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章惇同榜进士，在那个时代，同年之谊关系很不一般。
后来一个做凤翔签一个做商洛令，经常一起游山玩水，饮酒唱和，用现在的话说是一对好基友耍得不亦乐乎。若非后来王安石变法导致两人站在不同立场，他们的友好关系一定能成为文坛不朽的佳话。
然则，政治使人变异。父子皆可成仇，何况只是异姓兄弟？中间几十年两人相爱相杀不一而足，乌台诗案里章惇曾为救苏轼出力，建中靖国时北返对苏轼也对章惇寄予了同情。对于垂垂老矣的二人来说，你踩我我踩你的日子已经不必再有，与先是朋友后为仇雠的同僚和解，就是与自己和解。
然则，当事人放下，不代表其他人也会放下。
南宋王明清《挥麈余话》就认为，早在新旧党争之前，章惇就已对苏轼十分不满，原因则是他去湖州做知州时，苏轼《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里的第一句：
方丈仙人出淼茫，
高情犹爱水云乡。
湖州近太湖，苏轼此句，无非是以太湖比大海，湖州比海中三神山之一的方丈山。下句则用典，化用唐末郑谷《寄湖州从叔员外》里的“远看城郭里，全在水云中”。
首联点出的，就是章惇要去的地方，极言那里风景优美，你这样高情商的去了必定如鱼得水。
然，王明清说，章惇乃是“早岁不自拘检”的父亲章俞与年轻守寡的岳母所生。杨氏胚珠暗结，本欲打掉，为其母所阻。一朝分娩之后，用一个装着水的盒子将娃儿放在里面，送给了他的父亲。
章俞毫无廉耻之心，反而说，“此儿五行甚佳，将大吾门。”
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小伢子，将会光宗耀祖啊……
几十年后，苏轼以此入诗，章惇“以为讥己，由是怨之”。
冤有头债有主，苏章之仇自此始。
这个故事如此知名，以致于研究苏轼的名家、清朝前中期的查慎行、冯应榴都深信不疑。
但之后的王文诰却不这样看，他力驳说：
公如知有其事，惟当怜惇之不幸，何忍揭其所生？且公陷台狱，惇力解之；公谪黄州，惇力劝之。凡此皆可以明惇之心，不得以元祐国是为仇而牵涉之也。此乃元符以后受惇害者，特扬其丑，借公为播传地耳。惇父子固不足惜，但公自海外还，闻惇谪雷，惊叹弥日，且嘱黄师是开慰其母，以是知必无此心矣……查注、合注引以释诗，即于公人品心术，殊有关系，不可诬也，故为正之。
此段意思是：
一、苏轼就算知道，也不会揭人隐私，只会内心表示同情。
二、章惇如果不爽，后来怎么会去营救苏轼？
三、这是有人用苏轼当嘴替，浇自己之块垒——当然，那些人肯定也觉得，这是给苏轼出了气，他们认为，苏轼早知道章惇出身不好，长大也不会是个好货。
四、此事看似是在帮苏轼，实际是在诬蔑他，帮的是倒忙。
王文诰的分析，当然更加有理。借权威替自己代言的，如今不也很多吗——鲁迅说过，小马说过……不绝于目，所用之法，古已有之。
王文诰还有一点没有提到，相比苏家，章惇实乃世家大族，自残唐五代以至新宋，先祖封王为相为尚书者，代有所出。章俞的“将大吾门”，还大到哪里去？做皇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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