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一生拼命做官，贪恋权势，但你不能据此说他是权臣，更不能说他是奸臣，纵然他在朝堂上的身影有庸俗色泽，但他的庸俗里却也包含着担当，包含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尤其在他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候。

甲午战败是李鸿章官场辉煌的转折点，戊戌变法期间，他被逐出权力中枢，赋闲在京城贤良寺，门庭罗雀，如履薄冰。

清廷对汉臣总是冷酷寡恩的，七十五岁那年，李鸿章又遭到难言的羞辱，慈禧太后竟令他这样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去勘察黄河。（据说这是慈禧身边红人荣禄在背后捣的鬼。）

那时正值寒冬腊月，李鸿章沿着寒风刺骨的河沿一走就是四个月，风餐露宿，凄凉悲苦，身边只有一位忠心耿耿的周馥。

但此番遭遇并没有让李鸿章绝望，除了承自曾国藩那里的一个“挺”字，他自身还有一个“通”字。回到京城后，为了尽早走出官场困境，他开始低声下气地走荣禄的门路，用大笔银子上下打点，希望能得到外放的机会。

李鸿章探得了一个官场内幕，荣禄的政敌刚毅（此人为争夺翁同龢开缺后留下来的协办大学士，正与荣禄闹得不可开交）在广东募集了为数可观的报效银子，和两广总督谭钟麟走得很近。朝中大员与封疆大吏勾结，这是朝堂大忌，李鸿章将这个内幕透露给荣禄，荣禄趁机向慈禧太后建议，不如将谭钟麟调来京城，让李鸿章外放两广。

慈禧答应了。

荣禄为李鸿章说话，并非出于真心相助，而是他始终视李鸿章为潜在的掣肘，以打击刚毅一派的方式，卖李鸿章一个人情，叫他远离权力中枢，在荣禄看到，这是一石二鸟。

李鸿章获得外放两广的机会，还有另一种说法：慈禧有意废黜光绪，曾派荣禄夜访李鸿章，希望李鸿章出面打探一下各国公使的态度。李鸿章抓住送上门来的难得机会，“狡猾”地说，如果朝廷任命他为两广总督，各国公使一定会前来庆贺，借此场合打探消息，既不失体面，又可确保进退有度。

不管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史实，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早已古来稀的李鸿章，是没有官场隐退之心的，虽然处境艰难，但他从未放弃保地位、谋利益。

如愿以偿外放来到广东之后，李鸿章的心境依旧有些灰暗。在与相熟的老乡、南海知县裴景福谈心时，李鸿章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到了这个地步，死后能和左相（左宗棠）一样，封个“文襄公”的谥号就不错了。

李鸿章的感言中有悲观，也有不甘，在内心深处，他是希望有机会来改变“这个地步”的。

然而，当这样的机会在半年后真的到来时，李鸿章感受到的不是欣慰，而是焦虑、忐忑以及巨大的压力。

李鸿章不是乱臣贼子，对于1900年京城闹起的义和团，李鸿章没有乱中谋利之心，一开始他的主张很明确，朝廷应该尽快围剿，否则必酿大变，但宦海沉浮多年，李鸿章从来不是直臣，加之已被边缘化，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沉默不语、静观其变。

在李鸿章静观其变时，京城的形势急剧恶化，5月底，义和团拆毁卢沟桥到保定之间的铁路，击杀前去镇压的清军将领杨福同，6月初，义和团大量涌入京城，四处滥杀，围攻各国使馆。

见局势几近失控，正在汉口督办卢汉铁路的盛宣怀正式奏请朝廷派聂士成部迅速剿灭义和团，同时恳请东南三位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也能电奏请剿。

对于盛宣怀所请，刘坤一、张之洞给予了积极响应，但李鸿章却始终按兵不动。他私下告诉盛宣怀，朝廷为载漪、载澜辈“群小把持”，慈禧一意回护，眼下时事非外臣所能匡救，言下之意，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

到了6月10日，英国人赫德也向李鸿章发来急电。在急电中，赫德告知李鸿章，京城局势危险已极，稍有不测，各国必定并力大举，清廷危亡即在旦夕。李中堂应立即电奏太后，务必保护使馆周全。

但李鸿章仍没有轻举妄动，他只是将赫德电报全文发给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个人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从面上看，如此沉默、委婉，这是典型的官场老狐狸做派，但私底下，此时的李鸿章却比官场老狐狸复杂的多。

据日本人宫琦滔天的《三十三年落花梦》披露，1900年5月下旬，正在香港活动的兴中会负责人陈少白，建议孙先生，趁目前的混乱局面，争取与李鸿章合作，在两广地区自立。

当时，李鸿章身边的重要幕僚刘学洵，在得知兴中会这一动向后自告奋勇地向李鸿章表示，他认识孙先生多年，可以设法让孙先生到广东来听从傅相命令。

李鸿章默许了。

6月11日，孙先生在郑士良、宫琦滔天等人的陪同下，从横滨乘船启程，17日抵达香港海面。李鸿章闻讯，派曾国藩长孙曾广铨率“安澜”号军舰前去迎接，并邀请孙先生到广州面谈。

但陈少白却在此时密告孙先生，有人向他透露李鸿章还没有最后下定独立的决心，而且听说总督衙门的一些幕僚有借机设陷阱，逮捕来人的计划。

据陈少白本人回忆，他还用当年苏州杀降的旧事提醒孙先生，李鸿章心狠手辣，很有可能翻脸不认人，安全起见，最好不要贸然上岸。

孙先生权衡之后，听从了陈少白的意见，最后只委派宫崎滔天等三名日本人为代表，上岸谈判。

因为孙先生没有露面，李鸿章自然也隐到了幕后。李鸿章的代表刘学洵向宫崎滔天表示，在八国联军没有攻陷京城之前，李鸿章不会公开表态。宫崎滔天则表示，他们可以先展开活动，但前提必须保证孙先生等人的安全，并要借一万元作为合作条件。

李鸿章考虑再三，先付了三万元。

然而，当谈判结束，宫崎滔天等人被军舰送回香港海面时，孙先生因为对李鸿章抱有极大的戒心，他所乘坐的轮船已经启锚向西贡驶去，就这样，一场本就没有互信的合作，失去了所有的可能性。

颇具意味的是，就在试探与孙先生合作可能性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5日，李鸿章已经接到了慈禧令其“迅速来京”的上谕。一面是朝廷的催促，一面是密谋自立，可以说此时的李鸿章，想的更多的是乱局中的宏图，而不是对朝廷的忠诚。

复杂的历史人物都是高明而微妙的变色龙，李鸿章更是如此，世人很难看清哪一种色泽才是他的本色，又或者说，一时一色才是他的本色。

6月21日，在载漪等主战派的蛊惑怂恿下，慈禧为了捍卫一向视为生命的权力，终于失去所有理智，陷入可怕的疯狂，就在这一天，她不顾一切地向各国列强发布了清廷《宣战上谕》。

对于这份诏书，李鸿章的反应出奇的明快而果断。6月21日是农历五月廿五日，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李鸿章率先表示：“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

有李鸿章这一句不仅高明而且果敢的定调之语，刘坤一、张之洞紧随其后，“东南互保”从而得到了有效落实。

年近八十的李鸿章真可谓老当益壮，宝刀如新，近乎在一周之内，他就从密谋自立的野心家，变身成了捍卫东南的社稷担当之臣，可见他这条官场老变色龙在权名利面前，是永不知倦，永不甘寂寞的。

东南互保的朝堂潜台词，慈禧是心知肚明的，李鸿章虽不想卷入乱局，但忠心的窗户纸他还是不愿捅破的，于是在7月3日、7月7日，慈禧又连续向李鸿章发出了两道催促上谕，令他迅速来京，毋稍刻延。如海道难行，即由陆路兼程北上，并将启程日期先行电奏。

此时的李鸿章虽有乱世枭雄之想，但他终究不是乱世枭雄，加之已经老朽不堪，因而在慈禧的一再催促下，他的内心便渐渐开始倾向北上救局，但有一个前提，朝廷必须把他失去的还给他。

慈禧见有所保留已很难驱使李鸿章，只好在7月8日再下一道紧急上谕：“命直隶总督由李鸿章调补，兼充北洋大臣。”

得到了想要的，李鸿章没有了犹豫的理由，7月12日，他终于动弹起来。

离开广州时，李鸿章的内心既慷慨自负，又悲观凄凉，这正是他不愿挥去的历史宿命。

行前，他曾对裴景福表露了内心的真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