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体系中的“新农业革命”

文｜黄宗智

明清以来，中国农业的劳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导致了越来越高的亩均劳动投入，为的是尽可能提高稀缺土地的亩均产量来支撑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其中，不仅是某一种作物的更加精耕细作，更是转入更加劳动密集化的作物来尽可能提高按亩收益来支撑家庭所需——一个显著的实例是从粮食种植转入棉花、纱、布生产，后者所须的亩均劳动投入（包括妇女、老人、小孩）要18倍于粮食(180天相比10天)，为的是才3、4倍的产值。结果是，边际劳均报酬持续下降。笔者将那样的总体趋势称作“农业内卷化”。

进入1980年代，中国的内卷型农业经历了一种笔者称作“新农业”的“革命”。之前，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基本食物消费模式是一种最简单便宜的8：1：1型的粮食、蔬菜、肉食模式，直接反映了其农业内卷基本实际和农村人民贫穷的生活水平。从1980年代以来，则由于伴随人民的收入上升而来的食物消费转型，逐步形成了如今已经基本是4：3：3的粮食：蔬菜：肉食模式，连带改组了中国的农业。

那样的食物消费需求推动了“内卷化”农业中的“新农业”的兴起。新兴的农业的特点是“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特别是小、中、大（一、三、五亩地的）的拱棚蔬菜，以及几亩地的果园和小规模的“种养结合”小农场。如今，那样的相对高值（笔者称作）“新农业”已经占到中国耕地面积的1/3、农业总产值的2/3,支撑了人们的新型食物消费，堪称一场“新农业革命”。它是内卷化农业大环境中所产生的新农业革命，与一般意义的农业革命颇不一样。其主要内容是非常小规模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农业生产。

更有进者，伴随人们收入的提高，以及中国的工业化，如今中国的粮食种植较大比例也已经演变为一种相当高度机械化的小农生产。如今，出于农民兼业化和劳动机会成本的考量，大部分种植粮食的小农场都会雇佣在全国各地广泛兴起的、相对小规模的商业化“机耕、播、收”服务业，据此，粮食种植已经成为一种每亩地只须自己投入五六天管理时间的“兼职”工作或老人工作。这样的变化也可以被视作另一种“新农业革命”的现象。虽然，其基本生产单位依然主要是小规模小农户。

与中国相比，西方的食物消费模式则长期以来一直偏重相对昂贵的肉食，对比中国之前的8：1：1食物消费模式，也许可以用2：2：6的面包+马铃薯、蔬菜、肉食模式来描述，相对偏重用地更多和价值更高的肉食。其农业现代化所展示的是，越来越高度的规模化和机械化。所反映的是，其相对人少地多的基本农业实际。这样的不同的根源是双方人地关系上的基本不同，无所谓优劣、高低。

两种模式说明了中西农业结构的基本不同。中国的农业模式反映的是其“人多地少”的基本实际。高度劳动密集化的“小农经济”是其农村的最基本、最重要、最能支持最高密度人口的模式。无论是中国之前压倒性地偏重小农场粮食种植，还是后来在其中呈现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新农业的演变，都是小面积高度劳动密集化的小农场。

如上所述，在1980年代以来的近几十年中，中国的食物消费模型已经从之前的8：1：1粮食：蔬菜：肉食结构转入4：3：3的模式，但其所反映的不是其小农场的终结，而是其顽强持续。小规模农场的根本模式并没有变，所变的主要是广大消费者（包括农民）伴随收入的显著上升，逐步转入更高值的食物消费转型，因此而带动了小规模蔬菜（和水果）生产和小规模肉（禽鱼）食生产的“新农业”的广泛兴起。

而西方则前后一贯地延续了其相对中国农业而言比较粗放的地多人少的基本农业模式，无论是马铃薯、小麦等面包、蔬菜、还是肉食的种植，都基本相对粗放。譬如，在蔬菜种植方面，极少有中国已经是较普遍的（1、3、5亩地的）小、中、大棚“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小型“设施农业”，或几亩地的小规模水果种植或种养结合。其所反映的还是相对地多人少的基本实际。其特点之一是较低的单位土地劳动投入，较高的劳均土地面积。

两种农业模式中，中国的无疑在单位面积产出和产值上都要远高于西方，但单位劳动力产出则相反。其中关键毋庸说是在两地“人多地少”和“地多人少”的基本差别。过去如此，如今也仍然如此。

据此，也说明，无视两者之间人地关系的基本不同来将其相比优劣是没有意义的。譬如，无视两者基本性质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坚持直到18世纪末中国农业与西方农业没有差别，劳动模式和报酬也没有差别，借此来争论中国农业要么和西方同样地富裕、“先进”，要么比西方优越。那样的论点仅是一种感情驱动的研究、无视两者实质上的基本客观条件的不同，大多主要源自试图争论中国优越或相等于西方的动机，没有太大真实意义，耗费了众多学者们好意的爱国情怀。

真正重要的认识是，两者没有哪方更优越或先进或落后的含义。澄清、认识、分析两种不同实际和演变道路才是我们求真的学术所真正须要掌握和说明的问题，而不是陷入没有意义的孰优孰劣的争论。那样的研究既不能协助我们认识、了解中国和西方的过去，更不能协助我们思考适合中国未来的农业发展出路。唯有脚踏实地、符合两者间的基本客观条件的不同的认识，而不是没有意义地争论孰优孰劣，才是我们求真的研究目的和进路。

认识到上述的基本不同，我们才能够将一系列过去误导我们研究的不恰当、不适合中国实际的前提设定与概括置于一旁。首要的是“规模经济效益”的教条。这是来自西方现代化经验的“现代经济学”的主要概念——根据西方的经验而认为，唯有通过现代资本投入和机械使用与规模化生产，包括农业在内，才可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进发展。中国在“大跃进”时便比较极端地犯了脱离实际、误解“规模化”的错误。之后，有的学者们仍然一根筋地试图强调、夸大中国现今的规模化农业，无视其小农经济根本实际。

将“现代的”和“科学的”等同于规模经济而无视中国的基本历史实际促使学者们简单认为中国的发展出路只可能是和西方同样的规模化大农场生产，认为据此才可能导致真正的“现代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因此，将规模化设定为唯一的农业发展道路，并一再偏重、夸大中国规模化了的生产。直到2018年，由于国家政策终于特别突出小农经济的关键性和根本性，中国的农业研究方才初步扭转了之前的错误。中国需要的是，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研究和发展出路，不是硬套西方的农业发展道路。

部分由于此，中国在真正为小农生产提供“纵向一体化”的连接“大市场”的方面，还做得很不够。如今，小农场面对的仍然是，昂贵的加工和销售服务问题，只有较有限的由国家组织的为他们提供“纵向一体化”的服务，更没有小农户自身通过合作而组织的服务。因此，小农户所得仍然仅仅是其所生产的市场价值的较小部分，必须依赖小商小贩和商业资本的层层收费才能进入大市场。结果是，小农户生产收益被严重压低，只可能长期处于社会底层。

吊诡的是，反倒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小农户由于高度偶然的历史原因，特别是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司令部（或美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一组进步人士的设计下，建立了美国自身所没有的由小农户社区自身来建立应对大市场的组织和服务，因此而获得较高比例的回报，藉此避免了像中国这样的低收入农业和城乡差别悬殊问题。

上述的一切都在笔者的四卷本小农经济研究中详细论证，从最早的主要是关乎明清和近代以及现代早期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6）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与乡村发展》（1992），到后续的关于中国当代的《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2014）（其相当部分内容亦可见于笔者2010年发表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以及《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2020）四本书。这里非常简单地介绍并拧出全套四卷本著作的一些要点。

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