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12日，蒋经国收到从溪口发来的急电：“家里房子被炸母亲下落不明”。这让蒋经国惊痛万状，犹如晴天霹雳，他对司机毛宁邵说：“明天就走，你事先通知溪口，免得耽误行程。”
第二天天还没亮，蒋经国就带着妻子蒋方良、儿子蒋孝文，坐汽车昼夜兼程回溪口老家奔丧。毛宁邵中途没有休息，连开20小时，遇到桥梁烧毁，还得强行涉水而过，蒋经国等人在路上两天两夜都没有合眼。
汽车在溪口街上还未停稳，蒋经国就跳下汽车，在其他的人的扶持下，跌跌撞撞一直奔走到母亲毛福梅的遗体旁，哭喊着：“阿妈，阿妈！”
在12日这天，日机轰炸溪口，以蒋家故居丰镐房和武岭头文昌阁别墅为主要目标。毛福梅听到爆炸声后，慌忙从丰镐房内跑出，可是当她跑到大门口时，忽然想起儿子蒋经国买给她的那一对手镯，还放在报本堂的桌子上。她急忙折回去，拿起镯子，再往后门逃奔。这一念一动要了她的命。毛福梅和女佣阿王正在丰镐房二楼，赶紧扶着后头楼梯下楼，预备跑向屋子后方，阿王听到炸弹呼啸落下。她们打开后门时，三颗炸弹已落到不远处，气浪把毛福梅掀倒在地，身旁的围墙也被震坍，砖土严严实实地压盖在身上。阿王后来伤愈，可是毛福梅当场殒命。
担任蒋家账房的外甥宋涨生、教蒋经国妻子蒋方良国语的董老师等人被炸死，多人受伤。日机去后，逃出在外的人都先后回来，惟独不见毛福梅，四处寻找无果。当地政府接到求援消息后，立即派人赶到现场，发现丰镐房后门不远处屋弄有炸倒的墙头微微隆起，就雇了20个民工，点起灯火挖掘，这才将毛福梅的遗体挖了出来。
家中杂物在轰炸中全部毁坏，惟一完整的便是一床浅灰色丝棉被，蒋经国将这个遗物细心包卷，带回赣州妥善保存，作为纪念母亲毛福梅的惟一纪念品。每逢忌日里，他常铺开一再审视端详，凝思默念，以怀念慈母。
毛福梅之死就是日军的报复，蒋经国自然知晓，满腔怒火，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镌刻在石碑上，立于毛福梅罹难处。他悲愤地说：“这国难家仇，终身不忘，一定要洗雪图报！”
蒋经国守在灵旁，终日茶饭不思，以泪洗面，亲友街坊，无不动容。长辈们再三商议，并两次电报，请示蒋介石后，决定将毛福梅的灵柩暂放在她常念经的家庙摩诃殿内，待时局安定，再行厚葬。
不过追悼会是照例举行了，非常的隆重，不仅沾亲带故地全来了，溪口镇民和官员，浙江省、奉化县的官员也来了不少，蒋介石的侍从室也来了人。
据蒋经国的随从司机毛宁邵后来透露，蒋介石给毛福梅的后事费寄了一万元。当年十万元可买一架小飞机，可见花费之巨大。蒋经国坚持要匍匐奔丧，行大孝礼，蒋介石怕宋美龄知道后有意见，便进行劝阻，但怎样劝说也没能阻挡住，这也说明蒋经国的孝心与固执都非同一般。
丧事办完后，蒋经国并没有回赣州去，而是在溪口住了一个多月，在母亲灵堂前度过了春节。后因日军进攻，宁波吃紧，由溪口到金华的公路眼看就要破坏，形势所迫，蒋经国才不得不带着妻儿及随从人等，回到赣州。此后，日军连续轰炸溪口达13次，1941年4月22日溪口沦陷。
蒋经国在赣南专署西院办公室的办公桌上，放上毛福梅的瓷板像，写着“我母之像，经国泣书”，玻璃板上压着“争气”二字。后来，助理秘书李榕等人特意编辑了一本《毛太夫人荣哀录》，石印线装，厚厚一大册。出版后，不知是何原因，蒋经国却无此书，直到1946年元月他从杭州来函向赣州索要了几本。
1945年，蒋经国曾在日记中说：“近日心中有二事，终始不能忘者，一为先母罹难，此为余一生所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因未安葬，为人子者既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且何以慰先母之心放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
1946年4月，蒋经国在写了一篇短文，文中说：“二十年以前，当我离乡出国的时候，母亲曾经将其亲手所制缝的棉背心，穿在我的身上。后来自己所穿的衣服，都换上了‘洋服’，而这件土布棉背心，虽然比不上‘洋服’的好看和舒适，可是我始终将其当作无价之宝，认为这件背心，不但可以暖我身，而更可温我的心。棉背心是一种‘物质’但是因为这件棉背心，是慈母亲制，而尤其是穿到了遥远的北国，所以这件衣服的价值，已经不在土布和棉花，而是在人情和精神的。”从文中情节，可以看出母子情深，以及蒋经国对母亲的深情怀念。
1946年12月，蒋经国为母亲毛福梅举行了隆重的正式葬礼。溪口街上，一时间大员云集，国府顾问俞飞鹏、浙江省主席沈鸿烈、贵州省主席杨森以及当地要人都到场了。
蒋纬国和夫人石静宜也专程从上海赶来，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俩身披重孝，忙里忙外，整个安葬仪式持续三天，待到毛福梅灵柩入土，蒋经国已疲惫不堪了。帮忙的人也把亲朋好友和社会各界送来的礼物清点好了，蒋经国对他们说：“除亲戚必须还礼的以外，礼物平均分配，赠与本县孤儿院、育婴所和育幼所三机关。”
毛福梅死后，她被当作“蒋母王氏义女”、“蒋介石义姊”，载入《溪口蒋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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