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元旦刚刚过去，在国足友谊赛1-2不敌中国香港的背景之下，中国足协又官宣了三项新政策：24-28赛季放开球队冠名、有条件放开异地搬迁，以及增设外援出场名额。我们对于中国足协的朝令夕改早已司空见惯，不过这次的新规倒真不是“一拍脑袋”的产物，而是迫于中国职业足球恶劣生态所做出的妥协。
首先聚焦俱乐部冠名问题，2020年12月14日，中国足协发布了《关于各级职业联赛实行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的通知》，开启了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名称中性化改革。从长远来看，名称中性化政策能够帮助俱乐部重塑品牌文化，这也是中国职业足球或早或晚必须迈出的一步。但很显然，对我们来说这步子卖得有点大，扯到了要害。金元足球的泡沫被戳破，这里没有豪门，只有暴发户，完全是依附于幕后企业而存在，中超恢复了它原本的十八线面目。
其实球队就是一家门面店，欧洲豪门大多皆为百年老店有口皆碑，而我们这里的店面普遍风水不好几经易主，也就毫无底蕴可言。每当幕后资本更迭，俱乐部就得随之改名。以天津津门虎为例，从93年进入职业化开始，球队曾先后被冠以三星和泰达之名，其中泰达时代长达22年(1998-2020)，期间也不乏康师傅等资本的入局。直到2021年更名为天津津门虎，泰达控股退出了俱乐部运营。津门虎算是幸运的，毕竟在中国足球的大环境下能够一直活着就已经不易了，而他们还从未降级，始终征战于中超赛场。
天津足球曾经也是有德比的，可惜天海就没有津门虎的幸运。事实上，天津天海最早的前身是呼和浩特滨海，由呼和浩特市体育局和天津滨海集团共同组建。2007年，俱乐部迁址到天津重组，更名为天津松江，2015年夏天又进入了权健时期。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成也权健，败也权健，球队更名为天津天海短短一年后便宣布解散。近年来，类似于天津天海这样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消亡不胜枚举，足协也是意识到了生存是第一需要，是发展的前提，终于采取措施。在保留俱乐部中性名的前提下放开冠名，简单来说就是允许球队冠名，冠名方式例如“北京国安XX队”、“上海申花XX队”。需要注意的是，“XX”不能是俱乐部股东的字号或商号，只能从外部接受赞助商的冠名，且冠名不能包含商品服务类别和组织形式。
从疯狂冠名到名称中性化再到如今的“适当冠名”，这是足协在探索道路上吃一堑长一智后的折中。要知道，曾经的中超球队们别说改名了，甚至连“姓氏”也能说改就改，这就牵涉到这次新政的第二个举措——放开异地搬迁。
有这样一支球队，95年成立于上海浦东，在本土经历了中远汇丽、中远三林和永大时期，06年主场搬到陕西西安，又经历了西安浐灞国际和陕西宝荣浐灞时期。2012年南迁贵州贵阳摇身一变成了贵州人和，2015年末入驻首都又成了北京人和，2021年更名为北京橙丰，但没能获得职业联赛准入资格，现已解散。事实证明，三姓家奴的球员可有成就，而扮演“流浪者”的球队却很难善终。
2016年1月，足协开始禁止俱乐部跨协会转让，原本是一项有利于足球文化健康发展的政策，却切断了许多俱乐部的自救之路。相较于保留俱乐部中性名放开冠名，放开异地搬迁才是真正令人无奈的举措。中国职业足球想要生存，现阶段就不得不妥协，哪怕是原则上。而这项政策最直接的受益人当属城市足球集团旗下的四川九牛，他们上赛季刚刚冲超成功，一直苦于主场搬迁无门。九牛去年错过了湖南长沙，但如今有机会迁至深圳，得到后者许诺的6000万欧元补贴，也能填补降级的深圳队留下的顶级联赛空位，似乎是双赢，共筑只有四川球迷受伤的世界。
在这次的新政中，外援政策从“7-6-5-4”到“7-6-5-5”，也就是登场最多4人变为了5人，但在工资帽的限制下，中超已经没有真正的大牌外援，因此这项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最主要还是另外两点。1994年，中国足球甲级联赛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足球正式进入职业化阶段。然而中国足球职业化29年以来却俨然一场声名狼藉的闹剧，在我们呼唤国家队崛起的同时，首先要叩问中国足球，真的达到职业标准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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