名的时候只会代表一个地方,那就是楚国。楚国因为被封在“荆山”而被称作“荆楚”,因为文化落后,中原人又都贬称楚国为“荆蛮”。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荆就是楚,楚就是荆,“荆蛮”十有八九就是指代楚国。

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国语·晋语》

按照《史记》的记载,我们不妨还原一条太伯、虞仲离开周原的路线图——两位贤人从周原出发,若是走的陆路,最近的路线是南出武关、经南阳盆地来到江汉平原,待渡过汉水,才能到达荆山附近,然后建起一个叫“句吴”的部族,用仁义感化这里的荆蛮野人,聚集起了千余户人家。不知为何,太伯、虞仲还觉得荆楚之地不够偏僻,又拖家带口一路向东,在某个地方南渡滔滔长江,最终在今无锡市附近的梅里落脚,建立吴国。而相比陆路,水路或许是个更省事的选择,毕竟汉水、长江互相联结,但是按照当时的舟船条件,完成如此漫长的水路迁徙,显然风险和难度是呈几何倍数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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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此时公亶父最小的儿子季历都有了孩子,太伯、虞仲少说也得四旬开外,在当时都能算是老人了。虽然我丝毫不怀疑古人长距离迁徙的能力、毅力和魄力,但这里还是忍不住要问一句,周原和吴地相隔千山万水,两位老人家如果只是为了避位让贤,有必要躲这么远吗?这可是大半个中国的对角线呐!而且据说太王公亶父死后,太伯、虞仲还能赶回周原奔丧……这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他们订的是宝鸡到无锡的往返机票吗?

因此,从古自今都有人对《史记》的说法提出过质疑,不过最多也只能停留在猜测层面,认为所谓荆蛮也好、句吴也罢,会不会并没有距离周原那么远呢?

庆幸的是,身处当代的我们,有了考古学这个秘密武器,使得“太伯奔吴”这段先周著名的历史悬案,有了一种更为合理、也更接近事实真相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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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荆蛮句吴到底在哪?

1974年-1981年之间,宝鸡市博物馆在渭河南北两岸先后发掘出了一个叫弓鱼国的贵族墓葬,而奇怪的是,这个活跃在西周初年的弓鱼国,居然在任何文献中都未曾出现过。但在春秋时期吴国的青铜器上,吴国诸王对自己的国名的写法却各不相同,有写成工䲣(者减钟)的、有写成攻敔(攻敔王光剑)的、还有写成攻吴(攻吴王夫差鉴)的,由于弓与工、攻音同字通,鱼与䲣、敔、吴等字音同字通,因此尹盛平先生认为,文献中的“句吴”、以及吴国青铜器上的各种国名,很可能与宝鸡市境内发现的弓鱼国是同一名字。得到的结论是,弓鱼族就是太伯、虞仲所奔的“荆蛮”之地,而句吴也好、弓鱼也罢,就被太伯借用作本族的名字,直到后代被封到远在江南之地的吴国,依旧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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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下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要说弓鱼族是“荆蛮”,有什么证据么?

考古学家在对弓鱼遗存发掘后,发现西周时期“鱼国”的文化因素非常复杂,但源头基本确定是来自以宝山遗址为代表的陕南商文化。也就是说,鱼国是从陕南的汉中盆地北迁到关中平原的宝鸡市附近的。而在鱼国出土的青铜器中,最有特色的当属198件青铜兵器,这些兵器有着明显的蜀式风格,但考古学家却没有得出弓鱼国是蜀地宝墩、三星堆文化分支的结论,而是认为,鱼国属于分布在长江三峡地区、以宜昌路家河二期为代表的、夏商时期的巴文化遗存。

在巴人的传说中,他们的祖先廪君出于武落钟离山,位于湖北省长阳。而《世本》有云,“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可知巴族廪君蛮是源自巫山地区的诞族,或许是以渔猎为生,所以用鱼作族徽。故而,巫山附近很早就有鱼复的地名,即小说《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摆石兵八阵困住陆逊的鱼腹浦,据说就是巴人建立的鱼国所在地,而巴人中一个叫“鱼凫”的族人,甚至到蜀中创建了“鱼凫王朝”。至于北迁陕南、最后到达宝鸡的弓鱼国,大概率就是鱼国一个擅长使用弓箭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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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丁卜辞中,有着妇好征巴方的记载,有说法认为,巴方就是位于汉水下游以西,如今荆山至三峡之间的区域,所以尹盛平先生认为,弓鱼人之所以北迁到陕南,正是武丁征伐巴方的直接结果。而由于弓鱼族来自荆山,因此被关中人贬称为“荆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沚□伐巴方,受有又?(《殷契粹编》1230)

□□卜,□,贞王佳妇好令沚□伐巴方,受有又。(《殷墟文字丙编》313)

贞王佳妇好从沚□伐巴方,弗其受有又。(《殷墟文字丙编》313)

另外,在鱼国出土的青铜车辕纹饰中,这些短发纹身、上身赤露的小人形象,展现出弓鱼族男子的常规装束,这种奇怪的扮相,不正是《史记》中所说太伯、虞仲入乡随俗、“断发文身”的真实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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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太伯、虞仲所出奔的荆蛮,大概率就是这个此时位于陕南的弓鱼部落。

那么,新的疑问纷至沓来,季历能否顺利继位,太伯、虞仲真的只是去弓鱼族养老吗?弓鱼族为何又从陕南北迁到宝鸡?公亶父这次看似诡异的权力交接,又暗藏哪些罕为人知的神来之笔呢?

我是姬为毅,大周八百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