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你要是站在河北临漳和魏县交界的那条土路上,保准能瞧见一帮赶着牲口的汉子。

这帮人浑身又是土又是泥,牵着驴、赶着骡子,跟咱们印象里的庄稼汉没啥两样。

碰上伪军设卡查岗,他们也不慌,一脸讨好地递过去一根烟,再用一口地道的土话跟大兵们磨磨牙,讨价还价一番。

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为了口吃的,倒腾点牲口生意太常见了,谁也没心思多瞅他们两眼。

可要是真有人把这帮人的底细给刨出来,或者是把那牲口肚子里藏的东西给翻出来,那绝对能吓出一身冷汗。

这哪是什么做买卖的,这是一条给冀南游击队输血的“地下大动脉”。

领头那个看着不起眼的汉子叫杨魁元,真实身份是临漳县游击队的副指导员。

他们这帮人干的,说白了就是一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特殊物流”。

咱们看打仗的历史,光盯着两军对垒、炮火连天看,其实容易走眼。

把镜头拉近点,去翻翻游击队的账本,你才会明白,真正的战争艺术,有时候就藏在这些柴米油盐的算计里。

那时候日子苦啊,游击队面临的是个死结:手里没枪,兜里没钱,这队伍怎么带?

这仗怎么打?

杨魁元领着大伙,硬是用两年功夫,琢磨出了一套绝处逢生的法子。

这套路里头,有三步棋走得那是相当惊险,每一步都跟走钢丝似的。

先说这第一步棋:家伙事儿从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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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临漳县的环境恶劣得很,游击队缺枪少弹,就像人失血过多,眼瞅着就要晕过去。

摆在桌面上其实就两条道:要么抢,要么买。

要是让你当这个家,你咋整?

去抢吧,听着是提气,可代价太大。

游击队本来人手就紧,为了夺条枪,搭进去几个弟兄,这买卖亏得慌。

再说了,你老去捅马蜂窝,敌人肯定得疯了似的报复。

这时候,晋鲁交通总局的两位当家人——裴敬斋和夏炳兆,脑子转得快,给杨魁元他们指了条明路:别打了,花钱买。

这背后其实是一笔精细账。

两位领导的意思很明白:发动群众,去跟那些土匪、汉奸、甚至是地主老财做交易。

咱们买过来一颗子弹,敌人那边就少一颗。

你琢磨琢磨这个理儿:要是战场上硬抢,敌人减一,咱们加一,里外里差二是没错;可要是买呢?

敌人照样减一,咱们照样加一,虽说花了钱,可弟兄们不用流血啊。

再说了,1945年那是啥光景?

日本鬼子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那些伪军土匪心里都长草了,手里的枪这时候不是护身符,那是换以后活命钱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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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甚至连指导价都给算好了:一支枪,这就给600到850块日票。

这价钱定得那叫一个准。

虽然那时候钱毛得厉害,但这几百块对于下层的伪军混子来说,依然是一笔能拿回家过日子的大钱。

杨魁元回了香菜营,立马把李大玉、韩忠、杨学义这些村里的骨干都叫来。

没多大功夫,一张看不见的大网就在临漳和魏县铺开了。

紧接着是第二步棋:怎么把货运出去?

买了枪不算完,关键是你得运走。

这就跟现在你买了违禁品,怎么过安检一个道理,甚至比那还难十倍。

枪得送到运河东边的解放区去,这一路上炮楼林立,哨卡密密麻麻。

杨魁元他们想了个绝招:用红薯。

这可不是瞎选的。

红薯个头大,长得歪瓜裂枣的,往车上一堆,缝隙特别多。

再加上那会儿满大街都是拉红薯的大车,哨兵天天看,眼都看花了,根本懒得细查。

他们就把自己打扮成运粮的,把枪拆散了,往红薯堆深处一塞。

这招“红薯战术”,硬是把最难的东行路给打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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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绝的还在后头,也就是第三步棋:这钱怎么转回来?

大伙别忘了,买枪得花钱啊。

钱是上头给的,可你怎么把这笔巨款从解放区带回敌占区?

你想想,几个一身土气的农民,赶着空车往回走,要是被伪军拦下来搜身,怀里揣着成千上万的钞票,傻子也能看出来这几个人有问题。

在那种地方,身上带大钱本身就是罪过。

这时候,杨魁元展露出了做生意的天才。

他的法子是:钱不带,带牲口。

在解放区交了货,领了经费,他们转身就去集市上,把钱全换成驴、骡子。

这一转眼的功夫,身份就从“卖红薯的”变成了“倒腾牲口的”。

这招简直绝了。

一来,牲口是活物,值钱还合法,农村倒腾这个的多得是,没人起疑心。

二来,赶着牲口过关卡,比揣着钱安全多了。

伪军可能会顺手拿你只鸡、摸你包烟,但他总不能顺手牵走你一头驴吧?

那是大件生产资料,就算是二狗子也不敢随便动。

等回了老家,把牲口往集上一卖,钱变现了,又能开始下一轮收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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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流程:拉着藏枪的红薯去解放区,领了钱买牲口,赶着牲口回敌占区,卖了牲口再买枪。

这哪还是游击队啊,这分明是个懂金融、懂物流、还懂心理学的跨国贸易公司嘛。

这么折腾两年,效果咋样?

数字摆在那儿呢。

杨魁元这个小组,硬是收上来四十多支长短枪,子弹好几百发。

四十支枪,在正规军眼里可能就是个排的装备,不起眼。

可对于在敌后苦苦支撑的游击队来说,那是四十个能喷火的家伙,是四十条命啊。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做买卖”的路子,把各色人等都给调动起来了。

有个叫张国顺的,他儿子是游击队,他自己明面上是棉花交易市场的经纪人。

趁着棉花市场人多嘴杂,三教九流都有,这老爷子利用“职务之便”,一个人就搞到了十支大枪,还有不少手枪和子弹。

光靠打仗缴获,哪能这么容易?

还有个叫杨学义的更猛,这哥们直接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了。

他混进了伪军队伍,一边给那个叫王振江的伪军头子拆台,一边利用战友关系做买卖。

你脑补一下那画面:白天大家称兄道弟,晚上杨学义悄悄凑过去:“兄弟,最近手头紧不?

把你那烧火棍卖了换俩钱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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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渗透,比直接开枪还让敌人害怕,因为这是从根子上把队伍给烂掉了。

杨学义一个人就倒腾出来六七支枪。

现在回过头看这段往事,最让人佩服的不是多惊险,而是那种“活人不能让尿憋死”的劲头。

1945年那会儿难不难?

难到了家。

缺枪不?

缺得要命。

可杨魁元他们没坐那儿傻等上级发枪,也没愣头愣脑去送死。

他们把打仗变成了生意,把封锁线变成了运输线。

用红薯运出去的是战斗力,用牲口牵回来的是救命钱。

这种智慧,早就不止是军事那一套了。

它告诉咱们一个理儿:只要心里那股劲儿在,脑子动到了极致,就没有什么墙是翻不过去的。

管你是炮楼还是封锁,在这一车车红薯、一头头骡子的流转里,都成了游击队壮大的背景板。

咱们常说人民战争,不光是因为人多,更是因为不管你是卖红薯的、贩牲口的,还是在棉花市上吆喝的,都能在自己的地盘上,找到把敌人防线捅个窟窿的法子。

这就是历史最有意思的细节,也是咱们能赢的根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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