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天，被病痛困扰了37年之久的朱令，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

她本该有着灿烂的未来，却因为铊中毒，半生都困在轮椅上，靠父母照料。

朱令到去世，都没有等来真凶落网，这是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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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案件本身。

这个案件本不应该成为悬案。

有作案动机，能够接触到铊且有投毒条件的人并不多。锁定范围内人群之后，加大询问力度，一般人可能就会露出马脚，进而顺藤摸瓜找到物证。

当时，确实有这么一个人被锁定，那就是孙某。

至于为什么没有将孙某定罪，只有两种可能，一种便是孙某确实不是凶手，另外一种则是她心理素质过硬，顶住了压力。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很多人猜测的有权力介入干预。

孙某的家庭背景确实不一般。她的祖父有地位且有威望，至于另外一位与她关系其实并不是很近，是她祖父的侄子，并不是亲伯父。

本案侦查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当干预，应该有蛛丝马迹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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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孙某到底是不是凶手？

1998年8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与朱令家属的一次正式会面中，确认了以下事实：确认朱令是铊盐中毒；确认清华大学实验室购买过铊盐，对铊盐的使用未经严格管理和登记；排除朱令本人及其亲属接触过铊盐。

也就是说，基本可以确定朱令确实是被人恶意投毒。

孙某被怀疑，是因为她可以接触到铊，并且疑似与朱令存在冲突。

另外，事后的一些事确实疑点重重。

在4月28日至5月7日期间，朱令宿舍发生了一起“失窃案”。当天来查看的民警事后告诉朱令家人，钱散落在地上；与朱令联络过的清华一位老师告诉他们，朱令的杯子后来在同学打扫卫生时，在宿舍床底下被发现。

很显然，这次“失窃”背后并不简单。

2006年1月12日，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当年指导孙某本科论文的教授承认，当年自己和孙某因为课题需要都接触了铊盐，但教授强调：“仅仅说只有我和孙某能接触到铊盐是不对的，当年我只是一名讲师，参与的是一个大的课题组，有其他教授和同学参加这个课题组，而且这个课题组也不止我们清华一家单位。”

也就是，孙某并不是唯一可以接触铊的人。但，其他人似乎没有作案动机。

警方曾询问孙某八个小时，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再回到家庭背景这个问题上。

根据百度百科，孙维的祖父为孙越崎，曾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堂伯父是孙孚凌，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受害者也并不是普通家庭。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曾是国家地震局的高级工程师，朱令的母亲朱明新曾是中国远洋集团的高级工程师，朱明新的父亲朱启明，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曾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担任顾问。

孙维曾在网上回应过她爷爷为她向国家领导人求情的传言，孙维称1997年她爷爷已过世，而此时本案未结案。

1997年10月23日，市政法委书记召开了公检法“三长会议”，认为“直接证据不足，案件继续侦查难度大”，经中央领导批示后，1998年8月25日，警方“结办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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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真的是因为权力干涉才不了了之的吗？

《燕大校友通讯》1997年8月第24期刊登了国家领导人对朱令案的呼吁文章，提到“校友朱焘谱同志转交我的关于他外孙女朱令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发生铊中毒事件的详细材料”，并呼吁燕京校友和社会各界友人发起捐助救援活动。

该案当时的社会影响并不小，甚至国家领导人都曾关注过。

那么，为什么还是破不了？

因为办案子不是小孩过家家，要讲究证据。

该案立案时，已经过去了半年之久，中毒现场、投毒现场、投毒工具、毒的来源等等，已无法查证……

投毒案，发现时间晚、现场环节容易受污染、关键证物容易灭失，是该类案件的特色。

那么，为什么拖那么久才报案？因为一开始并没有确定朱令是铊中毒。

2000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协和医院不作为的行为导致被鉴定人朱令病情被诊断延误”为由，判决协和医院补偿朱令医疗等费用10万元人民币。

一切都要建立在证据之上，时过境迁之后，只能一声长叹。

不唯口供，可能会让坏人逃脱法律制裁，但也能保护我们不被屈打成招。

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抓到真凶，还被害人一个公道。

碧海青天夜夜心，投毒的人，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不后悔不害怕？希望该案早日水落石出，让作恶者得到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