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蒋介石要从四川调运10万担军粮。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说：“四川的粮食四川人要吃，还有这么多中央军驻在四川，也要吃。”拒绝调运粮食出川。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地方军和中央军面和心不和是天下皆知的，但像邓锡侯这样，完全不给蒋介石面子的，还是较为少见。

蒋介石怒不可遏，下令让邓锡侯飞往南京“面圣”。虽然是四川的“土皇帝”，但看到蒋介石真的发火了，邓锡侯也无法淡定了。他立即飞往了南京，不过没有第一时间去见蒋介石，而是连夜去拜访了行政院院长张群。

邓锡侯向张群打听蒋介石见他究竟是何事，张群在官场混迹多年，自然不可能将实情和盘托出。一阵太极拳打下来，邓锡侯心中的焦虑非但没有消除，相反更加没有底了。

也难怪，以蒋介石的心狠手辣和政治手腕，邓锡侯弄不好要身首异处，身败名裂。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邓锡侯还是在第二天拜见了蒋介石。

“晋康兄，你本来是军人出身，天天弄政治发挥不了特长，还是到军队里来吧。”蒋介石一字一顿地说道。

“是是是，听从委座吩咐。”邓锡侯一边频频点头，一边拿起手绢擦汗。

邓锡侯明白蒋介石这是夺权，但他心中的石头依然落地了，撤官削权总比入狱杀头好太多了吧。

虽然蒋介石的命令一言九鼎，但必要的程序还是要走的。邓锡侯亲笔写下了辞职信，蒋介石一个字也没有说立即批复“同意”。

不仅如此，第二天的报纸上，已经刊登出了邓锡侯辞去四川省主席的新闻，由江西省府主席王陵基接替。

王陵基当时正在南京，在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陪同下拜访了邓锡侯。除了说些客套话之外，基本上可以算作非正式的工作交接了，这点却让邓锡侯心中很是不舒服。

邓锡侯经营四川多年，手下有一帮铁杆兄弟。比如九十五军军长黄隐，在听说蒋介石如此对待邓锡侯之后，忍不住破口大骂，大有揭竿而起的架势，幸好被身边人拦住，才避免酿成大祸。

实事求是的讲，邓锡侯不听命令，这在战争年代无疑要被军法从事的，蒋介石对他如此已经是网开一面了。

邓锡侯早年深得蒋介石信任，甚至被当作心腹来培养，被蒋看作在四川能够抗衡刘湘刘文辉的一枚重要棋子。

可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邓锡侯依附保定系，又支持桂系的做法让蒋介石很失望，渐渐地被疏远。

1948年3月，我党在内战中已经逐渐占据上风，中国未来何去何从尚在扑朔迷离之中。关于自己未来的去向，邓锡侯专门去上海拜访了张澜。

张澜对邓锡侯一顿劝慰，然后给他分析当前局势，认为以当前兵荒马乱的情形，有军权肯定比有地方上的权力重要的多，因此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邓锡侯听得频频点头，最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不久后，蒋介石的任命书下来了，邓锡侯被委任为川陕边区绥靖主任，驻地在汉中，川陕交界的地方。

明眼人一下就看得出来，这是要逐步把邓锡侯排挤出四川的节奏。

邓锡侯不愧是称霸一方的诸侯，关键时刻也有高超的应对之策。他公开发表了4月9日就写好的由上海寄回的《告别川人书》，声称会尽快到汉中任职。

但事实上邓锡侯却一直拖着，他不断与刘文辉、潘文华等进行密谋，三者在四川建立犄角之势，一旦有情况发生可以互相帮助。

此外还有鲜为人知的一点，邓锡侯与我党方面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

早在20多年前，朱德总司令参加蔡锷领导的部队，在四川时就与邓锡侯结识，两人建立了较为深厚的私人情谊。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锡侯隶属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在一次战斗过程中，本来应该给予支援的阎锡山部队迟迟没有到来，导致邓锡侯率军撤退过程中摔到了沟渠之中，是附近的八路军部队救下了他，否则他在那时就为国捐躯了。

后来，邓锡侯率军在洪洞县附近整编，恰巧离八路军总部武乡县较近，邓锡侯因此得以与多位八路军首领结识，并被他们身上的人格魅力和家国情怀深深折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邓锡侯逐渐对蒋介石失去了信任，他开始与我党在情感上更加亲密。

组织上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个变化，派出地下党员刘连波不断与邓锡侯接触，给他讲授革命的道理，劝解他认清当前的大势，尽快弃暗投明。

邓锡侯这时候收到了上海张澜的来信，张澜劝他走傅作义的道路，不但让人民少流血，还能够为国家多做贡献。

在多方努力之下，邓锡侯终于走上了起义投诚之路。我党不仅没有念及旧恶，还对他委以重任。建国后他官至四川副省长，并最终得以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