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2月26日晚，新四军1师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新四军东南警卫团团长和政委同时牺牲。
闻听消息，师长粟裕在电话里对旅长陶勇吼道：“你是不是说错了，这怎么可能？”
陶勇复述一遍：“师长，他们确实牺牲了。”
那一刻，粟裕泪流满面，但是他依旧疑窦丛生，不相信这是事实。
牺牲的团长名叫王澄，祖籍江苏镇江，1914年出生于上海一普通职员家庭。1938年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次年入党。
由于他是高中学历，对军事上的东西领悟很快，因此指挥能力提高迅速，在部队里迅速成长。1940年6月，王澄已经是新四军3纵5团团长，在著名的郭村保卫战大显身手，一战成名。
在不久后的黄桥决战中，王澄同样表现出色，受到上级嘉奖。
1940年12月，王澄再进一步，升任新四军1师3旅副旅长兼5团团长（后改为1师3旅8团团长）。
1942年夏，王澄赴苏中党校学习，回来后担任东南警卫团团长。
在之后的抗日反“清乡”斗争中，王澄机智勇敢，指挥镇定，多次袭击灵甸镇伪军，拔掉敌人据点，伏击来犯日军，搅得敌人鸡犬不宁。
1943年12月，驻军如东县掘港镇期间，王澄率部同六倍于本团的顽军激战3昼夜，把敌人打得满地找牙，哭爹喊娘，惨败而归。
当时伪军有句口头禅很流行——“宁碰阎王，别动王澄”。
和王澄一起牺牲的政委名叫鲍志椿，是常熟王庄乡人。跟王澄一样，他也是高学历出身。
1943年3月，鲍志椿由军分区宣传科调任海启县委副书记兼东南警卫团政委。巧合的是，二人都是1914年出生，都在上海读书，牺牲在同一天。
二人同一天牺牲不错，但是关于二人牺牲的过程，却有不同说法。
一说，死于战斗中；这个说法见于《镇江日报》。
“1944年12月26日早上，日伪军到苏中清乡，突然包围了启东新四军驻地。时任东南警卫团团长的王澄和海启县委书记兼东南警卫团政委的鲍志椿立刻组织战士们反击，在战斗中遭遇日军埋伏而牺牲。”
还有一种说法，遭到日军狙击手射击牺牲。
1944年12月25日晚，王澄和鲍志椿带着警卫团在聚星镇东北海中区表东乡三友村宿营。
得知敌人将要偷袭我军，便一同外出察看地形，打算伏击敌人。结果，被潜伏在不远处的日军狙击手发现，二人先后中弹身亡。
第三种说法，过程跟第二种说法相似，但是强调说，王团长和鲍政委是被日军狙击手的同一发子弹击中。
同样是牺牲，却有三种不同说法，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弄清真相，告慰英灵。
先看第一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如果是事先获得敌人要来的情报，我军肯定会比较主动，有较为充裕的时间来应对。
既然那样，会有两种选项：打埋伏或者转移。
如果没有事先获得情报，说敌人要来，发现敌人的肯定是我军哨兵。
那时候，敌人肯定到了跟前，枪声已经响起，我军根本来不及打日军埋伏。在此情况下，政委和团长如果在一起的话，那就犯了兵家大忌，作为身经百战的指挥员，王澄不可能跟政委一起到前线。
即使他们身先士卒，也要在不同地方，分别指挥战斗，这样一人遭遇意外的话，另一个人还可以指挥全局，不受影响。
这是军事常识，身经百战的他们不会违规。由此可见，当时二人在一起，肯定不是在战斗进行中。
相比之下，《中共启东地方史》说得比较客观。
1944年12月25日晚，警卫团主力在聚星镇东北乡下宿营，团部在海中区巴掌镇附近宿营。
两地相距约5公里，这样的话等于把鸡蛋装在两个篮子里，不会让敌人一网打尽。如果爆发战斗，还能相互增援。
在抗战期间，宿营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都是这样做，因为敌强我弱，最怕敌人偷袭，住在一起有可能会被一锅端。
这时候，王团长获悉消息，日军出动了。但是他们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还无法确定。王澄团长获悉这一情报，就让侦察员继续侦察。
一方面，他也不能不做准备，跟政委鲍志椿出去观察地形，设想敌人如果来的话，如何对付。
岂不知，日军早已通过科学手段，侦听到了警卫团的电台电波，锁定了团部的位置，打算进行偷袭。
在大队人马来到之前，日军特工队已经先行一步，进行监视。
26日晨，王澄同政委鲍志椿在村外察看地形，埋伏在远处的日军狙击手发现了他们，端起三八步枪扣动了扳机。只听一声枪响，“两人同时中弹牺牲”。
这个被偷袭的过程比较可信，符合情理。
那么，到底是一枪还是两枪？
根据当事人回忆，王澄团长首先被击中，当场牺牲。而鲍志椿随后中弹，当时并未牺牲，因为伤势太重，失血过多不幸牺牲。
按照常识，既然敌人要来，既然察看地形，大家警惕性肯定很高。
王澄团长中弹之后，鲍志椿（肯定还有警卫员若干）和大家第一反应是掏枪还击，警卫战士出枪可能更快。
别忘了，这是一个警卫团，战士们都是挑选出来的精英，枪法肯定没问题，反应能力也不会慢。而狙击步枪不是连发，大多是单发，38步枪也不是自动步枪。打完第一枪，再打第二枪，需要一个间歇。
这样的话，敌方狙击手怎么可能还会有机会击中鲍政委？
敌人狙击手是有备而来，看到二人的样子像是指挥员，便直接瞄准、射击。我方战士要做的，一是抢救团长，二是保护政委，三是反击敌人。
如果是二人一前一后走，狙击手射出一发子弹，打中了王团长，靠着惯性又射中了鲍政委。这种是绝对低概率的事件，二人都是在移动的，怎么可能那么巧？
剩下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日军个个枪法都很好，当时是两名日军同时或者几乎同时向团长和政委完成了射击。
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各交战国出现不少神枪手。
如芬兰的海耶，一人枪杀505名苏军。德国的马豪斯，死在他枪下的盟军战士多达345名。乌克兰的琴科，猎杀303名德军。苏联的瓦西里，击毙242名德军。美国的卡洛斯，杀敌93名。
但作为轴心国的日本，却从没有诞生过王牌狙击手，这正常吗？日本人做事认真，训练刻苦，既然如此，为何日军王牌狙击手罕见？
这是因为，他们整体的射击水平高。
日本陆军最重视射击和白刃战训练，新兵进入军队后，要先经过5个月的集训，除了队列训练，就是射击和白刃战训练。
二战中，日本都能造出航母和零式飞机，为何不造半自动和自动步枪？
一是日本认为日军士兵应该打得准，用自动武器就是投机取巧，浪费子弹。他们还认为，跟美军那样靠弹雨取胜不光彩，不符合武士道精神。
二是日军缺乏资源，尤其是受到美国制裁之后，原材料短缺，这就更要珍惜子弹。
而在此情况下，射击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日军步兵的训练，包括立姿加重持枪长瞄、夜间百米外射击香火头训练；避弹奔跑及在避弹奔跑情况下还击方法。甚至狙击与反狙击，也是每个日军步兵的必修课。
这样的日军根本没有必要专门刻意培养狙击手，他们的士兵整体实力都很强，所以不去统计谁杀了多少敌人。唯一的解释是他们的整体射击水平较高。
当然，专门的狙击手还是有的。
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也很少出神枪手，不是战士们不行，也不是战士们射击水平普遍较高，恰恰是因为他们缺乏弹药，不可能浪费宝贵的子弹去训练。
训练一个神枪手，需要至少上万发子弹，不但我军，就连国军也舍不得。
我军的神枪手，一是曾经的老红军或者是旧军人，二是曾经是好猎手，三是靠天赋。
日军射击水平越高，说明抗战越艰苦，前辈们参与的战斗越残酷，胜利从来不是天上掉下的，是通过前赴后继的浴血奋战得来的。
虽然我军缺乏弹药，也很少神枪手，但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在付出了大量的牺牲之后，还是将不可一世的日军打趴下。
这就印证了那句话，非正义战争必败，正义战争必胜。
参考文献：《东南抗日根据地共产党人鲍志椿和王澄》启东党史办《中共启东地方史》
《东南警卫团的七任团长》2021-12-03《海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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