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中旬，那会儿津浦铁路边上有个叫桃山集的地方，一支才拉起来没几天的游击队，冷不丁撞上了一份天大的"家业"。
这份"家当"有多厚实？
咱们来盘盘道：
一把装满子弹的十响驳壳枪，那是德国造的"盒子炮"；
一挺捷克式轻机枪，旁边还得加上两个备用弹匣；
一门82迫击炮，外带三发炮弹，这可是重火力；
十几杆捷克式步枪，成色那是相当好，膛线都没怎么磨过，一看就是七八成新的样子；
剩下的就是几十条子弹带、几百发黄灿灿的子弹，几把明晃晃的大刀刺刀，外加几十颗济南兵工厂出品的"平头"手榴弹。
这批货要是扔到当时的黑市里，光那一挺机枪，换回来的金条能把人压死；随便挑杆好枪，换几十块现大洋跟玩儿似的。
可这帮人拿下这批顶尖装备，掏了多少本钱呢？
一锅热乎乎的鸡蛋汤，几篓刚出炉的烧饼，外加几十套老百姓穿剩下的破衣裳。
咋一听，这生意亏得连底裤都不剩，简直是胡扯。
可要是搁在那个节骨眼上，这笔买卖对双方来说，都是为了保命做出的最精明算计。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几天。
那阵子，徐州那边的仗打完了，国军的大部队一股脑往南撤。
主力是跑了，可战场上甩下了不少溃兵。
这帮人建制都被打散了，就像后来村里那个叫孙某的老人跟晚辈描述的那样：那是1938年5月半，零星的散兵游勇正玩命往南边钻。
那一小股摸到桃山集东头的国军士兵，大概十来个人，眼看着就进了死胡同。
领头的是个连长。
他们这会儿卡在铁路东边，要想找西边阜阳的大部队归队，这条铁轨是必经之路。
麻烦就麻烦在，日本人早就把铁路给占了，各个路口设卡子，瞪大眼睛专门抓这种落单的兵。
这时候，摆在这个连长面前的路就两条。
头一条路：硬冲。
这帮人手里有重机枪、有小钢炮，火力确实不赖。
可枪声一响，车站里的鬼子立马就能围过来。
就算能拉几个鬼子垫背，这十几个弟兄最后肯定都得撂在铁道旁。
第二条路：分散开，乔装打扮溜过去。
这就得舍得下血本——手里的家伙事儿不能要了。
当兵的丢了枪，按律当斩。
可在眼瞅着要没命的时候，军法哪还管得住求生的本能？
当这帮人灰头土脸、饿得前胸贴后背出现在村口时，老乡们的话说得很直白：想过铁路？
穿着这身皮肯定没戏，带着家伙更是找死。
车站全是鬼子，想活命就得换上咱老百姓的便衣。
这儿有个要命的坎儿。
对这帮大兵来说，交出枪不光是卸了武装，更是把脑袋别在了陌生村民的裤腰带上。
万一村民拿了枪，反手把他们卖给日本人邀功咋整？
那连长犹豫半天，最后牙一咬，认了。
让他拍板的，不光是那几口救命的热汤和烧饼，更关键的是村民给支了个绝招——装成修路队。
老乡们从家里翻出了铁锹、洋镐、抓钩。
这些农具那是最好的掩护。
当时的保甲制度下，地方上派壮丁修路是常有的事。
村民拍胸脯保证带他们过线，借口都编圆了：就说是保长派去修路的苦力。
这招确实高，因为日本人也得维护铁路通车，瞅见修路的劳工，一般不会死盯着查。
于是乎，买卖成交。
大兵们扒下了军装，村民们把这些容易露馅的制服塞进灶膛，一把火给点了。
这不光是为了消灭证据，更是为了断了这帮兵的念想，逼着他们只能硬着头皮演好"修路工"。
灶膛里的火苗子，烧光了他们作为军人的最后那点面子，但也换来了一条活路。
十几个汉子扛着洋镐铁锹，跟着老乡有惊无险地穿过了封锁线，奔着阜阳方向找队伍去了。
这一头，国军连长来了个"断臂求生"；而在另一头，桃山集的老少爷们面临着一个人心的大考。
一堆捷克式步枪，还有机枪和迫击炮，就这么堆在村当街。
村里立马冒出两种动静。
一种是眼红想发财的。
有人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这可是天上掉馅饼！
一支钢枪黑市上几十块大洋，这批货要是脱手，全村人好几年吃香喝辣。
在那个兵荒马乱、饿殍遍地的年头，这笔横财太诱人了。
另一种动静，则是明白人的远见和那股子家国义气。
马家的亲戚孙某带着几个长辈把大伙给拦住了："卖个屁！
咱把家伙送给游击队打鬼子去！
这话背后，其实藏着大智慧。
头一个，怀璧其罪。
桃山集离鬼子据点这么近，就在眼皮底下。
村里藏着这么多军火，万一走漏了风声，或者出了个汉奸告密，全村老小都得遭殃。
日本人杀人可不听你解释枪是哪捡的。
再一个，卖枪是能换钱，可钱买不来命。
把枪给游击队，既是帮了抗日，也是给村子找了个硬邦邦的靠山。
事实证明，这步棋走得太对了。
游击队的人没多久就到了。
瞅见这批武器时，那表情跟见了鬼似的，下巴都快掉地上了。
尤其是那挺轻机枪和那门炮，对于一支刚搭起台子、"穷得叮当响"的队伍来说，这哪是雪中送炭，简直是一夜之间鸟枪换炮，变成了主力团的配置。
那十几杆步枪清一色的捷克式，甚至那几十颗手榴弹都是济南造的"平头货"——这种雷装药足，炸起来动静大，是当时国产手雷里的尖货。
这时候出了个挺有意思的插曲，能看出当时游击队跟老百姓是个啥交情。
游击队带头的激动得不行，拉着乡亲们的手直道谢。
可他又一脸难色，因为来得急，兜里翻遍了也就五十块大洋。
对着这批价值连城的军火，五十块大洋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可游击队还是把这钱掏得干干净净。
给了小饭馆掌柜三块大洋，算是抵了鸡蛋汤和烧饼钱；剩下的钱，全分给了那些从自家翻旧衣裳给大兵换装的乡亲。
起初，大伙死活不要。
老百姓的心思很实诚："东洋鬼子欺负咱，中央军打鬼子，帮他们过路是应该的。
把枪给游击队打鬼子，那是咱分内的事。
但游击队负责人的账算得明白：乡亲们又是出工又是出力，开饭馆的赔了本钱，拿衣服的损了自家东西。
支援抗日是情分，但不能让老百姓吃亏是本分。
这五十块大洋，虽然买不下这批军火，但买下的是"规矩"和"人心"。
那一天的桃山集，发生了一连串看起来都不按套路出牌的事儿：
国军为了活命，把吃饭的家伙扔了；
村民为了抗日，把到手的泼天富贵推了；
游击队为了纪律，在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非要给钱。
回过头来琢磨，这其实就是抗战时期底层社会的一个缩影。
那个连长虽然丢了枪，但带着十几个弟兄活着回到了部队，留住了打仗的种子；
村民们虽然没发财，但把烫手山芋送出去消了灾，还跟抗日武装结下了过命的交情；
游击队虽然掏空了家底，但换来了一个加强排的火力，从此有了在铁道线上跟鬼子硬碰硬的本钱。
在那个乱世里，人人都在算账。
可到头来能活下去并且笑到最后的，往往是那些算大账、不算小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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