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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随着安定刘氏天下的战略推进,早在高帝刘邦时期已经进行了一系列针对南越的战略布局,并逐渐形成体系

简化问题 抚恤人心

刘邦诏赐南越王是在汉高帝十一年(前196),此前的五年忙于楚汉等争夺战,后六年忙于剪灭异姓诸侯王。但实际上,刘邦从高帝五年(前202)就已经着手为解决南越问题做准备。高帝五年十二月楚汉战争以胜利结束,随即开始统治区域内外的经营和布局。

其次,通过建构起“诛暴秦一有功”的主流话语从而形成对南越舆论上、心理上的压力。五年春正月诏“故衡山王吴芮”“故粤王亡诸”都强调其在秦末战乱中“佐诸侯,诛暴秦”、“佐灭秦”的情况,联系到陆贾说服南越臣服时,提出其罪责之一就是“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诛暴逆"。

可见,刘邦早已经建构起“诛暴秦一有功"才能立为王的主流话语,从而对“不助天下诛暴道”的南越构成舆论和心理上压力。

最后,岭南三郡划归长沙王,将南越问题降低为区域问题。尽管这时的南越已称王,但刘邦仍将三郡划归长沙王领域范围,正如学者指出的:“高祖虚封吴芮领长沙等五郡,是让吴芮自己解决。

这就将南越“国”的问题主动降低为汉政府范围内的区域争端问题,无形中降低了其心理期待。不仅构成对南方越地的包围之势,而且为将来诏降南越尉佗为南越王奠定了心理基础。

以礼统治 改变身份

待到时机成熟后,刘邦汉政权是以非常正式,规范的高度权威之礼仪秩序将南越纳入汉王朝身份秩序结构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以诏书的形式通令全国。在刚完成了剪除内部异姓诸侯王的谋反之后,刘邦即于十一年五月,立即下诏并派陆贾劝降南越王赵佗。

诏是最高统治者发布的命令,不仅是国家正式特定公文,还代表着最权威的王言和政治上的认可。用“诏”的形式,布令全国,既表达了刘邦汉政权对尉佗治理南越功绩的认可与赞誉,体现了“南粤王”这一称号的尊贵,同时也让天下人都知道南越俯首称臣的事实。

其次,授玺绶加强权威和仪式感。据文献说载,在接受“南粤王”称号的过程和仪式细节上还有值得注意之处,即册封仪式中的重要环节--“使陆贾即授玺绶”

“使陆贾”所授的“玺”和“绶"乃是册封诸侯王的重要标志性物品。“南粤王”应该也有与自己的称号和身份相称的玺绶。《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诸侯王“金玺整绶,掌治其国”。《汉旧仪》曰“诸侯王印,黄金橐驼纽,文曰玺,赤地绶。”“玺者,印信也。”

尽管西汉初年的绶带形态尚不固定,但不同等级的印绶应标志着身份地位的差异,诸侯王玺印绶无疑是身份权力的标志和象征。为突出“南粤王”这一称号的尊贵地位,汉代初年刘邦政权即实施非常隆重的册封礼仪

从汉代其他场合的册封礼仪看,刘邦时期或许也应对具体的礼仪仪节,参加者及其方位、服饰,具体的读册、授玺等仪式细节亦有一定规范,通过国家和皇权所认可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册立,表面上以荣显之,实际上亦是对所封对象的政治约束

再次,剖符为信和保持通使及贸易等关系。南粤王接受王号后,与汉朝建立起较为紧密的联络,除了必要的以尊显为目的的仪式外,还要剖符为信及与汉朝之间保持通使和贸易往来的关系。

最后,划定了区域疆界范围。西汉时期,在封诸侯王的仪式过程中还要对其所辖控的疆界范围进行划定和明确,这是册封诸侯王礼的重要内容之一。据《史记·三王世家》载:“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

所谓“奏舆地图”即通过勘验地图来明确疆域范围。尽管这是汉武帝时期立其三子为诸侯王的资料,但封王这么重要的仪式不应有大的变化,汉初高帝时期封王亦应如此。从《史记·南越列传》所载“与长沙接境”,可见,当时亦对南越王的具体疆界范围进行了确定。

军事制衡 控制地缘

南越称臣后,刘邦进行了系列布局防范南越王。促使刘邦防范南越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南越虽然纳贡称臣,但从陆贾出使南越时尉佗所言“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来看,尉佗难保没有代汉之心,这一点刘邦应该也是非常清楚的。

二是异姓诸侯王的接连反叛,促使刘邦对所有的诸侯王力量的不信任感上升。刘邦十年(前197)九月,北方有代相国陈豨反叛,十一年春正月,淮阴侯韩信谋反长安·三月·梁王彭越谋反“东击杀荆王刘贾,劫其兵,度淮击楚,楚王交走入薛”。

刘邦刚平定北方局势,南方又陷入危机。这些反叛虽最终被平定,但带来的心理阴影势必影响刘邦接下来的举措。

三是淮南王反叛后继之的刘长过于年幼尚无法独当一面。汉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汉帝国南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

此时,南北都陷入反叛,局势极不稳定。淮南拥有九江、衡山、庐江、豫章四郡,非常有实力。淮南王的反叛影响较大,平定淮南对稳定南方乃至全国的局势皆非常关键

所以刘邦首先启用对淮南形势熟悉的“有筹策”的尹薛公,然后“诏王、相国择可立为淮南王者,群臣请立子长为王”,立当时只有3岁的刘长为淮南王。

刘邦花了大约两年时间才终于将淮南王击败,平定了反叛。淮南王反叛的解决,使南粤王成为下一个被拉拢和防范的目标,由此刘邦在地缘政治战略上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围攻之势的调整和战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