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风雨阴云，鼓浪屿的夜空总是晴朗澄净的。天上群星闪耀如钻石。有一颗星，或许不知道与它相距多远，又处于何方，但我们知道它被命名为“余青松”。

百年以前，当余青松穿行于鼓浪屿的小街幽巷，抬头仰望天上的星空时是否会想到，多年以后，一颗星星会以他的名字命名？

青年余青松（詹朝霞 供图）

早期求学足迹

1897年9月4日，余青松生于厦门，居住在鼓浪屿鹿耳礁（现鹿礁路）。据说他小时候就读于鼓浪屿养元小学，学校虽然由教会创办，但《四书》《五经》依然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用罗马字编印的《三字经》《字汇入门》《罗马字拼音》《算术》等也是主要科目。1925年寻源书院迁到漳州以前，养元小学的毕业生大多直接升入寻源书院，书院的课程增加了地理、天文、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内容。余青松可能就在这个时期接触到天文学，并产生了兴趣。

鼓浪屿寻源书院（詹朝霞 供图）

走出鼓浪屿后，余青松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北京清华学堂。1918年，21岁的余青松已经是清华学堂（现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的毕业生了。神秘而美丽的星空吸引着余青松离开家乡、走出国门。

据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记载，余青松先在美国里海大学攻读土木建筑学，并于1921年获学士学位；1923年，获匹兹堡大学天文学硕士学位，1925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简称加州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土木建筑、天文学、哲学，这些听起来毫不相干的学科，却为他以后建立中国第一个现代天文台奠定了重要基础。

“余青松法”

1923年，余青松在匹兹堡大学的阿利根天文台用76cm折射望远镜进行长时间的天文观察，撰写了论文《天鹅座CG星的光变曲线和轨道》，发表在美国的《天体物理学》杂志，引起天文学界关注。1924年12月到1925年6月，余青松连续7个月在加州大学的利克天文台观测了亮于4等的91颗恒星的131条光谱，除为之定标、归算外，还在“新光谱的轨迹”“宇宙光谱线的测定方法”等高难度研究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1926年，他完成博士论文《A型星光谱的氢连续吸收》。同年，余青松又创立“恒星光谱分类法”，这是一种新的测定A型星绝对光度的光谱方法，不仅很快在世界天文研究领域内被广泛应用，还被一些国家定为中学和大学天文学教学课程的必修课。该法被国际天文协会正式命名为“余青松法”，此时的余青松不过29岁。不久，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因其对世界天文学研究作出的卓越贡献，吸收余青松为该会第一位中国籍会员。

余青松（来源：福地炎黄）

1927年，而立之年的余青松学成回国。风华正茂的他应厦门大学之聘，出任天文物理系主任及教授。

1928年7月，余青松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在荷兰召开的国际天文学会。他卓越的才华引起了时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高鲁的关注，还邀请他到南京考察天文研究所以及讨论天文台的筹建计划，并表示希望将余青松调至南京。然而彼时正逢厦门大学季考之时，余青松未及深思便匆匆自南京返回厦门。

1929年5月，第四次太平洋科学会议在爪哇举行。受中国天文学会的委派，余青松以厦门大学天文物理教授的身份出席。他在会上作了题为《恒星光强度分配之研究》的报告。会后余青松参观了爪哇茂沙天文台，这个天文台虽小，仪器却是最先进的。他后来感慨道：“凡欲建立一设备完美，又适于研究之小天文台，应以茂沙为模范焉。”

1929年，高鲁出任国民政府法国公使之际，向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了余青松接任天文研究所所长，继续筹建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如此真诚的信任，余青松感怀于心。厦门大学聘期一满，他便于1929年7月即赴南京就职。对于这位三十出头便已闻名世界的年轻天文家来说，将要面对的，也许是他人生中最坎坷也最辉煌的一段经历。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门楼（詹朝霞 供图）

风雨紫金山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创建可以说是开时代先河。余青松一到任就致力于天文台的筹建工作。然而，建一座现代化的天文台谈何容易。首当其冲的就是天文台选址问题。

到南京实地踏勘后余青松发现，原来选定的台址——紫金山北高峰，其自然条件并不适合建造天文台。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余青松给“中央研究所”写了一封信，从地势、气象、交通、空气和光线等各方面论述了天文台选址南京或紫金山不合适。但让余青松始料未及的是，原本只是科学研究领域的问题却引来了一场科学之外的责难。南京国民政府表示“国立第一天文台必须要建在首都”，最终决定，将天文台建在紫金山北高峰，并且要求立即开工。

余青松对此非常不解，就去找蔡元培。蔡元培深知“今日之中国，政潮澎湃，国势动乱，一旦政局有变，只恐连这样的机会也将失去。要是这样，我国发源于先秦却衰微于近代的天文学，何日才能再谋发扬光大，期与欧美齐驱并进之？”“现在吾辈之行止，已不仅仅是斯台成败之所系”。因此，蔡元培虽然清楚建台紫金山的弊端，但仍然力劝余青松尽早将其建起。

20世纪30年代新建的紫金山天文台（资料图片）

万般无奈之下，余青松想到一个折衷方案，即：将天文台分建两处，一处依然原定计划在紫金山北高峰，将来侧重颁历授时和行星的观测研究；与此同时，还要在国内再寻找一处更为适宜的高山，他日可以此处对宇宙天体做全方位的探索。蔡元培同意了这个方案，但强调必须要等到紫金山天文台建成后方可进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人对谈次日，南京陵园管理委员会先以“有损国父孙中山陵寝形象和风景”为名，将高鲁已勘定的盘山路沿路线桩全部拆除，又以经费紧张为由，取消对天文台筑路费用的资助。来自各方面的变故和困扰，对于全情投入天文台筹建工作的余青松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未气馁，在亲自考察山北地形后决定放弃第一峰北高峰，而将天文台建在第三峰天堡峰。

余青松手绘的紫金山天文台规划图（来源：新华网）

台址选定，时不待人。余青松披挂上阵，亲自动手设计天文台图纸。早年在美国的土木建筑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学习经验在天文台筹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中央测绘局”借来了水准仪、经纬仪等测量器，带领工人上山测量、选线。余青松用时三天，以平板仪进行初步路线测量，又亲手绘制出此路的横断面图、纵断面图和平面图各一份。为了预防大雨冲击路面，他还在全路设计了八座大小涵洞。

可是他的设计图被有关方面认为太西洋化，与陵园的中式建筑风格不一致。余青松解释天文台必须要有能做360°转动的圆顶，而中式风格是在屋顶和屋檐做文章，圆顶不是中国建筑体制。陵园方面却坚称，天文台既然建在陵园范围内，外观建筑就必须与陵园保持一致。

好在这一问题并没有难倒余青松。他凭借在美国里海大学攻读土木建筑学的丰富经验重新制定方案，不久后便将一份“中式天文台”设计方案连同自己的土木建筑系学士学位证书一道交给陵园管理委员会，最终这一方案获得通过。

20世纪30年代的赤道仪室（来源：南京档案）

然而，由于经费短缺等原因，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建设招投标屡次失败。于是，余青松决定自己主持负责建筑工作，自备建筑材料，雇佣监工、账房、工头等，自建天文台。

1929年12月21日，筑路工程在漫天飞雪中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恶劣的天气给工程带来了不少困难，但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开工第二天，陵园方面即以“地近总理陵寝地”为名，严禁整个施工过程使用炸药，而手工开凿又极为不易，工期大大延长，直到1931年6月才完工。这条路是南京第一条盘山路，后来被命名为天文路。

由于经费有限，全台的建筑无法一次完成，只能分期修建。余青松就地取材，从打地基到砌墙面都采用天堡峰上那些质地坚硬的虎皮石。余青松他们还发现了一口太平天国时用的井，刚好解决了山上的吃水问题。正当天文台建设渐入佳境时，战乱灾害接踵而至，1931年8月11日，长江中下游发生61年未遇的特大水灾；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

20世纪30年代的变星仪室（来源：南京档案）

内忧外患，战事频仍，天文台的建设一再遭遇挫折。工程无法继续，余青松只好遣散全部工匠，只留下两名工人看守已完工的建筑。

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余青松也在苦苦探索一条科学救国道路。虽历千辛万苦，而终不言弃。他在1932年秋天的一次所务会上，慷慨陈词，表明心迹：“不，绝不能退却！正因为现在民族危难，国事多秋，此台更需要吾辈拼力去建……救国救民之道虽有多端，但从长远看，最重要莫过于教育，其中又尤以科学教育最为根本……”

1934年8月25日，几经波折的紫金山天文台终于落成。

1935年的紫金山天文台（来源：南京档案）

1934年9月1日，紫金山天文台举行落成揭幕典礼，揭开我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序幕。紫金山天文台融中西建筑风格为一体，造型美观，设计合理，成为南京市一大人文景观。山上主要建筑分为天文台本部、子午仪室、赤道仪室、变星仪室，以及大小宿舍各一，共6座。得益于匠心规划和设计，紫金山天文台建筑群整体布局既合理又美观，后辅以古天文仪器陈列室外，相得益彰，在国际上也颇负盛名。

1935年从北京搬来的古代天文仪器，简仪、浑仪等也一并安放在天文台上，紫金山天文台发展成了集古代、现代天文仪器于一身，“其建筑以及设备不独为我国最完备之文台，更可称为东亚的最新式者”。

紫金山天文台小赤道仪（来源：天文博物馆）

曾有一日本天文学家前来参观，诧异地发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在这个刚刚建好的天文台里都能找到。他热情洋溢地赞扬起自己的中国同行说：“日本目前还找不到一个有能力建出这样的天文台的人！”

紫金山天文台作为我国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台，是当时远东第一流的天文台，也是我国现代天文学的发源地，开创了我国现代天文学观测和研究的先河，被称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

凤凰山天文台

紫金山天文台建成不到3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紫金山天文台被迫内迁昆明，选址昆明东郊凤凰山。余青松再一次担当起重建天文台重任。他不袭成法，倾心设计，把变星仪圆顶设计得轻巧雅致。凤凰山天文台建有太阳分光仪观测室，变星仪室和图书室等，他也完成了在中国建造南北两大天文台的夙愿。

余青松建造的凤凰山天文台（资料图片）

凤凰山天文台落成之后，因南京与昆明的纬度之差，变星仪在昆明无法使用，余青松自己动手改造。1939年，中断了两年多的天文观测在新落成的凤凰山天文台部分恢复。他又亲自上阵，主持太阳分光仪的观测，每天上午下午各两次。由于昆明的观测条件很好，因此记录到大量关于太阳日珥、光斑、黑子的资料。余青松对资料进行了整理，每三个月编制一份报告寄到巴黎的《日面现象》杂志发表。在此期间，他还主持完成了1939年和1940年的国民历。余青松亲手绘制天文图像，使这种国民历既实用又美观，别有风格，广受欢迎。

抗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天文研究所迁回南京。上个世纪50年代凤凰山天文台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一个天文观测站，70年代扩建成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现在是中国天体物理学观测和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紫金山天文台（来源：福地炎黄）

虽然天文研究所因战事经历过两次大的搬迁，紫金山天文台和台上观测仪器损毁比较严重，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非常困难，但是天文研究所在天体物理方面还是开展了一些观测和研究：进行了三次日食观测，开展了两项国际联测项目。太阳分光观测是天文研究所开展最早、观测最系统、次数最多项目，也是中国天体物理学领域的一项开创性工作。造父变星的照相观测，拍摄的底片和结果汇总到美国哈佛天文台。凤凰山天文台时期开始了太阳黑子的目视观测，用海尔太阳镜观测过太阳色球现象，同时也进行过一些月球、行星、彗星、流星和新星等观测。

行星第3797号——“余青松星”

1940年3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病逝香港。同年底，余青松被免去南京天文研究所所长职务，仅聘他为研究员，薪水不变。余青松难以接受，于1941年离开天文研究所，在桂林及重庆从事光学仪器和教学仪器研制工作。

我欲九天揽日月，天不助我奈若何？余青松满腹才学无以发挥。1947年，他再度出国，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博尔登高山天文台、哈佛大学天文台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受聘于马里兰州胡德学院，兼任该院威廉斯天文台台长。余青松在胡德学院工作了12年，1070个学生亲聆过余青松的讲课。他对天文的理解与理想、热爱与热情渗透于12年中孜孜不倦的研究与课堂中。1967年，鉴于余青松出色的工作，胡德学院的学院年鉴《试金石》出版《余青松教授专号》，以表达学院师生对他的敬仰与惜别之情。

晚年余青松（詹朝霞 供图）

晚年的余青松仍对美丽而神秘的星空痴迷不已。与天文学家门泽尔合编的《恒星和行星观测指南》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包含了200多幅星图和插图，精美精微，别具一格。因此门泽尔在《天文学》一书中，称赞他是“艺术家”。

1978年10月30日，余青松病逝于美国。

1987年12月22日，美国哈佛史密松的橡树岭天文台发现一颗星等17.5的新小行星。1989年4月，《小行星通报》第14481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第3797号小行星系1987年12月22日在橡树岭天文台发现，兹命名为‘余青松’，以纪念这个美籍中国天体物理学家（1897—1978）。”

余青松成为第四个冠名小行星的华人。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广袤宇宙的，好奇与幻想从未停止。在余青松看来，天文学给人类思想一副“望远镜”，启示着人类行进的方向，如此美丽又如此神秘，令人如痴如醉。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从鼓浪屿走出的天文学家，何时梦回故里？

厦门星空（来源：厦门晚报）

参考资料： 1. 江晓原、吴燕：《紫金山天文台史稿——中国天文学现代化个案》（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2） 2. 刘绍唐：《余青松》（《民国人物小传》刘绍唐主编） 3. 龚树模：《紫金山天文台创建者——余青松》（《百科知识》1980.5） 4. 朱质：《解放前鼓浪屿的教育概况》（《鼓浪屿文史资料》第9辑） 5. 常家祜：《林语堂曾就读的寻源书院》（《鼓浪屿文史资料》第8辑） 6. 《厦门市志·卷五十——人物》（上）

来源：“学习强国”福建学习平台 编辑：张浩明 校对：王国栋 校审：叶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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